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此文发表在《收藏家》第二期、第三期上，题目为《越窑与秘色瓷浅议》。
秘色瓷的始烧年代
陆羽的“类冰类玉”句绝非泛泛之谈。作为一名不愿做官，曾一度为伶工的唐代学者，其包含两种不同物质形象的比喻完全出自作者感性至理性的体悟。可以这么说，由于陆羽见到了秘色瓷，因而才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概括出秘色瓷的外在特征。
为证明上述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查找线索：文献和考古资料。
文献资料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内库有青瓷盏，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吹如沸汤，名自煖杯。”
则记事说明，开元天宝年间（712-756年），即公元756年前，唐玄宗已享用上了进贡的青瓷杯。什么窑的青瓷，王仁裕没讲。但据朱伯谦先生论证：“其时越窑所烧直口杯，口沿很薄，多数通体施黄釉，开片细密，与上述记载相符。那么在唐玄宗时宫廷可能已用越瓷了”（《朱伯谦论文集》1990年10月紫金城出版社)。而朱伯谦先生的则推断又和《新唐书.地理志》“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的文字记载相吻合，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已出现贡瓷性质的越盏。关于贡瓷，李辉炳先生亦有评述：“在宋代‘官窑’建立之前，历史上还经历一段由‘民窑’烧制‘贡瓷’的阶段。自唐代开始，南方的越窑青瓷，不断向宫内进贡。故有‘秘色’之称”（《宋代官窑瓷器》1993年11月紫金城出版社）。
显然，就在陆羽的青年时代，中晚唐已存在了事实上的秘色瓷。追溯历史，陆羽拥有秘色瓷也是合情的。
唐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自武则天开创人才选拔政策上最开明的殿试制度（殿试也称廷试，第一名为状元）之后，文人与朝廷的沟通及文人与官员之间的相互取悦已成为常事。看看朝中当时文人高官辈出，以及涌现出一大批空前绝后让人至今念念不忘如李白、杜甫、孟郊等伟大诗人，中唐时期的文明景象可想而知。那么，大量运抵长安的贡品越瓷（主要是碗、杯）该流向何处呢？除了宫廷日常所需，是否还会有部分用以赏赐官员？即便李唐皇室痴迷吝惜，是否也该有部分的贡瓷由王公贵族转赠文人？因此,成就这些唐诗的年代以及进人唐诗的这些越瓯都值得推敲。
比如与陆羽同时代的孟郊( 7 5 1 一8 14年), 他作于785 年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 “ 道意勿乏味, 心绪病无惊。蒙茗玉花尽, 越瓯荷空。”(《全唐诗》卷380) 此诗末句中“荷叶空” , 大有秘色瓷的薄胎味。
又比如施肩吾写于8 0 6 年的《蜀茗词》,诗人踌躇满志吟云:“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慎嗔。”(《全唐诗》卷806) 面对满碗琼浆玉液,施肩吾何故“却畏嗔” 。究其原委, 比琼浆让人更动心的恐怕该是碗的本身,抑或维系这碗的有来头的情结。
尽管贡窑的功用在五代是起了突变,但这属意外的历史插曲: 吴越国出于保境安国的政治需要, 把上林湖越窑贡品当作家乡土特产用以向周边强权笼络感情,开创了瓷器举国的妙用; 又为提高这份外交筹码的利用价值和使用效果, 钱氏朝廷垄断生产, 严明使用阶层, 以致“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威名天下鼓噪四海皆知,反使早于它的唐代“ 秘色越器”销匿不彰, 险遭淹没。凡此种种, 无非证明了吴越统治者的伎俩高超, 却改变不了唐代贡窑原有的功能。
唐代, 贡瓷为宫廷日用所需而生产,虽“置官监窑”,那是保证质量, 从未有过“臣庶不得用”的规定。也正应了实用目的, 碗盏的流动和主人的变换皆成常事:孤家寡人品茶喝酒绝对没味, 这属天下常情作赋吟诗相邀相赠友情为重 , 这是人间常理。在此番至今也为人类“常情常理”下产生的唐诗, 能让主人宝爱到足以称道地步的越鸥, 只可能是品位极高的秘色瓷。除非当时的青瓷系还有其它窑的“ 秘色”器,为示区别, 狂放不羁的诗人或许会一 一标上“ 秘色” 。倘若如此, 这些不以本质为重又有沽名之嫌的诗词是要大打折扣的,恐怕也流传不到今日, 岂不更糟。
现在,在对唐代文献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个误区, 似乎非注明“秘色”不可, 否则就不属秘色瓷。这种抽象界定,特别是错用在唐诗这一艺术形式上的思维方式,不单单凝固了中华汉字包容辽阔涵义的博大张力,也否定了诗词以形象表达思维的合理性, 徒使秘色瓷真谛陷于无端的不复中。按照上述逻辑, 惟唐代陆龟蒙的诗情是冲着“ 秘色” 而发, 其他词意中的越瓯就不在秘色瓷之列, 那么, 唐代秘色瓷世上目前有儿件? 加上地宫内注明的,一共才15件。可能吗? 显然不符事实,“严谨”得近乎残忍。
有人把徐寅的秘色瓷也并入唐代。其实，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写于923年, 此时, 唐代已消亡17 年, 正当五代十国兴旺期。然而他的诗倒说明了些问题: 说明了即便“臣庶不得用”规定甚严的五代, “贡余” 之后人们依旧可从各种渠道得到一些秘色瓷; 说明了五代诗人的社会地位, 他们居然无须藏匿, 还可以蔑视“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戒律的存在,照样吟诗作赋大事喧嚷。除此外, 还说明了什么呢? 且看徐寅诗: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 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 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全唐诗》卷710) 此诗的前六句, 徐寅用诗人特有的灵感, 描绘了秘色瓷的釉色, 贡君制、造型、质地、泽光等情况。从其形象大于思维的“薄冰”“绿云” “ 古镜”等文字中我们发现, 徐寅表达的特征与陆羽解说的特征竟如出一辙,从而愈发证实陆羽所指的越瓯非“秘色”莫属, 因为, 陆羽手中的越瓯比徐寅标明“秘色”的茶盏更美, 它不止类冰(“薄冰”、“古镜”,)、色青绿(“ 融青”、“绿云”),还类玉。
考古资料
由于唐代日用器通常不入葬, 贯以三彩陶器作冥器, 故唐代越瓷历来出土较少,地面日用物,在经历了一千余年历史长河的涤荡后又几近无存。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常引用乾隆名句“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来说明唐越器的存量。然而,侥幸被保存下来的还是不少：“973 年, 宁波市义和路( 码头) 等遗址的唐代大中二年(848年) 文化层中伴出一组越窑青瓷，与法门寺所出的碗、盘，造型、釉色一致，从而证明上林湖地区设置贡窑，应在唐大中二年之前。”“1 9 3 6 年, 绍兴县城唐元和五年(810年) 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 出土执壶、盘、水注、唾孟等, 这批越窑青瓷当是百里挑一, 造型、釉色与上林湖地区中唐晚期窑址中出土物完全一致, 无疑是贡品。上述资料出自林士民的《青瓷与越窑》。林士民先生现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该古越地的二则发掘资料表明,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比法门寺地藏物的年代分别早了35年和65年, 也已比较接近陆羽所处的时代。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我们不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的中晚唐时期, 中国已烧造秘色瓷; 把秘色瓷的始烧年代框在“绝代年代为唐代咸通十五年( 87 4 年), 上限为咸通十三年”不免过于保守。
秘色瓷之“秘”
秘色瓷, 所有外部特征可归纳为八个字—类冰类玉、千峰翠色。笔者喜好收藏,在摆弄了数千件各式瓷器基础上, 遵循古人的指点和遗下的古物顺藤摸瓜, 才找到些感觉, 才明白前辈陆羽和陆龟蒙真正地了不得, 才确信“类冰类玉” 和“ 千峰翠色”句盖越瓷最高境界。
但是越瓷与秘色瓷,毕竟系同一母体的孪生姐妹, 它们的骨子和血脉相同, 连生成的条件也几乎相近。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林湖库区内多数的瓷釉瓷胎测试的数据证实, 晚唐时期上林湖窑不同釉色标本胎, 其釉的化学组成基本一致, 这样就排除了由于配方不同而造成釉色不同的可能性。该研究所的另一项温度测试结果证实, 从东汉至北宋, 越窑的烧成温度大致在摄氏1230士20°-1300 士20°之间,这样又排除了由于温度大起大落而造成釉色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 釉层稀薄是越瓷的一大特点, 莫说唐宋,就连两晋在内的大多青瓷釉层都较薄。越窑的釉薄一般在0.02-0.04厘米之间。釉层的厚度虽然通常总共只有坯体厚度的1一3%,可是它会强烈地改变制品的热稳定性、介电强度和化学稳定性等。釉层薄还容易在视觉上产生青莹见底的美感, 这似乎匪夷所思, 却正是越瓷之所以让人赏心悦目的原委。只需稍稍留意不难发现,越窑为美的晶莹与清澈, 无不与灰胎及灰胎上呈半透明的稀薄青釉相辅相成有关。这些青、黄、绿中带灰色泽表现的是一种率真的自然色调,令人感到无比亲善、神怡。但是, 单靠釉的稀薄, 仅能做到要么类冰类玉, 不可能“熊掌与鱼”兼得, 而且厚胎上的薄釉容易流淌不匀,或因胎釉参数悬殊形成釉面龟裂纹片密布。所以胎体减厚, 是越窑向秘色瓷蜕变的关键。
但是, 薄胎谈何容易, 须在窑火摄氏1300°高温中不变形!
匣体的应用, 保证了制品坯体与匣具收缩率一致,从而降低了薄胎在高温中容易坍塌变形的几率, 更使产品的釉汁比以往“纯正、清亮得多”。但匣体成本高,占地体积大, 所以只限于有数的贡品, 而大部分的越窑产品还是比较笨重的, 不然,唐诗中的“越窑荷叶空”、“薄烟轻处搅来匀”、“轻如云魂起” 、“轻旋薄冰盛绿云”等诗句就失却了真实意义。但从另一角度我们可辨出唐诗另有所指: 这些看似针对当时越瓯胎体普遍较“厚” 和“重”而言的“轻”与“薄”,说的其实正是越窑“秘”与“不秘” 的区别。
换句话说, 厚胎薄釉是越窑制作特点, 薄胎薄釉才是越窑秘色瓷的精作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到釉质和釉泽上,厚胎薄釉的釉面较单纯地折射出种稍滋润或者较晶亮的泽光,薄胎薄釉的却能在内蓄温、润、坚、密如玉的釉质上再多层旷明幽冷，甚至寒光骤起似古镜、如薄冰的光泽。简言之, 此光泽既含蓄(存在于釉面下层和胎表之间,有青玉、黄玉之质感)又清亮（存在釉面,有薄冰、古镜之玻光)。基于我国古瓷尚青习俗,文人爱之如痴如醉,刨根究底便生出了富有诗意的“秘色”一词。
“秘色瓷”一词很形象: 既然密封匣钵内, 多少带点神秘性, 这是其一。釉色因窑焰变幻万端,又各有奇趣, 恍如天赐, 这是其二。类冰类玉的烧成实非易事,成者如尤物, 妙不可言, 这是其三。秘色瓷应名应物,又在其后的五代十国干出了一番大事,便代代秘说, 愈说愈秘。
提起“翠”,自然要想到翡翠, 其实,我国认识翡翠的历史不长。有人说, 最早的翡翠出现于宋代, 其证是, 欧阳修在《归母录》中载: “余家有一玉罂, 形制甚古而精巧。在颖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铃辖邓保吉者, 真宗朝老内臣也, 识之曰:此宝器也, 谓之翡翠”。也有人近日在一份大报上撰文说, 位往返于中缅边境的明代生意人事出有因, 偶然带回了翡翠, 这样, 从明代起中国才有了碧绿的翡翠制品。玻璃种翡翠颇诱人, 估计明清以来, 秘色瓷之“翠”让人直往宝石翠绿上想。可是,此“翠”非那“翠” ,因为, 唐朝终其一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翡翠制品。
至于“千峰翠色”的“翠”,陆龟蒙本人还是解说了一回。其《茶瓯诗》言:“ 昔人谢谢塸埞,徒为妍词饰。岂如圭璧姿, 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 韵雅金罄侧。直使于阗君, 从来未尝识”(《全唐诗》卷629)。这回, 诗人说得既贴切又详尽, 他把手中的灰青色瓷瓯称之为质地美好如玉,光泽与金属礼器相映交辉,是件漂亮的罕见之品。只是读罢很难确定, 《茶瓯诗》中的瓷瓯与其《秘色越器诗》中的瓷盏究竟哪件更美? 是一件还是二件? 古人碗即盏, 盏即杯, 彼此不分。不过,诗人的“圭璧姿” 、“烟岚色” 与“ 金罂侧”的“光参”句却道得分明,无非是类玉类古镜的那层意思。尤其“翠”，包括灰青更毋庸置疑。这里须再念叨一句如果深入品味,从“又有”对仗“岂如”中可悟出,陆龟蒙本人还是以“烟岚色”为上,因为, 此色的对应物为圭璧, 这三者相得益彰。换之其它对应物,色未必就是灰青了,例如地宫内的二口银棱碗,与金银相匹当然黄色为上。
综上所说, 秘色瓷的特征,早在1100年之前,陆羽与陆龟蒙就先后以见证者身份告白了天下: 类冰类玉、千峰翠色。
“秘色瓷”涵义与意义
对“秘色瓷”的解释,陶瓷学界至今存在三种不同见解: 或以色(香草色、碧色、稀奇之色) 为秘,或以供御性质(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为秘, 或把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晚唐至宋的越窑均为秘色瓷)。笔者以为:
秘，古代把禁中藏书处称秘府或秘阁, 是“宫中秘不示人之物”的简称, 在此当作“匣钵内的秘(贡)瓷”讲;
色, 古代的“色”与“色目”相通, 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此论与祝、史、医、卜并列见其色目。”“色”即“种类名目” ,在此当作“种类名目”讲。
瓷，在此作“越瓷”讲。
“秘色瓷”的本义为: 匣钵烧制的薄胎类越窑贡瓷。
秘色瓷之“秘色”与单纯意义的“翠色”无关。这类美色, 凭着越窑千年底蕴不难实现, 难的是色的“千峰翠色” 。因为,任何单种釉色往往只需把握住一个道理(温度与氧化还原焰) 终可达到完美, 而无道无常又无法雷同的釉色才是万般难能的,一如其后700年的康熙绿郎窑和豇豆红,它们的难度在于, 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妙的逆转, 而这些超常规变数通常是无法预测的, 它在人算之外,还得仰仗“ 天数” , 即便如此, 这些绿和这些红也很难再现相同的色度或相同的苔点。从这个意义上讲, 秘色瓷确实还有许多奥妙有待揭秘。
2 5 0年前的乾隆皇帝可能看得较我们更贴切, 他在鸡缸杯上题的“李唐越器人间无”颇值回味。这位把赵宋五大名窑轮番仿个够的古物鉴赏家、诗人、最高统治者在揣摩欣赏御窑厂仿古杰作的此刻, 心想的真的是李唐越器存量的多与寡吗? 恐怕他很清楚, 再少也较汝窑的存世量多得多,根本不可能人间无。只是他感到头痛,也由衷感慨，难,仿制越窑瓷实在难! 比起仿制赵宋官窑, 仿制永宣青花, 仿制成彩鸡杯,甚至比创作象生瓷都要难得多。可是, 他乃至高无上又无所不能的皇帝,能向天下承认自己的“无能”吗？不行, 只好一声“人间无”。这句“人间无”。赞叹了秘色瓷本质上不可再现的“神”与“妙” 。
至于秘色瓷到底有多少“神妙” 处, 比比乾隆, 当今陶瓷学界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物力作全面解答的。
高阿申，祖籍山东蓬莱，1949年生于上海。瓷器收藏家、鉴赏家，现为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艺术品鉴赏与投资高级研修班》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艺术品投资、收藏与鉴赏》课程高级顾问、、央视《寻宝》栏目专家组成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浙江影视《鉴宝》栏目核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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