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沧桑 | （3-3）海门关之泪 |
唐宋元明海之门的自发利用

 

隋以后的台州行政建置虽没有很恰当地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先民也不负地利对他们的恩赐。

唐宋间，由于水利建设、围涂垦田、品种引进、柑橘种植、茶盐开发、瓷窑推广、丝麻织造等等促进生产举措的铺开，台州经济大为发展，所产稻米、柑橘、茶叶、食盐、陶瓷、蚕丝、苎麻、罗绢、生姜、鱼鲞等等产品已超过地区内交流所需，向外销售是势所必然。

海涂是台州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后备源泉，有史以来就因海涂沉积给先民带来繁衍的乐土，至今它仍然在不断沉积成陆3给今人扩展生存的空间。

如稻米，黄岩每年所产已“一州四县皆所仰给”，大多通过内河、内江和海运运销天台、仙居、临海、宁海，甚至从天台挑运至相邻的新昌、嵊县。南宋初，移都临安的偏安朝廷，粮秣全靠闽广、台温供给，台州粮食先运余姚，再转临安。南宋乾道四年（1168）福建建宁饥荒时，还运义仓米6万石去赈灾。

又如食盐，盐政为“食货之大源，海疆之要务”。台州海岸之新亭监在唐代已是吴、越、扬、楚十大盐场之一，在新亭盐监之后发展了桃渚的东洋盐场（今四岔），后发展为杜渎盐场，此外还有台州湾南岸的迂浦盐场（在今椒江赤龙山东经洪家、横街至温岭长屿、松门一线沿海的古海涂，后称黄岩场）和宁海的长亭场，都是宋元时代的两浙重要盐场。

章安蔡桥所跨河道是古杜渎盐场运盐通道，河岸曾建蔡桥总廒，是运销食盐的转运总仓库。

南宋绍兴（1131～1162）后，政府在台州三大盐场中每年购销的数量是：迂浦场64655石，杜渎场43680石，长亭场35928石（1石为50斤）。这些食盐名为政府购销，实则招募盐商买引运销。向浙西运销的途径是由内河而到椒江，运至临海集中于都盐仓，再溯江而上到天台、仙居，再由陆路运缙云、永康、金华、东阳等地。

再如柑橘，闻名遐尔，产销量很大，产地在黄岩头陀以下至永宁山（方山）麓。在宋时已大量通过海运外销外地。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避难章安金鳌山时，江上就有运橘船，被高宗买下分给士兵。

永宁江两岸的柑橘种植已有千百年的历史

还如陶瓷器，据考古资料，菲律宾苏禄省及巴布延群岛，都出土了晚唐时期的黄岩窑产品。菲律宾北吕宋岛、利苏洛岛、示岛等海岸线都有中国唐至元明时的青瓷器出土，那些海岸便是中国船舶靠泊的地方。

非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证明唐宋时期中国就借“丝瓷之路”将陶瓷贩运到南洋，其中就有黄岩产的陶瓷器。

宋时，台州与福建的海上贸易往来特别密切。南宋时，台州官府对福建驶入台州的船舶课以税收，一度为官府“财赋所赖”。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台州知州赵汝愚在给宰相的信中说：来自福建的海舶，都被浙江提举当作私盐贩子缉捕，送括苍（今丽水）去，不载私盐的船只也把它连货物一起凿沉，福建船在此风声下已数月不进台州了。现在财赋收入只依靠榷酤（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

从以上知州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台州的对外贸易需求有多大。唐宋时的官方与隋代不同，知道“东南之利，舶商居第一”，对海上贸易给予相当的重视。

泉州宋代古船挖掘现场

泉州古船博物馆陈列的宋代古船遗骸。宋元时，椒江口家子港埠就已是泉州船商靠泊经商的港口。

如南宋高宗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还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俫远人，阜通货贿。”但是，官方实际只着眼于“助国用”，当时在章安、松门设“市舶务”主要就是管税收。至于具体的航运与商务活动，都还依靠民间力量自助进行。

某地修复的市舶司古迹

唐宋时，台州与日本、朝鲜间已有广泛的海上贸易。《支那港小史》载：“唐后期，日本商船停泊台州”；宋《嘉定赤城志》所记东镇大山（今称大陈岛）和高丽头山（今称高梨头）的条文，都把高丽头山说成“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之以为准焉”的天然航标，可见台州与日本的航路已颇热络。

《唐会要》还记：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乞浙东”。可见与朝鲜半岛的航线也早开辟，才会有饥民乘船来浙东。

某博物馆设置的新罗馆雕塑场景还原了唐宋时新罗人来中国沿海经商的状况。

唐宋时外海木帆船至日本、朝鲜利用季候风行驶。台州到日本、朝鲜一般利用夏秋西南信风，都在四月至七月初之间；日本、朝鲜到台州一般利用冬春季东北信风，都在三四月和八九月间。至日本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新罗线，经朝鲜至浙江沿海；南路则经琉球横渡东海；后又辟一线，是经九州值嘉岛（今五岛列岛）横渡东海来浙江。

唐朝是中日交流频繁的年代，五代、两宋朝廷对海外贸易也看重。在此期间，有史料可查的台州海商有崔铎、周文裔、陈惟忠、陈惟积等。《日中文化交流史》记有：唐乾符四年（877）台州商人崔铎等63人从临海出发，行至日本筑前；又记：宋天圣四年（1026），台州商人周文裔从日本返航。

唐宋福船模型

唐宋沙船模型

该信息在日本史料记为：日本天皇万寿三年“七月，宋朝台州商人周文裔回国”。《宁波港史》记：宋天圣九年（1031），台州商人陈惟忠等64人出明州（今宁波）港赴高丽贸易；宝元元年（1038），又有台州商人陈惟积与明州商人陈亮等147人到高丽。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从事外贸的商船，往往是经明州出国。该现象充分说明台州未能在椒江口发展大港口，却在州治临海所在地的江支流上建港口，必然造成无法自立，寄人篱下的尴尬。

五代时的吴越国毕竟是江南人统治江南，懂得航海的重要，在浙江沿海各州都设置“博易务”，台州也设立。可惜州治在不是建港位置的临海，所建“博易务”也难起应有的作用。

   此外，唐宋间台州造船业也大兴，造船量总数居浙江明、台、温三州之首，为全国十大造船基地之一。但由于行政区划和县治设置的原因，它没有整合在椒江口，形成集聚之势，却分散在两支流上游的临海、黄岩，现实的声望也就高不了。

古籍所绘漕舫图

至元代，建都于燕地（今北京）的元朝廷仰赖江南粮食供应，有余粮的台州等地就成为南粮北运的货源地，椒江口严屿（今写作岩屿，元时统称今岩屿、海门为严屿）与今温岭石塘、宁海铁场成为台州漕运出发港。先期由官船官兵装运，至大二年（1309）后改为雇船包运。

元代海上漕运线路图

元代海上漕运和运河漕运线路

台州民间漕船底尖吃水深，不仅包运台州至长江口刘家港的漕粮，还被调拨到刘家港承担至大都的漕运。

元末，盐民出身的台州洋屿人方国珍割据浙东三府，招抚后，其庞大船队还承担整个江南漕运。割据期间，方国珍讲求海上贸易，与朝鲜、日本均有航运往来。

海上漕运船舶在刘家港出发的图画

信仰妈祖的习俗被南来船商带到天津，图为辟为天津民俗博物馆的天后宫。

明代前期、中期，为防方国珍余部在沿海为寇作乱和倭寇的侵扰，明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许民间经营海上贸易。

但实际上，物资流通是转向了暗中的走私，如万历《黄岩县志》就载弘治以后（1488年后），黄岩有“奸商巨贾阑出不禁（阑，原意阻拦，指擅自突破）”。

又如成化和弘治年间（1465～1505），有天台海商飘到暹罗，20年后作为暹罗使团翻译回家，但因明朝廷禁海政策，无法开展贸易，只好回暹罗。

而尤其在嘉靖二年（1523）官方中断中日勘合贸易后，民间走私更盛极一时，并得到沿海官商大户的配合，在宁波外围的双屿港形成庞大走私基地。

台州三门湾的蛇蟠岛亦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海门港船舶也参与走私。走私货物有丝、绵、红线、水银、针、铁链、铁锅、瓷器、文钱、医书、药材、毡毯、小食箩、漆器、醋等。其中尤以日本所无的货物获利最为丰厚。如台州药材川芎，在日本要卖67两银子100斤；铜钱每1000文在日本值2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