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简体就算“硬伤”？
■斯舜威
不久前到音乐学院参加音乐家和书画家联谊活动，先听音乐会，而后进行书画创作。用于书画创作的时间比较紧张，我匆匆忙忙写了几幅与音乐相关的条幅，比如“余音绕梁”“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微妙圆通”等，仓促而就，不尽理想。发微信后，一位远方朋友好心指出“余”写错了，是“硬伤”，“余音绕梁”应为“餘”，而“余”作姓或指本人。我诚恳表示谢意，并表示将重写。确实，如果写繁体，“余音绕梁”应该写成“餘音繞梁”。
我不得不承认，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这一代“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化的基础教育是欠缺的，连最起码的繁体字知识也先天不足。现在的文人，对民国那一代文人实难望其项背，不说别的，单说文字学这方面的功夫就远远比不上。作为书法家，又离不开繁体字，因而只能“补课”，谁“补课”功夫深，知道的就多一点，谁“补课”功夫浅，知道的就少一点。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书法家写简体字，而是为了写繁体字而写繁体字，又把不该繁的也繁了，以致出现“硬伤”。特别是电脑有繁简转换功能，有时图省事，依赖电脑，就容易出问题，把不该简的也简了。比如网上经常吐糟一些地方的碑刻错字连连，说是某地的一位有心人看到一块碑刻错字不少，多次“上访”要求纠正错误。我看了一下，大都是“繁简转换”出错，把不该繁的繁了，如将“余”姓或指本人的“余”写成“餘”，把“王后”写成“王後”之类。
事实上，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字系统，不但有繁简之分，更有本作、曾作、后作、俗作、异体、通假等之别，同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用法，甚至不同的读音，有时可繁，有时不可繁，一个人穷尽一生之力，也难以将其彻底搞明白。有时我们理直气壮批评别人，殊不知别人并没有错，至少是有所本的。比如，持续畅销的《故宫日歴》，几年前就被人公开批评，认为“歴”字出错，应改为“曆”。然而，故宫我行我素，今年依然是《故宫日歴》。《咬文嚼字》主编“咬”住不放，故宫不得不作出回应，原来，“歴”是出现较早、含义较广的古字，虽然后来分化出了“曆”专用于表历法之意，但以“歴”代“曆”仍不为错。而“歴”在汉唐之间常写作
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文字学知识的一个理由，特别是书法家，书写对象、表达媒介就是文字，对文字学就更应该有所了解，即使不能了解全部，但也必须了解你所要书写的，特别是尽量要避免“硬伤”。
我们对汉字繁简问题可以探讨的范围比较宽，比如，当代书法是否必须用繁体字？是否不用繁体便是“硬伤”？是否可以用简体？或者繁简交杂？我个人认为，书法书写有一个约定俗成和临帖传承的问题，能用繁体，尽量用繁体，但也用不着一味求繁，在没有搞懂之前，宁简勿繁。只要“简体”是权威性汉语字典所收录的，就不能认定“错”。至于“硬伤”的界定，应该是：不该繁的繁了，出了错，是“硬伤”，可繁可简的用了“简”，就不在“硬伤”之列。
记得前些年有人曾撰文，“钱钟书”的“钟”应作“锺”，“钟”是“硬伤”。诚然，钱先生的姓名原本确为“钱锺书”，但现在出版物上“钱钟书”已经非常普遍，大家也已经接受，再认为“钱钟书”是“硬伤”，就不妥了。“台”亦如此，同样是用作地名，“天台”的“台”不能作“臺”，而“台湾”的正式繁体是“臺灣”，但现在港澳台地区通用的写法是“台灣”，也已约定俗成了。
因为一个“余”字，引出一篇文章，并非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而是觉得繁简问题有普遍性，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讨论，见仁见智，大有好处。对那位远方朋友的意见，我还是虚心接受的，方便时会重写一幅“餘音繞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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