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付鹏 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人口年龄阶段和时代红利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1978年后中国确立和实行了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大力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GDP同比增速自改革开放前的10%左右飞涨至1993年30%以上。为进一步融入全球世界，中国2002年也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利用全球化获得外需，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图：改革开放 入市和金融杠杆
（数据来源：Ifind）
对于中国全行业的高速增长，最获益的是出生于中国“婴儿潮”的黄金一代。黄金一代大多是指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开始进入社会工作，到了2000年开始进入30至40岁的成熟年龄，并在2010年左右成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而到了2020年，黄金一代平均年轻已过半百花甲，黄金一代步入退休阶段，也逐渐成为了当前老龄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黄金一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两轮时代红利中通过劳动和生产获取了大量社会财富。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黄金一代，在9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社会和工作岗位。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和探索阶段，各种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到处充满了机遇。这一代人有更大机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红利，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自身的财富，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随着中国入世，黄金一代也赶上了全球化市场扩大的机会，进一步强化了资产实力。同时，他们还通过充分运用金融杠杆，从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拓展到股权投资和二级市场的上市与套现。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成功地利用了金融市场的优势，还借助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得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无论是从金融部门杠杆率还是居民部门杠杆率看，08年之后通过杠杆进行金融资产的运作均能进一步扩大其拥有的社会财富。
图：改革开放 入市和金融杠杆
（数据来源：Ifind）
至于出生于95后、更年轻的Z世代，出生和生活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见证者。然而对于Z世代个体来说，2020年才25岁上下的他们，已经赶上了居民部门高杠杆时期，而刚刚进入到社会的同时无法快速获得第一桶金，他们面临的将是与前几代都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由此来看，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依然是集中在年长人群中间，而首批财富创造者逐渐产生了财富传承，中年及以上是拥有社会财富的主力军。无论是哪一时代，当这一代人正好处于青年时期，碰上时代机遇加上他自身努力，便能使得其积攒财富。通过在不同的行业中积累了经验，并逐渐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步入更高级别的富裕阶层。这些人的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他们早期的工作收入以及一些投资所得。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些原始资本转化为更多的财富。许多人选择了金融投资，这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等。通过这些投资，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同时也能够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而这个结果能够从部分数据统计中得到印证。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高净值人群中51%以上为40岁及以上人群，90%以上为30岁及以上人群。而高净值人群往往又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大部分，因此拥有社会主要财富和进行资产配置主体的年龄段依然较高。而随着这群财富拥有者步入老龄，年轻Z世代能遇到的造富机会较前几代逐渐稀缺，社会的资源配置毫无疑问会受到年龄结构带来的风险偏好的影响。
图：高龄者拥有社会更多财富
（数据来源：招商银行《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风险偏好
图：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下的支出&收入曲线
图：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下风险偏好曲线
图：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根据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按照居民部门持有的通货、存款、债券可计算出居民部门配置无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2000年以来，中国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资产配置上选择无风险资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居民部门选择减少无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发生调整，同时高龄人口比例逐渐增高，2011年以来无风险资产配置占比逐渐提高。而2016年无风险资产占比再次下降，则是受到置房地产挤出效应的影响。随着疫情以来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停滞，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居民将更倾向于配置债券、理财、现金等无风险资产而非股票等风险资产。
图：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资产端
（数据来源：Ifind）
与非金融资产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在2008年后明显加大，其中大部分以股票及股权形式存在。对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的购置占投资行为的一半以上，自2008年后投资权重则逐渐让渡给了股票和股权。而现金的比重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图：中国居民部门主要资产占比
（数据来源：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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