推荐说明
BY 黄敬斌老师
1、荐书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中国古代史”这么大的范围荐书就更是如此，因此本书目必然挂一漏万、师心自用，识者鉴之；
2、我以为，“入门”不是浅显与空泛的代名词，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的“入门”应从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来考虑，因此，本书目不包括任何教科书、普及读物性质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题史著作；
3、至于“经典”，似乎应当是年代久远的东西。我则以为，学术研究整体上是进步的，后胜于前的（当然确有例外），而且从今天的“经典”出发，容易追溯到过去的经典，反之则未必。因此，书目中大多数著作是近三十年出版的，有些且相当“新”，但我以为它们确实都是非常出色的史学论著；
4、目录中列入的都是现代学术著作，这绝不是说历史文献不重要，相反，在了解学术史和研究动态的同时，广泛阅读史料文献，是史学训练都要硬的两手；
5、每部著作的出版年份，后加括号者，系该书的初版年份，各部分列举的书目排列，即以此初版年份先后为序，另“经典”的现代版本，每有多种，不必局限于此处所列；
6、简短的推荐语，是我希望你们读到、并进一步去扩充阅读的方面，当然，也许失之偏颇，仅供参考。
第一部分：方法及通论
《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1980）。
历史学是实践的学问，“方法”云云，多要从研究实践中才能得到切实的体会。陈垣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历史系学生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课上所用的研究“实习”范本后来编为这样一部小册子。初看书中的内容不过是些琐碎的考证，但正是从这些“小”题目的工作之中，我们得以体会史学方法的精神真义：“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81、1985、1992）。
“三书”者，《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是严耕望先生晚年对毕生治学经验的总结，也可当作先生的学术自传来读。书中条分缕析，对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方法要义、注意事项、以至个人感想作了朴实细致的解说，生动反映出先生踏实严谨、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940）。
中国历史不是王朝兴衰史，而且，既然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某个“主体民族”的历史。对于历史上位居王朝周边的人群和族群，过去和现在国内学者的关注均不够，即有所关注也只是视之为中原王朝的附庸。正因为如此，拉铁摩尔这部写于20世纪上半叶的著作，今天读来仍足以发人深省。当然，对于今天海内外游牧文化、内陆亚洲及其他族群、族际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本书始终是具有开拓意义的经典。
[日]佐竹靖彦主编：《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日本汲古书院，1997。
这套书包括四册，中译本如下：《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13）。每册均汇集了日本中国史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就各个时代的具体研究领域撰写研究评述、概要和回顾，对于了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已经不是最新的）非常有益。
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06）。
任何一个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历史系本科生，首先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以之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开端。“封建”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被故意误解、然后滥用了的（冯天瑜教授委婉地称为“泛化”了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上深刻地体现出以意识形态钳制学术研究的灾难性后果。本书不仅是一篇全面深入的学术史考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剂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良药。
[美]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虽然不推荐教材，但似乎仍应有一部接近“通史”题材的著作。本书具有“通史”的外貌，却非一般意义上的通史，它不关注帝王将相，不求面面俱到，不讲故事，几乎不谈政治和军事，而是围绕着经济、技术、宗教、思想、文化、日常生活、对外交流等方面，勾勒中国“历史文化”或曰“文明”的发展变迁，颇有年鉴学派“中时段”历史的意蕴。
第二部分：分期
/上古/
顾颉刚等主编：《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26-1941）。
《古史辨》七大册，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早期丰碑，也是中国学者冷静思考本民族历史文化与历史观的杰出尝试。后人对疑古学派有诸多批评，甚至彻底的否定。毋庸置疑，书中的不少观点和论证过程在今天看来是粗糙的、需要推敲的，但重要的却是“怀疑”的精神，我甚至认为，这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素质和特性，哪怕面对“伟大的民族历史”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书从未再版。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997）。
“汉民族的形成”曾经是建国初期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王明珂教授的这本书将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关于“民族”的深刻思考介绍到中国民族史和上古史的研究之中，其意义十分重大。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一切历史记载和历史资料均视作“社会记忆”，即便是“科学”的考古资料，也绝非“客观存在”，因此，现代中国考古学关于早期民族起源的探索被作者犀利无情地一一解构，请首先从“怀疑”精神上来理解这一点。
[美]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06）。
李峰教授出身于中国的考古学界，1990年后相继留日、留美，是新一代旅美学者中的佼佼者。本书及其姊妹篇《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三联书店，2010）代表了西周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利用“西周当代史料”即青铜器铭文，而不是传世文献来还原周代的历史事件和制度结构，是这两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和成就。
[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010）。
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木牍材料新发现的消息不绝于耳，确实是上古史研究者的幸事。本书是日本学术界利用简牍文献研究汉代行政体系和制度机制的较新成果，被业内人士戏称为武道高深的“北辰一刀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在简帛文书研究领域内具有领先优势和国际声望。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
读辛德勇教授的论文是一种享受，他的选题似乎都很“小”，然而对这些“小”问题的处理却体现了高度的实证主义精神。通过史料的校读、条辨、分析、比勘，以卓越的史识驾驭，将一些初看云山雾罩的问题抽丝剥茧般考证清楚，他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又一个“史学方法”的典范。“史学就是史料学”，然而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史料学”不过就是“搜集整理”而已，那就太小看这门学问了。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
上古史研究的书目推荐不应该缺少考古学人的身影，然而正如前述王明珂的著作所显示的，当前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正面临挑战。相对于动辄砖头般的考古发掘报告，《何以中国》只是一本小书，却集中体现了中国考古学人对挑战的思考和回应。作者是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专业对口，文笔生动，使本书成为一部难得的可读性强的考古学著作。
/中古/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1946）。
在三联这套文集的封面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可说是陈先生留给当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遗教。正是因为陈先生这样不世出的大家的影响和提倡，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成为较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史学领域。本书撰成于抗战年代先生陷于贫病、资料遗失的困顿之时，但要列举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很少有人会反对提名这本书。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955、1959）。
唐长孺先生是20世纪中期人才辈出的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这两部论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借用这一版本“前言”中朱雷教授的评价，这些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所未发或悬而未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得出一系列极富启迪性的权威结论，而且开辟了一大批颇具研究潜力的新课题。”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1976）。
唐长孺先生后来写了“史论”性质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史论”并不是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专长”，日本的历史学家据说以文献与考证见长，其实在中国史领域里，他们“宏大叙事”的史论著作也比比皆是。谷川道雄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发展的史论包括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在这本书中，谷川氏论证的则是中世“豪族共同体”理论。将他的论与中国学者的论比较一番，会是饶有趣味的。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2001）。
以内容而论，本书关注了一个重要问题：外来文明，尤其是中亚粟特文明，对中古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有多大；以资料与方法而论，本书长于利用出土文献及器物、图像资料，精擅中亚、南亚多种历史语言资料的对勘，代表了中古时代研究的一种典范；以学术而论，书中所收论文在每一个细节、局部对海内外研究史和前沿动态的充分掌握、消化和回应，为“学术规范”一词下了最好的注脚。
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列入本书的理由有二：一、荐书人对本领域不熟悉，阅读量有限，捉襟见肘之际只好把目光投在身边了；二、应该是更重要的，“余欣教授和他的朋友们”努力数年的这个研究班，是本系近年学术成长最重要的表现（要不要“之一”呢？），作为历史系的新生，有理由对本系的学术力量和成就加深了解、建立偏爱。
/宋元/
[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988）。
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各个时代都存在转型说：春秋战国、两汉之际、魏晋南北朝、中晚唐、唐宋、宋元、元明、晚明……，刘子健先生在本书中阐述的则是两宋之际中国文化的转向。而且，南宋王朝“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其中关键一点是新儒家“转向了内在”。乍一看，这似乎不过是传统的“宋代以后停滞论”的翻版，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展开的分析，较传统的社会经济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012（1988）。
思想文化史上的宋代转向内在，经济史上的宋代却焕发生机、孕育革命。斯波义信教授的这部名著既延续着日本学界注重实证的传统作风（看看书中所附的几种临安城市地图即可有生动的感受），又吸收了“美式”的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施坚雅的理论。当前海内外江南研究的时代重心无疑是明清，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只有了解并理解了宋代的江南经济，才能给予明清江南经济以合理的定位与评价。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2002）。
本书最初只是余英时教授为某版《朱子全集》作的序言，当然，最后写成1000多页的大书，也就没法当序言用了。这一鸿篇巨制从对宋代道学的思想史研究出发，关心的却是政治史问题。“士大夫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背后，不难看出钱穆先生关于士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对皇权具有制约作用的看法。本书艰深不好读，但一定值得读。
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又是“政治文化”，但时代来到蒙元，问题的焦点就有所变化。长期以来，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大舒服”的存在，在传统的民族史观下也是一个常被误解的时代。当今蒙古史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姚大力老师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这本论文集因此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从蒙古的或“内陆亚洲”的视角看待蒙元制度与政治变迁，详析蒙制与汉制的冲突与调适，客观评价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明清/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92）。
今天的明清史研究中存在一个“华南学派”，科大卫在他自己的书里说，他要鸣谢“一小群在香港与内陆的朋友，他们把田野调查视为历史学家的家常便饭”，这大概是对这个学派一种最简单的概括，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是他列出名单中的一员。本书研究福建的传统宗族社会，是华南学派最早的代表作之一，2001年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这可不是今天官方“学术外译”达成的“政绩”。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
一本研究鸦片战争的书出现在“古代史”的书目中，也许会引起异议，但是别忘了，我们是在“明清”的目录之下，而鸦片战争当然是清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以下问题：其一，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其二，王朝体制与现代国家的差别；其三，东西方世界观念的距离。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中国（古代史）的特质，当然至关重要，它们并不是只在“崩溃”时存在，但确实只在“崩溃”时才尖锐地浮现出来。本书作者是当今近代史研究的巨擘，读他的书能让你收获良多。
[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周卫平译，2009（1998）。
“新清史”的争议一波又一波，方兴未艾。这种争议在多大程度上是学术性的，多大程度上其实是民族主义情绪和现实政治因素的折射？实在很难说，族群、认同这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还是过于陌生而敏感的。无论如何，评说一本著作、一种学说，必须在对其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惜乎“新清史”的代表作，至今大部分只能去啃外文。因为同何炳棣的著名争论，本书作者可被视作“新清史”的旗手之一，如果你对“新清史”有想法，首先静下心来读读这本书再说。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江南——今天的苏南浙北，是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明清史研究的热点区域，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樊先生曾在1990年出版过《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本书是他在这一领域内进一步思考、探索的成就，堪称江南市镇研究里程碑式的总结之作。本系明清史学科以江南研究为核心，正是从樊先生的努力耕耘开始奠定的。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
近二十年中，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群中青年学者为核心，兴起了一股明清社会文化研究的热潮。他们的志向是摆脱过去宏大叙事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关注日常生活、物质文化、休闲娱乐、民间信仰、社会风尚等等问题。巫仁恕研究员的这部著作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出版不久，在士大夫消费文化及晚明社会风尚等领域的研究中，已具有经典意义。
第三部分：其他
/重要的中文期刊/
《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文史》，中华书局出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
《新史学》，台湾《新史学》杂志社主办。
《唐研究》，唐研究基金会主办。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
《史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本人研究领域：明清经济史/
[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1958）。
这是永远只做“第一等题目”的何炳棣转向中国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靠这部书何氏一举成名，很快从UBC跳槽到了芝加哥大学。本书最早的中译本曾冠名为《中国人口研究》，实际上其内容广泛涉及赋役制度、土地开发、作物体系、经济政策等诸多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内取得的成果至今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2012年，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与合作者用复杂吓人的数学模型证明了一个命题：玉米的引进对清代中国的人口增长贡献巨大。这只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这部著作首发其覆的重要论点之一。
[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1973）。
这本小册子处理如下问题：税收负担的轻与重意味着王朝的兴与衰，这种典型的王朝周期循环论是否靠谱？在不大的篇幅中，王业键先生给出了出乎传统观念意料的结论，揭示了清代税收和财政制度的基本特性，还在方法上树立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典范。不必多说什么了，这就是经典！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1977）。
这本论文集中，施坚雅以自己的几篇经典论文串联起一批顶尖学者的专题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施坚雅学术生涯的大部头著作其实立足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但却是这里的几篇论文，连同较早发表的另几篇论文（后结集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通过引入社会科学、经济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城乡市场和区域体系，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今天我们称之为“施坚雅模式”。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2003。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范式，在三十年前本书初版之时，大体已经走到了终点，未来应该也不会有复兴的可能。但这本书却并不会过时，这不仅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总结之作的地位，更因为书中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些内容：史料和实证。“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历史理论，但本书的研究方法绝非理论演绎。实际上，直到今天，明清手工业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史料上超越本书的地方，仍然非常有限。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98）。
本书1998年以英文首先出版于美国，目测是此后海外中国经济史学界引用率最高的中国学者著作。李伯重教授以细致的量化研究，对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的投入、产出、技术、劳动生产率作了详尽的分析，论证了两百多年间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国内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道路。本书的姊妹篇是2000年出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000）。
彭慕兰的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出版所引发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昭示了“加州学派”的兴起。这个学派致力于“比较经济史”，在“比较”中以东方为参照系，探讨西欧尤其是英格兰工业革命可能的原因，把19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各种学说理论狠狠清算一通，从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史学来说，本书对明清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的重新评价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无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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