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内容共十五卷，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小篆以外的古文、籀文，其中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十五卷为叙目，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古文、异体等）1163个，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
《说文解字》首创汉字部首，顺应了统一规范汉字的时代要求，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原则，以字形为纲，因形立训，将汉字中相同的形旁作为分类的基准，分540个部首排列，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同部字的第一个字就是部首，并用“凡某之属皆从某”标明。凡同从一个偏旁的字都列在一起，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措意于揭示词语的内在规律和词义系统。
《说文解字》正文部分重点在字形的分析，以周秦书面语言为训释对象，从字形出发，阐明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在以形归类的表象下，旨在寻求义类的确立，即通过一个个形类的分辨达到一个个义类的聚合。释义主要采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解释被释词，或标示义界作定义式的诠释，或阐述语源。
每一个字的说解，一般先分析探求其本义，再根据“六书”理论剖析形体结构，说明词义，用形声字声符或“读若”说明读音，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用“一曰、或曰、又曰”分列义项。《说文》征引的经书古籍中不仅有《诗》《书》《礼》《易》《春秋》，还有《老子》《墨子》《韩非子》《国语》《逸周书》《楚辞》《史篇》《山海经》《司马法》《太乙经》等，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等不同学科的知识。
《说文解字》里的“古文”，今依大徐本所注明的重文字数是474个，主要指汉代所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就许书所列古文形体来看，与魏石经古文、宋郭忠恕《汗简》所辑传抄古文字形皆近。这种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战国时代通行于齐、鲁、三晋之间的一种古文字书迹。
《说文解字》里的“籀文”是来自《史籀篇》中的文字，大徐本标明的重文数共计208个。今比照出土东周文字资料，不论秦或东方诸国均有许书籀文之用例，许多籀文字形还接近西周晚期的金文字形，表明《史籀篇》所流传的时代要早于东周，班固、许慎以为周宣王时书，大致是可信的。
在许书重文里，还有“或体”“俗体”“今文”诸名，许慎常用“或作某”、“俗作某”称之。古文、籀文与正篆是属于不同时期所存在的古汉字异文关系，或体、俗体、今文与正篆则主要是指汉世所存在的异文关系。
从《说文解字》的成书背景来看，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为《说文解字》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汉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
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鄙夫”。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原典纪书局推出《说文解字斠诠》一书即是以《说文解字》为对象，旨在帮助众多读者更好地理解《说文解字》这一经典著作。
版本介绍：
底本为清嘉庆12年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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