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之前，我们的邻省江西在汉代考古方面缺少重量级的发现。在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与广州的南越王墓一直吸引着公众的主要目光。海昏侯墓的发掘打破了这个局面，它不仅仅是一座墓，还是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布局最清晰、结构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规模巨大的铁河古墓群和汉紫金城遗址也随之浮出水面。我们因此再也无法轻视江西在汉代考古方面的光明前景。而最近，喜欢自拍、被文博青年捧为“辛神”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先生来到长沙，几乎连续不停地进行了三天演讲。每次演讲结束之后，他热爱拍照的本性都暴露无遗，常常喊来工作人员帮他拍照。
很多人熟悉辛德勇，是他与“海昏侯”的死磕。这次长沙之行，他的两场演讲都与海昏侯有关。关于海昏侯，他有太多的话想说。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马蹄金”，辛德勇认为应为褭蹏金。
△10月27日，辛德勇教授在长沙图书馆作专题演讲。图/记者常立军
△海昏侯墓园示意草图。杨军绘制
萌蠢的刘贺与西汉中期残酷的宫廷政治
2016年，辛德勇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为做了1127件荒唐事的“废帝”刘贺“平反”。今年6月，他又出版了《海昏侯新论》，集结了他对海昏侯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本书里，虽然没有太多重新评价刘贺的内容，却左右开弓批驳了许多学术界的观点。“辛神”果真名不虚传，确实有点“辣”。
这本书第一章就是讲宫廷政治。
这是研究海昏侯墓问题的重要历史背景。一个经历过“王”“帝”“侯”三种身份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海昏侯墓丰厚的陪葬品和高规格的葬制，也与这段特殊的历史有关。
刘贺不是懂政治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萌萌的傻家伙”(辛德勇语)。他的“萌蠢”到了什么程度?书中有大篇幅的描述。武帝时期的权臣霍光，早已把持了朝政。汉昭帝不过是个短命的傀儡。如果命长一点，也没刘贺什么事。昭帝死后，霍光需要再找一个新的傀儡。标准就是不能太聪明。而“清狂不惠”的刘贺显然符合这一条件。其实“清狂不惠”已经是很客气的描述了，说白了就是有点傻。
如果真的是憨傻，倒也不失为一种乱世保命之道。然而刘贺是真傻。进京的路上就开始发飙，进京后更是直接开始发号施令，其中最让霍光受不了的是他居然开始着手调整宫廷禁卫的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这个职位，直接可以威胁到霍光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安危。刘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作“韬光养晦”，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皇位是怎么来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霍光不废掉他也不可能了。于是，仅仅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刘贺就直接被打回原形了。其实连原形都没有保住，上官太后诏令刘贺回到故地昌邑，赐其汤沐邑两千户。昌邑王国被废除，降为山阳郡。刘贺被废的理由是“行昏乱、危社稷”。大概给他罗织了上千条罪名。刘贺不仅是自己倒霉，还连带着自己的跟班们遭殃。昌邑国的群臣由于没有尽辅佐教导君臣之谊，使昌邑王误入歧途而获罪。霍光将他们全部杀了，共有二百多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名言就出自这里。
刘贺被废后，霍光又扶持了刘病已，是为汉宣帝。这次霍光看走了眼，宣帝最终灭掉了霍氏家族的势力，并大开杀戒，斩草除根。对于刘贺，宣帝也是不太放心的，把他迁到了远在南荒的海昏县，又怕他有口无心乱说，命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刘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朝堂之上了。
汉代看起来是一个讲究秩序和礼仪的时代，然而温文尔雅之下，是刀光剑影。对权力的狂热追逐，造就了残酷而真实的历史。《汉书·霍光传》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将军霍光把昌邑王送到昌邑邸后，霍光告罪道：“您的行为自绝于上天，臣下等怯懦无能，不能自杀来报答您的恩德。臣下宁可有负大王，不敢对不起国家。但愿大王能够自爱，臣下将再也不能见到您了。”霍光哭着离开了昌邑王。
如此鳄鱼的眼泪式的假哭，现在看起来真是虚伪得滑稽可笑。
从海昏侯墓园看到西汉长安城的格局
历史研究的视野不会仅仅停留在探秘政治兴衰，对于古代墓葬建筑及城市规划变迁的研究同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海昏侯墓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材料。
如何从一座墓中看到一座城?辛德勇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这一章节的内容，在整本书中占据着很大的分量。
海昏侯汉墓其实并不只是一座墓，它是一个巨大的墓园。墓园中以海昏侯刘贺墓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刘贺夫人墓及子嗣墓共九座。关于“海昏侯的墓园与相距几千里之外的汉长安城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辛德勇教授在书中说他不喜欢太多关于研究“中国的都城位居于一朝疆土的东、西、南、北哪一类方位”之类的宏观大论。这些说法太过于抽象，他喜欢研究具体的细节。在他看来，历史的魔鬼与上帝，都隐藏在细节中。通过细节，揭示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样貌，看穿其规律和本质，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他的研究，先从墓园的格局开始进行考据。
通过对汉长安城考古成果的研究，他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未央宫并没有像明清故宫那样处于中轴线上，而是位于城垣的西南一隅。这种布局的原因，历史上并无记载。虽然历史上有过“以西为尊”的居处观念，但这样的证据并不足以解释汉长安城的规划布局。
海昏侯墓园的发掘成果为辛德勇教授的猜测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墓园的主墓刘贺大墓，即处于整座墓园的西南角。这与未央宫在整座城垣中的位置，以及整座城垣在大长安城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显然这已经不是巧合能够解释的现象了。
除了主要建筑位置相似，次一级别的墓葬，如刘贺夫人墓与刘贺墓的位置，与汉长安城中未央宫与长乐宫的关系相同，都是东西布局。为了有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论证，辛德勇先生还考证了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诸侯王级别墓园，如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园和河南永城梁庄王墓园。他们的墓园规划形制和西汉帝陵的完全一致。再与海昏侯墓园做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以西南为尊”的共同特征。
经过更为详细的考据，辛德勇教授认为这种以西南为尊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人君礼敬天廷的观念。在秦咸阳城的规划中，这种观念，依然有着强烈的体现。咸阳城在通过“横桥南渡”之后修建的阿房宫，才是真正的“朝宫”，它的位置正处于咸阳城的西南方位，这与汉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相同。
这就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了。这种发现规律的事情，就好像在海边捡到了一颗宝石。宝石的后面，有可能会有一座巨大的宝库。但现在还需要更多的列侯级别的墓园考古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规律。在长沙，汉王陵的墓园考古工作已经在持续进行中，未来，或许有更大的发现，让历史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不要只看到金块，“神马”其实更好玩
古代齐国有一个关于金子的故事。大意就是讲有个人想金子想疯了，直接奔金店就去拿金子，结果当然是被当场捉住。别人问他为什么敢这么做，他说他只看到了金子，没注意还有人。
这当然是个笑话，但笑过之后反思一下，我们在看海昏侯墓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这样?海昏侯墓发掘成果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于这座墓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大量出土的金制品。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这和盗墓贼们的关注点看起来也没什么差别了。
黄金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值钱。其实在汉代，黄金的价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辛德勇教授在这本书中，对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有相当篇幅的描述，但他并没有从货币价值上进行表述。他的关注点，在出土“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形制演变上。
“麟趾金”的名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但他认为“马蹄金”这个名称的表述并不正确。正确的名称应该是“褭蹏金”(niao-ti-jin)。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考证了《汉书·武帝纪》，从而引出一段关于汉代权力体系编造神话的故事来。
统治阶级编造神话，在古代不是什么新鲜事。汉高祖刘邦就导演过一场“斩白蛇”的大戏。这套玩法屡试不爽，自然就愈演愈烈。这次是发生于汉元鼎四年(前113)，六月的时候，传说武帝在后土祠祭祀“太一”时，在旁边发现了宝鼎。秋天时，又有马从渥洼水中出现。这宝鼎加神马的祥瑞故事，让武帝诗兴大发，做了两首歌，分别是《宝鼎之歌》和《天马之歌》。
读到这里时，我们终于明白原来“天马行空”这个形容想象力的词就是说的他们。其实武帝做的两首歌文笔还不错，但他显然不是为了写作，而是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牵涉到汉代改元的大问题。
于是辛德勇先生深入到另一个维度之中，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汉元鼎三年(前114)的一件大事。朝廷中有关部门建议更改纪元的命名方式，废掉以前那种“一二三四五六”的简单数字排列法，而是要用某种“天瑞”来纪元。理由是“以一二数”会造成各种文书上的混乱。这种技术层面的理由按理说也说得过去。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凸显“君权天授”的至高无上地位。数字化的纪元方式，显然会削弱君权的神圣化。
元鼎三年(前114)是后来追溯的年号。元鼎四年(前113)就发现了宝鼎和神马，这完全是导演好的一场大戏。宝鼎还有点可信度，神马则出于水则完全是捏造。故事起源于南阳新野囚徒暴利长，当时他正在监狱里，发现了这匹与众不同出自水中的神马。于是便向武帝献媚，结果没想到剧本竟然演化成了天马横空出世这样的大片。
借着这两大祥瑞的护体，同时又有“泰山见黄金”的奇迹，武帝才有了“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祥瑞焉”的举动。由此，辛德勇先生判断，如今这种“马蹄金”的叫法是一种错误的表述，褭蹏金才是具有历史背景含义的正确名称。至于“马蹄金”在后世已经演化成天然大块黄金的代称，和“狗头金”基本是同一类东西。
一个名称的纠正过程，也能见到历史的种种真相，考据的乐趣就这样显现出来。
刘贺虽“昏”，和海昏侯的称号并无关系
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之后，便有人撰文，把“海昏”训释为“晦昏”。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汉宣帝是在用这个称号贬低刘贺，说刘贺是个昏庸之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其实也是一种惯性思维。在历史上，宋太祖赵匡胤封李后主为违命侯，金国封宋徽宗为昏德公，这样侮辱性的称号屡见不鲜。刘贺在当皇帝的短暂时光里，行为狂悖，举止乖张，自然就会有人认为海昏侯的敕封也是一种同样的操作思路。
辛德勇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海昏只是西汉豫章郡下的一个普通县名。以封地旧名做爵号，是当时的通用法则。但这里为什么叫“海昏”呢?这个名字实在是让人有点不解。为此，辛德勇先生进行了一次详尽的地理考据。
有人认为海是指鄱阳湖，昏则是指日落的方位西方，海昏因此得名。对于这样看起来已经很合理的解释，辛德勇先生的看法是：地理方位不完全相符，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其实，今天的鄱阳湖并不是以前的鄱阳湖，那时叫彭蠡泽。根据相关研究资料，彭蠡泽的水面比现在的鄱阳湖要小很多，位置也更偏北。这样一来，海昏县就不是在湖的正西侧了，而是在西南。在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方位关系。
重点问题在于“昏”，日落为昏。太阳东升西落，那为什么古人会以西南方位为昏呢?
考据的方向转向了古代的纪时体系。“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辰?经过考证，他认为是汉简中所见到的“昏”，以及《史记》中所提到的“昏”，是指下坠的夕阳，将落未落的时段。
确定了“昏”的时间，剩下的就是要确定“昏”的地理空间。
冬天时，太阳从东南升起到西南落下，夏天则是从东北到西北。只有春分和秋分时，是正东正西。但时刻的选择，肯定不能是跟着季节跑的。辛德勇教授认为，古人以“冬至”为基准来定义时刻。因为冬至是古人“一岁”，也就是地球公转回归年的开端。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而冬至时，太阳正好是从东南升起，自西南落下。另外，古人的“天有四维”概念中，四维并不是东西南北，而是“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也有助于说明古人为什么并不把正西方作为“昏”的思路。以标准的时间来定义地理名称，海昏县，乃至海昏侯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从更谨慎的角度讲，辛德勇教授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验证他的这一观点。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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