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明堂之一：遗址研究

北魏平城明堂之一：遗址研究

更多精彩内容请到:http://blog.sina.com.cn/dtxxgz

将要复建的北魏明堂。

正在建设中的北魏明堂。

换个角度看看。

网友鱼童91绘制的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图

大同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位于城南近郊，1995年5月由大同市博物馆发现，同年6月至9月,大同市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所联合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并对西侧夯土台基进行了发掘，1996年对南侧夯土台基进行了部分发掘，后期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钻探。郦道元《水经注》对北魏平城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多年来平城范围虽曾发现不少遗存，然而文献与地面遗迹一直难以对应，致使平城研究难有突破。明堂遗址的发现使这一工作柳暗花明，它成为《水经注》所记诸多平城建筑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坐标点，因此，它的发现对北魏平城的研究，以及整个中世纪中国都城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明堂、辟雍、灵台的关系及遗址的定名

    《水经注·＠①水》记载：平城“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目前钻探及发掘结果证实，在直径达294米的环形水沟内侧共有五座夯土台基建筑，其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规模最大，达42米见方，四周临水处，东、西、南、北分别发现四座凸字形夯土台基。显然，此中心建筑为明堂所在，那么其上层就应该是灵台了，周围的环形水沟就是辟雍。灵台本是古代观测天象之所，其名始见于周。《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汉长安之灵台，位于长安西北（注：《三辅黄图》卷五《台榭》。），已经发掘的汉魏洛阳城灵台，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郊明堂之西（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灵台与明堂本是功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且各代多不建于一处，北魏平城明堂与灵台建在一起的作法，极可能是独有的。当然，古人也有将明堂与灵台混为一谈的说法，卢植说：“明堂即太庙也；天子太庙上可以望气，故谓之灵台；中可以叙昭穆，故谓之太庙；圆之以水似璧，故谓之辟雍；古法皆同一处，近世殊异，分为三耳。”（注：《诗·大雅·灵台》孔颖达疏引卢植《礼记注》，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是缺乏依据的。魏孝文帝将明堂与灵台建在一起，除受古人的影响以外，更多的应该是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太和以来，虽然北魏王朝的经济有所发展，然而连年与萧齐和柔然的战争，使军备开支大大增加。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柔然的十万骑兵一度打到塞上，就在孝文帝刚刚下诏建明堂五个月后，柔然就曾“犯塞”，其间南、北两边境战争都时有发生。太和以来土木工程的建设，又是整个北魏王朝工程量最大、项目最集中也是耗资最巨的。一方面是都城的建设，如太和殿、安昌殿、永乐游观殿、坤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皇信堂、圆丘、朱明门、思贤门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另一方面就是方山永固陵整个陵园区的建设，此工程始于太和三年（公元479年），直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建万年堂后工程方才结束。整个陵区包括永固陵、万年堂、永固石室、思远佛寺、鉴玄殿、御路等。其永固陵即文明太后冯氏之墓，现存封土东西长124米，南北长117米，高达22.87米（注：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陵园位于方山顶上，交通不便，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山下建有灵泉宫与灵泉池，这是一处规模巨大的皇家行宫。另外还有云冈石窟的建设，其工程量及所耗资金远远大于以上两项。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其中大型洞窟共17座，除昙曜五窟（16-20窟）开凿于和平六年（公元465年）以前，14、15窟开凿于迁洛以后，其余10座大型洞窟均开凿于献文与孝文时期（其中第三窟虽然有初唐雕像，但洞窟应该是这一时期开凿的），而献文在位不足六年，这些洞窟大多数是孝文居平城期间开凿的。以上诸因素，使政府耗去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之连年旱灾又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将灵台建于明堂，以便节省诸多开支。当然，把灵台建于明堂之上，建筑“上圆下方”效法天圆地方之说，也形象地反映了孝文帝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的思想。

    辟雍一般释为周王朝所设的太学，文献对其形制多有记载。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大戴礼记·明堂》：“明堂外水曰辟雍”，《礼记·明堂阴阳录》：“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注：《隋书·牛弘传》。）汉代以前的礼制建筑制度，到汉武帝时已模糊不清了，所以有“（汉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注：《汉书·郊祀志》。）的说法，此明堂图亦有辟雍。从大量文献看，辟雍并没有其他建筑形制，也无独特的功能，只是一条环形水道而已，即使是公玉带奉上的“黄帝时明堂图”，也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注：《汉书·郊祀志》。），可见辟雍只是明堂建筑中的一部分附属性建筑，一种象征性建筑，就是一圈水道。正由于此，古今都有人认为辟雍只不过是明堂的另一名称而已（注：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考古》1963年第9期。），将二者混为一谈。汉代大儒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就认为明堂、辟雍“异名同实”。但汉代以后不乏独立的辟雍建筑，如汉魏洛阳城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的北京国子监辟雍（现首都图书馆院内）（注：王秋方：《〈孔庙、国子监全图〉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正是由于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形成的。由此看来，北魏平城的这座礼制性建筑，其名称应称之为明堂。

    考《魏书》、《水经注》、《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古人对平城的这一建筑群也多只称明堂。罕见有明堂、辟雍并提的。如《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夏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冬十月……明堂、太庙成”。《魏书·礼志》记载，同年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魏书·尉元传》：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陛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魏书·李冲传》：“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道光十年《大同县志》称“州有魏故明堂遗址”（注：黎中辅：《大同县志》，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关于太和十年的诏书

    明堂工程动工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夏四月，成于同年十月，历时半年告竣。《魏书·高祖纪》则有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的记载，之所以下诏后五年才动工，可能一则是前述影响孝文帝时中央财政的诸多因素，此时方山永固陵刚刚建成，但整个陵区的工程尚未结束，万年堂则是太和十五年才建成的；云冈石窟工程正值开窟的高峰期。以上两项工程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在当时也远比明堂工程重要，这些因素自然都会影响到明堂建设的进度。二则作为一项重要的礼制建筑，当然需要精心规划与设计，这包括明堂本身的设计与周围整个景区的勘察与规划。三则是备料，尤其是水道两侧打制十分规整的石条，用量是相当可观的。仅此一项，初步估算，其石方量当在三千立方米以上。其开采、加工、运输都颇费时日。何况平城地势高寒，冬季又无法采石。四则是明堂在动工前其附近有大量其他工程要做，如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孝文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水经注》记载，平城南郊明堂附近“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依《李冲传》记载，明堂与圆丘的设计者为李冲一人，看来平城郭南的建筑是由李冲统一规划、设计，分别先后施工建设的，明堂工程是在这些外围工程完成后才动土兴建的。

    三、石料的来源

    《水经注·＠①水》记载，明堂“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与发掘所见一致。就目前发掘所见及钻探推测，在外围直径294米的水道两侧，从底部直至地面，原来是砌有两道完整的内外石堤的，迁洛之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整个水道底部铺有一层碎石片，另外，临水的四座夯土台基底部外围也砌有大石块，以上石料全部是呈灰黄色的中砂岩和细砂岩，与云冈石窟山岩石质相同。云冈石窟开凿于侏罗纪长石石英砂岩层中，依岩石学分类，砂岩按其粒度不同可分为砾岩、粗砂岩、中砂岩、细砂岩、粉砂岩和泥岩六种，云冈石窟多中砂岩与细砂岩，少量粗砂岩及粉砂岩，明堂遗址所见的石料全部为中砂岩和细砂岩。1995年夏，在笔者负责的该遗址首次正式发掘中，在西侧夯土台基西边沿下端，叠压于夯土层底层的一排基石中，我们发现了一块长65厘米，宽35厘米、厚为17厘米的石料，其一侧边沿呈内凹的弧形，与我馆1993年云冈石窟三窟前室地面发掘所见到的取石方法如出一辙。三窟是云冈诸大型洞窟中唯一未完工的洞窟，其洞窟内部空间之大在云冈石窟乃至全国石窟中位居第一，开窟于迁洛前。1993年我们在该窟进行发掘时发现，洞窟在自上而下开掘窟内岩层时，有计划地将岩石取成圆形、方形等不同形状的料石，以便加工成石磨盘，方石等以作它用，成为开窟过程中的副产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明堂所用石料全部来自正在开凿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北魏时称武周山石窟寺，其时距国都平城四十余里。因武周川水（现称十里河）水量充沛，当时陆路就在河北岸的石窟前，傍山临水而行，并不方便。推测明堂所用大量石料，应该是在春、夏、秋三季石窟施工期间开采下来，冬季待武周川水冰冻后由河道中运送的。据《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凿渠引武周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将武周川水与如浑西水接通。冬季由结冰的河面运输，可从云冈石窟直接运抵明堂，十分便利。

这些石料也可能就出自三窟，若此，则为第三窟开凿的确切年代提供了佐证，这不失为云冈三窟研究的重要线索，应该引起石窟研究者的注意。

    四、辟雍的水源问题

    环形水道内引水，是为辟雍的主要特征，历代文献屡有提及，前文已有所引，兹不赘叙。汉长安明堂遗址的发掘已经证实，其环形水道北“与一条宽21米，深3.8米的由西向东的河渠相通，圜水沟的流水出入于该河渠”（注：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平城明堂的环形水道内也确曾蓄水，这从水道内沉积的淤泥层中已得到证实。1995年10月，在整个遗址面貌已全部清楚之后，我们对遗址北端，特别是环形水道外围进行了普探，探孔呈东西或南北直线分布，已经钻探过的地方没有发现引水河渠的遗迹。由于该区域已是楼房林立，或无法钻探，或地层已经扰动，此问题只能留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依《水经注》记载，明堂位于如浑西水之西。按今天大同城及外围的地貌来看，其北部、西部为山区，东、南为平原，整个市区及近郊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大的地形特征，古代与现代似乎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明堂遗址所处的地形也不例外。那么，如浑西水的走向则应该是在明堂北，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朝明堂的东南流去，这与《水经注》所描绘的整个北魏平城的布局也是吻合的。如此看来，环形水道的水源来自如浑西水当无异议，引水处也只能在明堂东西中轴线以北。由于地形的原因，平城明堂的辟雍与汉长安明堂的辟雍不同，平城的辟雍应该在地势较低处设一出水口，否则只能是一潭死水。已探明的水道最低处在东南角，假如辟雍设有出水口的话，应该就位于此处，但这里恰好是一煤场，目前仍无法钻探。

    五、中心建筑

    位于遗址中心部位的建筑遗迹，是一处东西、南北各42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夯土厚2米左右，规模远远大于四周的四座凸字形夯土台。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见到一位88岁的老人李万祥，他从小在大同南关居住。据他说，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此修建飞机场时将此土堆推平，此前土堆高出地面两丈多，顶上建有“子房庙”（注：子房，大同方言，指一种庄稼害虫，头红色，无翅。），周围有大量碎瓦，可见当初建筑的高大。《水经注·＠①水》记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则以上文字所记即是此中心建筑。文中对中心建筑的形制所言极略，仅知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不为重隅。所幸郦氏《水经注》在叙述位于如浑东水之东的大道坛庙时较为详细。它对我们了解中心建筑会有所帮助：“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少室道士寇廉之所议建也，兼诸岳庙碑，亦多所署立。其庙陛五（或作三）成，四周栏槛上陛之上，以木为员基，令干相枝梧，以板切〔砌〕其上，栏陛承阿上员，制如明堂，而专室四户”。依《隋书·宇文恺等传》记载，“其室皆用＠②累”，明堂建筑是用砖坯砌成。灵台建于明堂之上，以观天象。灵台之下，在“室外柱内、绮井（注：绮井，后世亦称藻井。［宋］沈括《梦溪笔谈》一九《器用》：“屋上覆＠③，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唯宫室祠观为之。”）之下”设有大型天象演示仪器——浑象，随着季节与时辰的变化而转动。这里还装饰着蓝色天幕，画有北天极的星宿，俨然一座中世纪先进的天文馆。

    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大同县志》“明堂”条下记：“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时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遗址，即于其上立庙。”这里所说的魏孝文帝祠堂，列于“明堂”条目之下，则可能就建于明堂遗址附近。后一句“州有魏故明堂遗址”，接续前句“唐开元二十一年”，显然也是指唐代，但其上所立之庙已无从稽考。李万祥老人所说的“子房庙”可能是一清代庙宇。此处已在明堂遗址发现前几年盖起了一栋楼房，遗址已遭严重破坏，但经仔细钻探，夯土台的边沿都已找到。

    六、与已发现的另三处明堂遗址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并发掘的明堂遗址共四处，除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以外，其余三处分别是汉长安明堂（注：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汉魏洛阳城明堂（注：正式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资料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和唐东都洛阳明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汉魏洛阳城明堂、辟雍、灵台都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位于东汉洛阳城南不足一公里处，为三组各自独立的建筑，与平城明堂明显不同。辟雍平面呈方形，四面筑围墙，四面门外有水沟。明堂平面亦呈方形，中间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中心建筑所在。显然，东汉初建明堂、辟雍时，光武帝是采用了明堂与辟雍是两个不同建筑的观点而分别施工的。这里的明堂与辟雍，除了辟雍外围的水沟以外，二者并无大的区别。据文献记载，东汉洛阳明堂是参照长安明堂修建的。《水经注·谷水》则记载东汉洛阳明堂“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引水于其下，为辟雍也”，似乎并不存在独立的辟雍，而与汉长安明堂一样。看来文献记载是错误的，不过由此也可看出郦道元对“辟雍”一词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由于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我们尚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东汉建造的洛阳灵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高大而坚固，历经汉魏晋三朝，延续达二百五十年，是我国目前唯一正式发掘的古代天文台。它独立一处，紧邻明堂，明堂与灵台的关系似乎紧密相连。

    唐东都洛阳城明堂，建于宫城之内的中轴线上。初为隋之乾阳殿，焚毁后依旧址造乾元殿，武后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又毁，在此造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高三丈，号万象神宫”（注：《唐两京城坊考》，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注：《通典》卷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明堂与《礼记》明堂建于都城之南的规矩明显不同，而且辟雍也非环形水道，代之以“铁渠”。此“铁渠”虽没有在发掘中发现，但推测可能是一种比环形水道更为简单的象征性的设施。唐武氏明堂从位置到建筑形制，已与古礼相去甚远。

    汉长安明堂遗址，位于汉长安故城南约1公里余，外围是一环形水沟，直径349-368米，水沟内宽92厘米，两壁皆砖砌。内有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辟四门。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心建筑位于一圆形夯土台基之上。纵观这几处明堂遗址，平城明堂与汉长安明堂基本相似，是按《礼记》的制度规划、建设的，较为传统。《礼记正义》：明堂“在国之阳”（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太平御览》引《礼记外传》曰“明堂……在国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注：《太平御览》卷五三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平城明堂的位置是严格按照传统作法选址的。其中心建筑“上圆下方，十二户九室”，也十分符合传统礼制的规范，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说“事准古制”。因为平城明堂的中心建筑已难以发掘，所以无法进行更确切的对比。平城明堂的围墙设在辟雍外侧，《隋书·宇文恺等传》载：“后魏于北台城（平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④立不与墙相连”。按“圆墙”的说法，围墙是循着辟雍的走势而建的，平面亦呈圆形，类似现存北京天坛的围墙，但其遗迹目前尚未找到。辟雍露天无盖，四门设在临水的渠边，从而使整个建筑群的布局更为疏朗、优美。汉长安明堂的辟雍则不同，不仅水道很窄，而且在东、西、南、北四边与一长方形水道相通，水道上还盖有石板，因此辟雍内又另设一道围墙。平城明堂的环形水道构造简洁，只有一环形沟，宽达8-23米。较窄的部位，是因为四周的四座凸字形夯土台突出于水道中，占据了部分水道所至，而且水道是露天的。平城的南郊，有高耸的永宁寺七级浮图，又有宏伟的圆丘，明堂东为籍田与药圃。这里“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注：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小桥、流水、农田，辟雍像一枚晶莹的玉环，镶嵌在绿树丛中，在幽美的景致中，明堂更显得神密。

    七、明堂建设所揭示的其他信息

    明堂建成于太和十五年十月，仅仅一年零十个月之后，孝文帝就陈兵百万南伐萧齐（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实际上已迈出了都城南迁的步伐。从此后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判断，由平城出发时他已打定了迁都的主意，只不过没有宣布，不便于在平城宣布，南伐不过是一种计谋而已。然而，从明堂这样耗资巨大的土木工程的建设来看，说明至迟在太和十五年时，孝文帝还并不想迁都，这一年，他不仅建了明堂，又在方山冯太后永固陵北端不远处为自己建了寿陵万年堂。早在平城建都初期，太史令王亮、苏坦就曾于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因缺粮问题而向明元帝拓跋嗣提出南迁都城的问题，事实上迁都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北魏历代帝王。自孝文上任以来，柔然经太武帝的重创之后，势力已渐渐恢复，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注：《资治通鉴》卷一三五。）。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残暴好杀”的豆仑即位，号伏古敦可汉，魏与柔然的关系更趋紧张。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八月“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镇北大将军陆＠⑤并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军过石碛，大破柔然而还”（注：《资治通鉴》卷一三七。《魏书·蠕蠕传》作“七万”。）。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孝文帝最终下定了南迁的决心。“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注：孝文帝诗，见《魏书·郑道昭传》。），孝文帝怀着对中原汉文化的无限崇敬和一统华夏的雄心壮志，终于跨过了黄河，进入了中原腹地。

    明堂建设所揭示的另一信息，就是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孝文帝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明堂作为都城重要的礼制建筑，历代都倍受重视。汉代以来，从地望、建筑形制、建筑规模等诸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在都城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成为都城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明堂的修建，反映了孝文帝对汉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认同，也反映了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建都平城近百年，经过与汉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自身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由此去看待孝文帝不久之后的迁都洛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