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澎湃·镜相“小行星计划”首批征集作品，由中国人民大学“RUC新闻坊”推荐。
作者 | 陆佳楠 吴韶韬 杨楚楚 郑欣蔚
指导老师 | 方洁
编辑 | 王迪
已是深秋时节，地坛公园的银杏泛黄。
萧瑟秋风让游人不由裹紧了身上的外套，但地坛公园的一角却是气氛火热——人们层层围住了一块铺着垫子的空地，阵阵掌声中迸发出操着纯正京腔的叫好。场地中央的空气则比四周紧张了几分，一个清瘦的女孩和高出她许多的健硕男子僵持着——抱、拉、勾、绊、缠、扭、别、挑，两人几个回合较量下来仍旧难分胜负。正当全场目光聚集于一点时，女孩躬身一把拽住了男子的腰带——观众们顿时屏住呼吸——只见女孩扭身借着惯性全力一甩，男子的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垫子上。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每个周末地坛跤场都可能出现的情景，一群中国跤爱好者涌到这里，向对手发起挑战，而被这激烈的比赛场面吸引的游人也纷纷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不只是摔跤”
“中国跤一巧破千斤，这瘦的未必就摔不动这壮的。您看这儿：吸搂刮判拍，温倒闪拧揣，蹦拱摔跨倒，扒拿离刀抠，勾别切入踢，穿搓挤弹抱，里手花，外手别，窝勾，扦腿，挂打，得合落……”比赛间隔，场子也没冷，地坛跤场“量活”的中国跤招式顺口溜再次赢得一片叫好。他11岁起接触中国跤，在地坛跤场当量活也快二十年了，这些生动的字眼已经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忘不掉。“量活”在相声中指捧哏，在跤场上则另有所指。“中国式摔跤不只是摔跤，能够从两千多年前流传到现在，是有文化底蕴的。通过我的语言，跟大伙交流了，大伙就能够理解。”
“手、肘、肩、背、脚、腿、腰、胯、头、胸，浑身十个部分都有拌子，都有手法动作能使。”俗话说大拌子三十六，小拌子赛牛毛，种种手法自有一套渊源和传承。中国式摔跤是我国传统格斗术，又有角力、相扑、角抵、摔角等称。《礼记·月令》就曾记载“孟冬三月，天子令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五代时期，摔跤技术强调轻便敏捷，名手辈出，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本摔跤专著《角力记》。宋代时则出现了民间摔跤组织角抵社。
清末民初，原本在皇宫中专练摔跤的善扑营扑户流散到民间，为了讨生活，有扑户在天桥开辟跤场卖艺，将生猛泼辣的摔跤技术与灵动活泼的表演技巧融为一体。为了让更多外行看懂，又增添了调动气氛、解说比赛的“量活”，“武相声”由此滥觞。观众紧张于对决，捧腹于量活，天桥摔跤逐渐成为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综合民俗艺术。与此同时，作为大内武功的摔跤技术也以师徒相传的形式流向宫墙之外，形成一派江湖。
李德顺的父亲就是善扑营扑户的再传弟子，懂行，和跤坛名宿宋守今相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宋守今在后海小花园组织了私跤场。李德顺儿时就常常去看练跤，那时北京胡同里的孩子们也好斗，经常是一个拉着一个，就找空地摔了起来，推推搡搡，你来我往，非得分出个胜负。宋守今也往往从中留意。李德顺是被选中的，虽然那时他才14岁，不足90斤。练武首先得吃饱肚子。宋守今为了说服李父，多次登门，甚至提出可以每月多拿10斤粮票给孩子，这在数着粮票过日子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很感激他。他是我的启蒙教练。”李德顺说。
李德顺也记得当时和父亲对话的场景：
“你要练可苦着累着，你怕不怕？”
“我不怕。”
“如果你要开始练就不能放弃了，你就必须要一直坚持下来，你行不行？”
“行。”
从那时起，李德顺开始练起了摔跤。
和天桥面向观众的民俗表演套路不同，后海小花园天然具备一种淳朴的竞技氛围。日后成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李德顺更偏爱后者：“现在谈起中国跤，第一个想的是天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也是给天桥摔跤评的。竞技体育跟民俗的东西是两个概念，还是存在区别的。”
什刹海-后海一带的训练场，其实也就是在空地上铺些垫子，没有盖单，也没有罩布，孩子们一摔土就全扬起来了，呛得人直咳嗽。然而李德顺等不少知名跤手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北京乃至全国这样更大的赛场。
“中国跤慢慢淡了”
1987年，28岁的李德顺作为火车头体协代表队成员前往广州，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中国式摔跤比赛，从年龄上看，这或许是他能参与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了。六运会结束后，部分省市中国跤专业队解散。到了第七届全运会，中国跤项目规模减半，人员七拼八凑，实际上已经不孚职业体育项目之名。第七届全运会之后，中国跤项目彻底退出了全运会舞台。
1959年，首届全国运动会举行，中国式摔跤这一项目位列其中。在此之前，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前身）召集全国各地的著名跤手商议讨论，出台了《中国式摔跤运动员等级制》和《中国式摔跤规则》。从此，全国风格各异的传统摔跤、撂地活动都能在这一体育规则下较量竞技，“中国跤”也得以冠名“中国”。
为筹备全国比赛，各省市相继组建了中国跤专业队或集训队；北京市组建集训队，并在上世纪80年代成立正式的专业队。李宝如是北京最早一批集训队队员，队伍里有国家聘请的正规教练，队员的训练、生活等各方面都由国家负责。集训队里只有教练员和学员，没有师徒之说，李宝如得以每天向教练学意识，向同侪讨方法，大开眼界、兼采各家。
成为北京专业队教练之前，李宝如是什刹海体校的正式教练。对从前在后海小花园操练的孩子们而言，跟着正规教练学跤，意味着有崭新的跤衣、额外的饭补，成绩好的也可能通过选拔赛渐渐向专业队靠拢。
当时十六七岁的李德顺是什刹海体校的佼佼者，他得了区选拔赛冠军，也时常在北京市级比赛拔得头筹，但要登上全国级别的赛场就没那么容易了。在全国比赛中得奖对运动员个人和其所属的队伍、单位、地方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李德顺回想起自己曾因种种原因多次错过全国比赛，很是遗憾。
1979年，中国重新取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国家体委随之提出“国内练兵 ,一致对外”的原则，对国内竞技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调整，要求与奥运会设项一致。随着大量国际格斗项目的引进，本土的中国式摔跤受到冲击：全国比赛时有时无，大量中国跤运动员改练国际跤、柔道等其他项目。
李德顺的好友孟昭瑞是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体育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他生在天津，从小深受津门摔跤文化的熏陶，“有中国跤的底子在”。进入北体后，他改练柔道，“学校让学什么，咱就跟着学“。孟昭瑞练柔道不久，便迎来和日本城西大学代表队的比赛。跤垫上，精通柔道的对手向他冲来，他猛地拽住对方的柔道服向后一拉，快速出腿锁在对方两腿之间，一别一翻，借力打力，“砰——”，对手摔倒在地：孟昭瑞最终用中国跤的技术取胜。柔道赋予了他为国争光的憧憬，但他热爱的中国跤始终是心中的遗憾。“这不中国跤它没有（国家队）嘛，等于你就没有工作干了。”1983年，从北体毕业的孟昭瑞成为了柔道国家队教练。
李德顺也练过柔道，但他说自己就喜欢中国跤的干脆利落，借力打力。相比于柔道，中国跤早已去除了“反关节”等容易伤人的动作，且将对方摔倒比赛即结束；柔道则不然，在柔道比赛中，选手不仅要摔倒对方，还要将其在地面制服，倒地后可施以固技、关节技和绞技。“中国跤的底子比较好的话，你改练柔道或者国际跤比较容易，因为技术都是相通的嘛，中国更强调站立投摔的技术，依托跤衣把位的争夺展开攻防，技法比较丰富。”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后，全国共计37个中国式摔跤专业队解散。虽然跤手们也有失落和不舍，但自此不必再为组织搏成绩，也不必再为地方争荣誉，大家还是感到“松了一大口气”。他们或接受工作分配，或下海经商，或转行其他项目，或退休养老……等到十多年后反应过来，中国跤已经“淡了”。
“我们坚持二十年了”
地坛跤场的创始人是前北京专业中国式摔跤队队员那振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振刚结束了19年的菜农生涯，被调到地坛公园工作，公园的洼土地承载了他弘扬中国跤的希望。他申请了公园的空闲用地以教授学生，不少爱好者也慕名而来，切磋技艺。那振刚收藏的2000年地坛跤场正式成立时的留影里，教练与学员已达33人。
随着那振刚年纪越来越大，他决定将跤场交给下一代管理，王同庆就是其中之一。“我说咱们不能是一盘散沙，要把这些摔跤的人全都连在一起，咱们磕头拜了把兄弟以后，拧成一股绳。”正是王同庆提议下一代跤场管理者磕头拜把，义结金兰。他从真武庙请了关公，又从后海火神庙请了一个老道，选了日子和其他十兄弟并摔跤界的前辈聚于一堂。十一个兄弟拜了名帖，在老道的主持下向关公像上香，行三次跪拜礼。兄弟一人划破公鸡的脖颈，将缚着的鸡从一字排开的十一只碗上掠过，鸡血滴入碗中，因地坛跤场聚在一起的十一人由此“歃血为盟”。
王同庆是十一兄弟中的老八，打小就在宣武区体育学校练摔跤。1987年，23岁的他憧憬着在即将到来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大展身手，等来的却是全运会取消中国跤项目的消息，北京队也因此解散。
同样面临着专业队解散的还有李德顺，这种苦涩二十多年前那振刚也早已尝过。或许正是那种持久的失落让李德顺在离开专业队十多年后，又重新燃起摔跤的“瘾”——不用再为了“争光”而训练让他感觉轻松了许多，而告别摔跤的岁月又让他明白，哪怕离开了跤圈这么久，自己依然忘不掉这项运动的魅力。
当年启蒙教练的一个电话，又把李德顺拉回了跤圈。教练让他帮忙带体校的孩子们练摔跤，穿上跤衣，他明白了“中国跤依然是自己的最爱”。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筹备，李德顺、李德仁兄弟在朋友的帮助下，于2002年创建了“双雄跤馆”。“双雄”——意为跤场上角力的两名选手都是英雄好汉。由于中国跤是个小众项目，跤馆创建后，生源比较紧张，训练费自然不多，有时缴场地费都是个问题。最初前来的是中国跤的铁杆粉丝，他们甚至主动帮忙垫付场地费用，希望跤馆挺下来。几年下来，跤馆会员越来越多，2008年，在首体苏学良教授的帮助下，双雄跤馆迁址到首都体育学院。
“双雄争跤大会”是双雄跤馆发起的一项中国跤赛事，一开始只是在双雄跤馆内部举办。“这比赛就是为了提高学员积极性嘛，拿第一的给件跤衣，拿第二的给双鞋，图个高兴呗！”李德顺这样说。
“图个高兴”，那振刚在解释为何创建地坛跤场时也多次提及。每个地坛跤场的人说到中国跤时总会做出类似的评价，“一般孩子真练上了他就想练，中国跤有意思啊，强身健体，又锻炼心理素质，又锻炼头脑……”看起来不善言辞的胡万年一说起中国跤的好处就打开了话闸。
“地坛兄弟”老五胡万年同时也是北京育人跤社的创立者和总教练。除了每周四和周末到永定门的跤馆上课，剩下四天胡万年也在家住的小区里组织学员训练。虽然都是传道授业，但是胡万年却对徒弟和学生有自己的区分：“师徒如父子。他给你磕头了，你就得负责，包括摔跤、做人、生活这些东西都要管。入室弟子都是一家人了，比学生又亲近了一步。”胡万年收了十一个磕头徒弟。
据李德顺了解，中国跤最初没有拜师一说，是在满清灭亡、善扑营扑户流落天桥卖艺后，中国跤融合了民间武术的传统，摔跤圈里才出现了磕头拜师的现象。“收不收徒弟只是个人选择，最终的目的都是传承。”
这与王同庆提出结拜的初衷不谋而合——“大家共同奋斗，一起努力，传承中国跤，弘扬国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兄弟十一人在地坛扎下了根。“我们坚持二十年了，从没因地坛的管理起过争执，因为没有利益，都是义务的，往里搭钱的。”王同庆笃定地说。
除非遇到这种情形——两个人的徒弟在场上胶着，师傅们也在场边急得恨不得替徒弟上场。王同庆眼看场上的徒弟就要吃亏，上前想帮一把，却被拽住了——是赛场上另一人的师傅。摔跤场下的好兄弟因为赛场上指挥徒弟“真玩命吵打起来”的情况时有发生，两人还得上边上调解。
相比于地坛跤场上热血的师徒齐上阵，李德顺的“双雄争跤大会”显得严谨许多。这种严谨体现在规则的制定上，“我们讲公正，谁也别想在里边做手脚，包括裁判员、工作人员，而且我们的规则不允许你做出这事”。
大家对“双雄争跤大会”的热情与它的规则是分不开的。与现代竞技规则不同，“双雄争跤大会”不根据摔倒姿势计分，而是只记录单局的输赢，只要摔倒对方、使对方出界或在对方违规的情况下，则判定“胜一跤”。
预赛阶段，采用民国以来“单局三跤两胜”的形式，增加比赛悬念。曾有全国冠军因为轻敌连输两跤，败给一个刚刚练了三月的新手。比赛有时间限制，在规定时间内，若双方没有“见跤”或打成平手，则现场称量体重，体重轻者获胜。比赛决赛阶段，采用“单局一跤胜负制”，结果更加难以预测，比赛也更激动人心。
和王同庆等人一样，李德顺也想扩大摔跤的影响力。他还怀念着过去的时光——北京摔跤盛极一时，仅地坛公园就有六个跤场。他希望北京的摔跤界能恢复这种气候，便想着办个中国跤的联合训练。“我想别只是我一个人玩儿，大家聚在一起才好呢。”
李德顺开着车一家一家地去找北京市的大小摔跤俱乐部，虽然联合训练的提议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部分俱乐部的负责人还是持保留意见。“就担心有些学生可能会因此流失，转向别的俱乐部……”李德顺理解他们有这样的顾虑。
为了打消这样的担忧，他邀请各个俱乐部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开诚布公：第一，每个月轮流举办一次合练，在哪个教练的场地就由哪位教练带，其他人从旁辅助；第二，如果有学生想到别的教练那儿练，必须由原本的教练去打招呼，不然别的教练就不能收下这个学生。最后，他赢得了七家俱乐部负责人的信任。
第一次联合训练，定在双雄跤馆，训练结束后，其他教练围过来对李德顺说：“李教练，我们以后就在你们跤馆合练吧，您这的场地比较宽敞，人多了比较合适。”就这样，他们形成了每月一次在双雄跤馆训练的惯例。渐渐地，参与的俱乐部越来越多，每个教练轮流上课。如此延续了四年多，联合训练却还是走向了终结。李德顺叹口气，说：“我一直避讳着，怕他们有什么想法，但难免还是会有人担心你是不是想挖别人的学生吧……”
好在“双雄争跤大会”延续了下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成为民间规模较大的中国跤比赛，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经过疫情期间几个月的沉寂，地坛跤场也已经重新开张，恢复了勃勃生机。
“我看到一片曙光”
“我粗识文化，善于学习，广学百家、博采众长并加以研究，将京郊功法、技法编撰成文。”李宝如在自传文章《我的学艺生涯》中这样写道。《京跤史话》《中国式摔跤精粹》《图解中国跤》等专著见证了李宝如闲暇时笔耕不辍的努力。为了确保内容准确，他还特地跑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证，资料不能带走，全靠手录笔抄。李宝如的知乎账号由学生代为维护，上面也发布了他撰写的许多关于中国跤的文章，这与他写书一样，都是为了推广。
都说社交媒体的传播性强，胡万年的育人跤社也有运营专门的抖音账号，经常更新一些展示中国跤基本功和技巧的短视频，但粉丝和点赞数远未形成规模。跤社的教练也为这事犯愁：“年轻人都喜欢什么呢？”
谈到中国跤的未来，李德顺认为关键在两点：“一个是要有比赛的平台，而且要坚持下去。一个是培训教育不能放松，而且要发展。”
相比于争取官方赛事的重启，李德顺更期待中国跤通过商业化赛事自力更生。“专业队只是养一少部分人，商业模式可以养很多的人，包括业余的，也有很多可以去玩、去做。”昆仑决的模式就是李德顺所赞赏的——昆仑决是国内顶尖的商业化极限格斗系列赛，年均举办近30场比赛，商业资本的注入让它得以被广泛宣传并能长期组织高水平赛事。
“双雄争跤大赛”近年来也吸引了一些商业赞助，“有个集团老板开口就直接问我要多少钱。我没多要，我说以目前的赛事规模，每年几十万就可以，但希望是持续、稳定的合作。”尽管李德顺认可商业资本对中国跤发展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中国跤的未来能够靠钱短期砸出来。“用钱砸只会把中国跤砸死。你办一个比赛，一次性投入了1000万、2000万，做得特别盛大，一两年看不到回报就撤出资本，那以后别人还怎么办比赛呢？谁都能投入上千万吗?'在李德顺看来，中国跤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在康复的过程中不能用大补的药，只能“慢慢养”。
投身中国跤培养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学生杨桓就是其中一个。杨桓正在杭州拱墅区推进“中国跤进校园”的项目。从一开始托关系找校长沟通协商，到吸引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引进：经过三年摸索努力，拱墅区“中国跤进校园”的项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的成功范本。但杨桓还不满足，他期待着下一步，中国跤将被纳入教育局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考评——这将使中国跤真正受到学校的重视。
“进校园不光是练，传授技艺，更多是文化的普及。有很多孩子是不适合练摔跤的，但是不妨碍他来了解中国跤的文化，不影响他来观看。”让杨桓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个学校，第一学期开设中国跤课程时有三十多人报名，跆拳道课有六十多人。第二学期就有很多孩子转到了中国跤的班，跆拳道的班甚至开不起来了。杨桓将这归功于中国跤的魅力。
这种魅力吸引着更多的孩子。
每周日的上午，十岁的帅帅都会在地坛和他的兄弟们摔跤，摔倒了没关系，他笑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又摆好架势准备迎接下一局。没有人会想到，三年前他还是被校园霸凌的对象，直到爸爸将他送去学习中国跤。他不再受欺负了，当然他也不会用摔跤去伤人。谈到中国跤时，他眼里满是自信的光芒：“我想一直练摔跤！”
“帅帅，下场该你上了！”小伙伴们又在招手呼唤他了。大家的目光聚焦到这个瘦小的孩子身上：老奶奶在轮椅上眯着眼看，后排大爷把眼睛凑向单反取景框，师傅胡万年背手站在一旁瞧，师姐在角落里举着手机向网友直播“下面上场的是我师弟”，量活示意观众“来给小朋友鼓鼓劲儿！”白衣蓝带的对手已经在场地中央。他快速换上黄布短袖跤衣，系上红跤带，在掌声中走上八米见方的跤场，这是他的回合。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将在西安开幕，届时中国式摔跤将重回全运赛场。今年3月，国家体委成立了中国式摔跤推广委员会，这一组织将负责中国式摔跤的日常管理、竞赛、培训和国内外推广宣传等工作。
“他恢复的只是团体赛，没有恢复个人赛。”李德顺略感惋惜道。李宝如则颇为乐观：“明年全运会有这个项目了，青运会也已经有了，而且又有青年赛，又有冠军赛。原来一年一次比赛，现在有十次八次。八十六岁了，我看到一片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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