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老师傅写信，要倾听他们的心声并记在心中。
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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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武汉建筑企业的老工人普遍文化程度低。文化扫盲时，他们认识了些字，能写个便条就不错了。这些老工人大都是黄陂、孝感人，还有些浙江人，都住在建筑单位的生活区里。早上车子送他们去工地，晚上接他们回生活区。
建筑企业线长、点多、面广。几个人组成的班子就要负责一个点的工作。这些老工人大多是家中的当家人，每月需汇款回家维持生计。他们是不能随便请假探亲的。若家中有事，需当家人作主，便请人写信寄过来，当家人作出了决定，也要请人写信寄回去。但据老工人说，请人写信，钱花了，信却写得不如意，没有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时，一封让他们满意的家信难倒了他们。
一九七零年七月，武汉一家建筑企业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农村招回武汉，经过了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后，分到各个工种当学徒，如：“泥、木、土、副、架、机电等，成为了新工人。新工人即使家都住在武汉，下班后也是不准回家的，要和老工人住在一起。因为这关系到新工人将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我们何其荣幸，先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现在又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不又红又专都很难。
我当了木工学徒和浙江籍的杜师傅住在一起。杜师傅年近五十岁，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工作踏实，手艺不错。每天下班“晚汇报”后我与杜师傅就拉家常，相处和谐。有天晚上，杜师傅说，家里来信，儿子要买木料做家具准备结婚。儿子说，父亲在建筑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买点废旧木料应该不是难事。我想到工棚外面堆放了多年的木料，有些都已发霉烂了，除了中间还可以将就用用外，其它的就只能当柴烧了。
队里把这些废旧材料卖给为企业工作了几十年的职工，解决他们的困难有何不可？我劝杜师傅向领导申请一下，其他的师傅也帮着说了。领导回答，要研究、研究。但再无回音。为了帮杜师傅。我主动地向领导请求此事。领导问了我的姓名，看了我的出身就开始训斥我。他说：“你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充个什么人尖子啊？队里年青人多，不能开这个口子，否则以后大家都要买木料怎么办？木料发霉烂了，宁可当柴烧，也不能卖给职工！”我听他这样说，立即反驳他道：“队里年青人多不假，但只有木工组有发霉烂了的木料，从木工组的现状来看，一九六四年参加工作的两个师兄早就结了婚，不可能申请买木料；新工人中有一小半是女青工，她们也不需要买木料，其他男青工五年内不可能结婚，他们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即使要结婚，他们也不见得看得上这些发霉烂了的木料。你说的大家以后都要买木料的事不可能发生。而且，每个工程一做完，就剩下大批的废旧木料，你们关心一下群众生活，解决一下他们的困难，也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吧。”
领导听完后，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道：“你这种出身的人要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少管闲事。”我挨训后回到队里，杜师傅和其他几位师傅看我脸色不对，明白这件事“黄了”，大家都摇头叹气。我虽然气愤，但也不能把领导的原话告诉杜师傅。只说队里年青人多，那些废旧木料少，大家都要买，照顾不过‘来等等遮掩过去了。然后，我把这些“理由”写在信里，读给师傅听。
杜师傅听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你真是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呀！不然，我真不知道向你师娘怎么交代啊！”
当时，我们在肉联冷库施工，我又劝杜师傅和我一起去找肉联基建处的领导，看能不能买点废旧木料。肉联基建处的领导问明了情况，看到老实巴交的杜师傅，又考虑到我们是合作单位，就马上答应了。杜师傅双手握着领导的手，满脸都是泪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买的材料比我们那些发霉烂掉的材料不知好多少，价格就是废材的价格。我又帮杜师傅写了一封信寄回去了。师娘非常高兴，夸杜师傅人缘好，有本事，后来请了个司机把木料运回了浙江。
从此后，杜师傅逢人就说我很会写信，对老师傅很用心、很体谅，信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等等。队里各个工种的老师傅听后，都来找我写信。队里那个凶狠的领导看见我没有把他说的那些对工人无情的话传给大家听。于是拍着我的肩膀说：“看来你还是能顾全大局的，是可以教育好的。”我懒得理他。
替老师傅写信，首先要有爱心，要关心这些老师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倾听他们的心声并记在心中。和老师傅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把老师傅说的方言、俗语，甚至典故都编成都能读得懂的书面语言；最后把写好的稿子念给他们听，征求意见，修改后就写成功了，可以寄回去了。
由于写家信的量很大，我还要做木活。所以只有利用雨雪天把这些要求写家信的老师傅集中起来，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心里话，我作好记录，然后写成草稿，再把他们集中起来，逐个念给他们听。每念一封信必会引起一阵议论和叹息甚至是哭泣。还有些老师傅就埋着头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毕竟当时大家的生活太苦了。这些信中有：老家房子被大雪压垮了要重修的；有老婆重病住院自己不能去照料的；有儿子参军自己不能回去送的；有因房子地基与邻居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不能回去调解的；有儿子要娶媳妇，自己工作太忙不能回家提亲的；有老母亲突然去世，自己赶不回去见最后一面的等等，这些令人伤感的情景，几十年了，还有时在我梦中出现。
后来恢复高考，我离开了建筑单位，离开了我那些可敬的老师傅。在建筑单位工作八年，我现在已记不清为多少老师傅写了多少封家信。但不能忘记的是：老师傅们工作的劳累和敬业；高空作业的危险和奉献；生活的艰难和忠诚；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岁月的沧桑和无悔。
2019年7月
暴风雪遇山东汉
连续几天的阴冷极寒，再加一夜的北风呼啸，快到中午时，一场暴雪逞北风之威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在单位办完事后，因担心下冻雨道路结冰路难行，于是扯起羽绒袄的帽子套在头上系牢固，两手插在口袋里，冒着迎面的风雪，低头向回家的路上一步一滑地走去。一路上，汽车开过，溅起的碎雪喷了我一身。雪行私处，风吹雪花钻进颈部，冷得我一阵哆嗦。当走到三眼桥北路的风口时，一根约两米长的枯枝被风吹断，擦着我的帽沿向我的身后飞去，让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又一不小心，滑跌进了街旁的一条小沟，被人扶了起来，好不狼狈。武汉的隆冬天气到了。
此时此刻，好想快点到达三眼桥北路的黑龙江饺子馆。这个饺子馆是一对年轻的东北夫妻开的，他们人好，菜好，饺子更好。那里的羊肉豆腐汤、酱牛肉，尤其是东北药材泡的酒，吃喝起来最易驱寒。想到此，我便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饺子馆。我解开帽子，脱掉羽绒袄，抖掉了身上的积雪。刚进门，我就迫不及待的喊：“老板，一锅羊肉豆腐汤，一盘酱牛肉，三两芹菜饺子，半斤东北泡酒。”“来了”，夫妻二人一起出来笑脸相迎，“叔叔，我们一听就知道是你来了，今天太冷了啊，快进去坐。”接着男的就去厨房里办菜，女的把我请进厅里，安排了一个座位，然后送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汤和一盘花生米说：“叔叔，你先暖暖身子，我给你盛酒去。”
这个时候，我才打量了一下厅里的客人。坐在我旁边吃菜喝酒的是两个对着坐的年轻人，大概都只二十七、八岁吧。两人椅背上都掛着工作服，桌子靠墙的一端放着两个藤条编的安全帽。上身穿的都是薄薄的旧羊毛衫，下身穿的是破了几个洞的工作裤和破损的旅游鞋。我不禁心中叹息道，可怜身上衣正单，怎抵得住霜前冷，雪后寒啊！他们俩分了一瓶白酒在喝。但是下酒菜呢，却是一小盘水煮花生和一大盘萝卜丝、干子丝、笋子丝、粉丝、大白菜等凉拌的素菜。不一会儿，我点的酒、菜、汤都上了桌。想到了这两个年轻人这冷的天，吃凉菜，没有肉和汤还喝那么多的酒，会伤身体的。于是我起身把酱牛肉给了一半他们，又把热汤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说：“年轻人，喝酒不吃肉、不喝汤会伤身体的，快吃快喝吧。他们推让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其中有一位问我：“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我说“六十八岁。”“六十八岁还能喝半斤白酒？您老身体真好啊！”这样双方都客气了一番后，就各吃各的了。
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在听他们谈话。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山东人，到武汉来打工，在建筑工地做事。但因为建筑队的包工头是垫资做工程，到年底了还没拿到工程款，因此他们很焦急，回家没钱交给父母和妻子，并说来年想换一个地方打工挣钱。我听后，好于心不忍啊！看见他们吃得差不多了，于是动了个念头，想把他们吃饭的账付了，于是大声喊道：“老板，买单！”“哎，来了！”老板娘边应着边进来了。这时，有个年轻人站了起来拦住了我，我一看，好家伙，一米八几的个子。“这个单我们买了，您老把菜都给我们吃了，怎么还要您买单呢？”说完张开五指一下子就把我按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真是好大力气啊！我即使年轻时也比不过。“您老慢慢吃，我们有事先走了，今后我们会经常到这里来吃饺子的，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穿衣，戴帽，付账，拉开门走了，我追着出去送他们，但他们已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
这两个年轻人，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原是想养家糊口，可干了一年回家时却是空空的行囊。我不禁想起了自己下农村两年，回城当建筑工人八年所吃的苦和艰辛。什么时候天下不再有贫穷困苦啊！我边吃，边叹息。餐后，我了解到他们两人与我的费用共是一百五十元，他们都付了。于是我就掏出了二百元给老板并嘱咐他们，今后这两个年轻人来吃饺子，喝酒时，就免他们的费用，告诉他们我已付了并代我谢谢他们，祝他们好运。老板欣然答应了。
到如今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到东北饺子馆吃了许乡次。每次去必向老板打听他们来过没有，老板却总是摇头说，没有来。最后老板把二百元钱退给我了。我真想能再遇见他们，与他们好好聚一下，了解他们的近况是否有所改善，我也衷心地祝福他们早日脱困，全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两个山东好汉孝敬父母，赡养妻儿，理解垫资的包工头，虽穷却抢着为风雪中邂逅的老人买单；真是大孝厚德，情义深重之人。我坚信他们一定会找到满意的工作。将来也必是福泽深厚绵长之人。
2019年7月
作者介绍：张传广，1946年出生。1966年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下放，招工，高考，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中文系毕业。曾任武汉建筑工程职业学校校长，讲师。退休后曾任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院江北站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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