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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平庸皇帝,背后为何群星璀璨?
印客美学
>《待分类》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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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美
学的人,连颜值都会变高
历数古装大剧,《大秦帝国》、《汉武大帝》、《康熙王朝》……
但拥有
璀璨文明的宋朝传奇
,总在
野不
在朝,只有《苏东坡》、
《
包青天
》
、《
水浒
传》等戏说备受追
捧。
从此,在历史
朝代粉
们眼里:
秦汉相杀
,汉唐对立,三国称雄,明清撕得厉害,而宋朝只能吟诵着
中国文明
造极于大宋,苦哈哈地蹲在坑底。
直至近日热播的古装大剧
《清平乐》
,
以
北宋为
背景,将宋仁宗赵祯的一生娓
娓道来,
才终于还原了大宋“黄金时代”的盛世风采!
宋仁宗背后为何全是大咖?
宋朝的皇帝,大家记得黄袍加身赵匡胤、书画一绝宋徽宗……提起仁宗赵祯,总要想一想,才恍然大悟,好像是狸猫换太子的原型,是包青天中平平无奇的背景板。
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
“仁宗盛治”
,长期的和平,经济文化繁荣,纸币交子首次进入市场,军队装备了火药,航海业发达,百姓安居乐业,远胜于贞观、开元盛世。
但为什么大家总是记不住仁宗呢?
实在是他的执政和性格过于寡淡,居于宫墙之内,少年登基,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依托于宰相、台谏制度,仁德纳谏,一生循规蹈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朝堂之中,宰相能把圣旨退回去不盖章,庆历新政因保守派势力受阻便罢了;后宫之事,朝臣举荐皇后的标准竟是“貌丑不至惑君
”
,哪怕妃嫔升迁赏赐都紧迫相逼,时时进谏,前后两任皇后均非出自仁宗所愿……
一句话,就很无趣,完全没有爽点!
怨不得《清平乐》的剧粉们,也一边惊叹服化道的精美还原,一边吐槽节奏慢,谁叫导演选了这么个难啃的骨头,戏剧冲突绝缘体,
平平无奇宋仁宗
。
当然,宋仁宗存在感低没关系。
且看他身边的一众名臣:晏殊、范仲淹、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司马光……
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均出自仁宗朝,其中
根源并非无迹可寻。
阅读并背诵全文军团
向你走来,就问你怕不怕!?
其实,能出现这样一批大咖,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大背景:自唐末战乱,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
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
,为扭转五代时的重武轻文风气,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的寒门之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彻底瓦解了唐朝遗留的的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
建立了皇帝与
士大夫共
治
天下的
“士大夫
政治”,历经三朝,已达鼎盛
。
二是,宋仁
宗本身宅心仁厚
。宋仁宗尊崇古法,不杀谏臣,
给
了
文
人
足够的
话
语权,又克制权欲,虚心纳谏,这才涌现出一批
敢
于进谏的能
臣;而
创造精神财富的文人,学而优
则仕,宋朝的官员待遇优厚
,
纵观宋朝书画文稿,
常看到
文
人优游山水之间,吟诗作对,焚香
听
琴。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就公然写道,我听说,皇帝昏庸无能,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和舞升平。这搁在哪个君王身上,能轻饶这样的狂人?
仁宗看了却说,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还高兴的手舞足蹈。
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看完了这两个故事,你是不是一下子对宋仁宗就“爱了,爱了”?是的,正是有了一个好时代,又有了一个心慈仁厚的好君王,
促进了文化
的繁荣,
也才有
了群星璀璨的
辉煌时刻。
正所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晏殊身兼帝师、宰辅,首先登场。
出场便是劝仁宗放弃逢迎生母回宫,而后雨中醉酒吟咏浣溪沙,婉约派的气韵随之而来,可见写词已融入士大夫精英阶层,成为他们创作的新艺术活动。
范仲淹是个众所周知、彻头彻尾的事业狂。
先天下之忧而忧,进亦忧,退亦忧
;短短十集,三起三贬,从历史来看,这还不是终点。
他频繁奔波于庙堂与乡野之间,坚定地做一个为生民立命的君子,但这个天下读书人眼中的道德典范,为节省盘缠,也不介意搭商船往返京城。
欧阳修科举殿试名次落于十四,剧中设计太后看到他取乐时写的小黄文,认为德行有亏;而历史上则是认为他锋芒毕露,要挫挫锐气;当范仲淹被保守派排挤出京,欧阳修写《朋党论》,与君权直接冲突,众人在市井剧集诵读评判,俨然宋朝版大V发稿经典现场。
明明有一手好文章,却要叛逆走偏锋。
正如欧阳修年轻时喜欢牡丹这等俗花,为此没有底气地著书立文为牡丹上价值;晚年迷上写日记也是开风气之先,自知背离传统,就是坚决不改。
说起赏花来,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不算传奇。
剧中与仁宗少年相识、相交甚笃的韩琦簪花的故事甚至入了《梦溪笔谈》,“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还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
韩琦任扬州太守之时,邀人观赏后花园一种“金带围”的芍药,而后与当时赏花簪花的宾客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四人竟都做了宰相。
《清平乐》展现的宋朝审美意趣备受赞誉,但其实其风流人物反而更有嚼劲,文人放浪形骸、激荡文字,可见其时风气开放。
士大夫一直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是高雅精致的象征。
市井是百姓的居所,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大型的都市和多种多样的玩乐游戏,但却是百姓生活的地方,是
“世俗”
。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雅与俗是相互对立的观念。
柳永这位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便是“雅俗之争”中的焦点人物。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作词内容多描绘市民阶层男女感情,都市生活和市井风光,以及羁旅,文人与市井生活之间的界限似乎更模糊了。
历史上柳永是公认的顶尖词人,将宋词传唱世间,但在宋代词人之中,他的地位却是最低的,被士大夫阶层视为“淫治讴歌之曲”,柳永屡试不第,仁宗在进士榜上除去柳永的姓名,只是一个表象,实际是统治阶级对柳永代表的俗文化的压制和打击。
审美巅峰来源于焦虑?
我们经常会说,宋代堪称中国古代审美的至高峰。
追其宋代成为审美巅峰的原因,往往会归因于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是的。政治是“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但是,拥有一批精英阶层,就可以达到文化繁荣了么?那么明清时代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把中国古代审美推向另一个巅峰呢?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北宋时期士大夫中间出现来自市井的艺术活动:赏花、写词、写日记等,从中发现了创作者心中面对传统的不安和焦虑,这是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冲突。
艾朗诺发现,北宋文人在写道牡丹、石头还有词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让人感觉很焦虑。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不入流的俗物,但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些全新的美视而不见。
在宋代的商业背景下,市民社会空前活跃,这些所谓的俗物老百姓特别喜欢,它们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萌发出来。这就让文人感到为难。
一方面,他们不敢推翻既有的审美规范,因为这套规范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毁了三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能坦然地欣赏这些新的文艺形式。
所以问题的症结是,怎么让欣赏这些俗物变得名正言顺。解决方案也就明摆着了,他们得想办法给这些“俗物”正名。
比如书中举例子,诗话这个文体是欧阳修发明的,但是他发明这个文体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没底气、特别焦虑。这是欧阳修在晚年成名后发明的文体,篇幅短小,毫无逻辑,但是是对诗的一种颠覆。有人批评他,参与国家大事的士大夫怎么能写这些没意义的口水文呢?欧阳修却没有反驳,默默选择了接受。
他肯定不会想到,这种体裁以后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这也许就是士大夫“端着”,又纠结的地方了。
当外在世界与内心哲学产生冲突,当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无法达成统一,那焦虑自然如影随形,而这种焦虑促使了新一代知识分子风貌的最终形成。
金字塔顶尖的文人敏感地发现世界与内心的冲突,终究会跨过心里的障碍,从而向外向内寻求解决的方法。他们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属性,决定了坚定的入世立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是忧国忧民,他们眼界开阔,不以个人得失为怀。
引领世间潮流的士大夫精英们,在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在高雅和世俗之间反复横跳,对文学形式求新求变,为哲学加入自己的注解,进一步催生了文化繁荣。
盛世下的暗流
混乱激荡的时代,如同烈酒,酣畅淋漓;
清平安乐的时代,如同清茶,暗流深藏。
朝堂之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的新党,以“吕夷简”为代表遵循传统的保守派,二者相互争斗,直至自范仲淹、韩琦相继被贬,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从此也为政坛开了一个党同伐异的坏头,但文坛大家们对儒学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歇。
从欧阳修坚持不重诗赋、以古文和策论科举开始,新古文运动兴起,曾巩、苏轼、苏辙中举,司马光、王安石相继进入朝堂。
新的时代开始来临,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愈演愈烈,朝廷养了无数的闲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繁荣富庶的大宋朝竟也难以为继,急转直下,终于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变的时刻。
王安石率先举起变法的大旗,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又是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苏轼却自成一派,王安石当政时,他支持司马光一党,认为变法不宜太急,惨遭贬谪;变法失败,司马光当政,他又认为变法亦有可取之处,不赞同全盘复辟,从此他的人生就如同我们所知的、开始不断地流离。
苏轼的行为让人迷惑,但细想却自有道理,促成他行动的指导思想正是早期的“思辨“,也是后来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正如政治上的追求一般,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在不断的探索下,融合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并能治理国家的新儒学开始萌芽,这便是后世延绵的
“理学”
。
有趣的是,真正成为正统的思想,却不是上述三个学派,与苏轼同年取进士科的程颢、程颐兄弟提出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确立了宋明理学开创者的位置。
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逐步成为官方哲学。
唐宋八大家,六位宋朝的士大夫们,在这黄金时代轮番登场,他们思索着治世的学问,探究着儒学的至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引领万万千千知识分子的呼喊,就是从这个时代发出的盛世之音!
儒学兼收并蓄的特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使命。
朱熹在南宋时期汇编了前朝思想,理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可行的实施方案,儒学的系统性第一次变得完整,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
但从长远来看,理学的衰落也有迹可循。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维护社会秩序,通过科举制度,严格控制士人知识和思考的范围,
导致后期知识分子思想僵化,
逐步发展为统治者维持统治正统性的工具,同时,作为封建等级社会的思想,也无法保证公平、平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至近现代中华文明遭遇灭顶之灾。
知晓历史的我们,此时再看《清平乐》,看着君臣协力,前赴后继,难道不会眼含热泪?
这或许就是宋的气质,盛世的底色下一腔热血、难掩悲凉。
参考文献:
《美的焦虑》得到app,盛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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