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和词学研究。
所谓“宋韵文化”,就是宋代文化的意蕴和韵味,是宋代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人们的认知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甚至有“弱宋”之称。然而,宋代的文化异常繁荣,宋人以其独特的智慧与强大的创造力,营造了继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关于这一点,先哲前贤早有评说。王国维曾说:“天水一朝(按:指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无论这些评说是否杂有情感色彩,宋代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座高峰,却是不争之事实。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宋代文艺复兴说”后,又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评价更高。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在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基础上,总结宋代有别于以往朝代的四大领域的表现:在政治制度上,贵族势力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集权下庶民实力的上升;在经济活动上,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换;在学术思想上,从汉唐的注疏训诂之学进入了自由思考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上,逐渐摆脱了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广为人们所认同。这四大领域的相互作用,为宋人营造“文化高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犹如埃及的金字塔,宋代这座“文化高峰”是由从底部到顶端不同层级组成的。作为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主张为人要“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因为具备了这一知识结构的人,也就有了高品位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同时为文化创造注入了丰厚的养料和强劲的动力,也更有利于事功活动的展开。而经、史、文就是宋代这座“文化高峰”的最高层,“经”是高峰中的最顶端。所谓“经”,就是宋代儒学复兴后形成的理学。宋代理学的内容虽十分多元,却均以经世为终极目的,属于经世之学,也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哲学。就其形而上内涵而言,宋代理学集中体现为一种精神和信仰,是宋代社会的大脑与灵魂。
如果说,人们在制度规范下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历史如同一个人的骨架,包括诗词、绘画、建筑、陶瓷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如同一个人的血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具有核心地位。如果一个社会的哲学贫乏,丧失了精神和信仰,人也就成了生物意义上的人,文化就会随之坍塌,社会就会变得可怕。在宋代,哲学空前发达,直接传递着宋人的“中枢兴奋”,有效地促进了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聚集成了一座“文化高峰”。
那么,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受到了宋人的高度重视与推崇。有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朱熹则直接将该篇抽离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作为全民的教科书。《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这两句虽指人的修养,却可视为宋代文化的核心所在,也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化的意与韵,以及宋人的精神境界。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中外不少学者作过深入探讨。美国汉学家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中,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台湾学者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排他的特点,与刘子健的“内向说”有相同之处。他们的说法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纷纷响应,其中不乏认同。
认为宋代文化“内省”或“内敛”,不乏事实依据。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经常遭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自余吟》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主张王者应该与百姓同乐同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境界更高,意蕴更深。诚如南宋王十朋《读岳阳楼记》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范仲淹的“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乃至久远,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人们熟知的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其气度和眼光,为唐人所无。再如自古以来人们面对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这个哲学命题,有不同的认知与态度。曹操主张在苦短的人生中积极有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李白因人生短暂,主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强调在苦短的人生中,要及时行乐;苏轼却认为“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人与天地同在,永恒不变,其广博大气为前人所无。
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到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所谓“国初人”,就是指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等人;“二帝三代”指尧、舜二帝与夏、商、周三代,是古人的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效法三代”或“欲复二帝三代”,从而超越汉、唐,是宋人普遍的治世理想。理想之高远,气局之广大,更是汉、唐难以企及的。
朱熹所说的“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就是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等人强调的“道”或“理”,是学术与政治相互驱动、相互交融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宋代理学的经世内涵。具体地说,“北宋儒学复兴之初,古文运动倡导者已根据他们理想中的上古三代,发出重建秩序的呼声。这一呼声的原动力则是长期混乱下民间期待文治秩序的迫切心理,初期儒学的关怀大体偏重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道德性命’之说则涉及未深;易言之,'外王’为当务之亟,'内圣’可且从缓。但至迟在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内圣’与'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已出现了,王安石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以'道德性命’之说打动神宗,这是他的'内圣’之学;他以《周官新义》为建立新秩序的根据,这是他的'外王’理想。道学的创始人张载、二程与王安石属于同一时期,就响应古文运动领袖重建秩序的号召而言,他们与王安石无异。但王氏的'内圣外王’系统的完成与流传毕竟抢先了一步,这便成为道学家观摩与批评的对象。所以从儒学的整体发展来说,'新学’超越了古文运动,而道学也超越了'新学’,确是一层转进一层。”也就是说,从古文运动到“荆公新学”,再到程系道学的发展与成熟,犹如一个人不断成长的生命历程,是宋代儒学复兴后理学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在基本性质和最终目的上均明显具有一致性,都是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也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内圣外王”,实现“欲复二帝三代”的理想,只是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内涵,不同的阶段都具有相应的超越性,即所谓“一层转进一层”。到了南宋,以“内圣”与“外王”为支架的理学,更趋深入与完善。
与唐人的粗狂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致广大”,而且精细入微,其文化活动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现有哲学思想史研究成果表明,在唐代,儒、道、释三家并存,各行其道,而作为以经世为目的的宋代理学,则融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学统四起”;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且如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阳光归于一白,在“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程颐说:“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还认为“欲趋道”,必须首先注意个体的心性修养:“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矣。”学者诚意、正心、养性,即可成就圣人人格,进而可复“二帝三代”。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的复兴并非始于北宋。陈寅恪考察韩愈的道统思想时指出:“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不过韩愈倡导的儒学虽为宋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但在内涵上与宋代儒学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其道统思想也没有得到中晚唐士人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中晚唐,类似李商隐“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之声,时有所闻。其原因之一,在于践行儒学所必需具备的主体基石尚未真正确立。儒学之所以能在仁宗年间开始全面复兴,则与实践主体自觉恪守“为己之学”息息相关。
周行己说:“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故为己而学者,必有为人之仕矣。何谓为人之学,人以我为多闻也则学,人以我为多能也则学,学乎外者也,利其闻者也。故为人而学者,必有为己之仕矣。”朱熹亦云:“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己之学。”陈文蔚也指出:“笃志力行,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不与世俗浮沉于富贵贫贱、得丧祸福之中……以洗其凡俗之陋。”诸如此类的表述,屡屡见诸宋代载籍,昭示了宋代士人对“为己之学”的普遍重视。
作为士人的立身之道,“为己之学”是儒学强调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思想。《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正义》解释为“此章言古今学者不同也。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范晔云:'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指出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不同秉性与品格;而儒家肯定与张扬“为己之学”的思想,昭然若揭。在唐代,尽管不乏自觉履行孝悌忠信之人,在具体的立身处世中,却很少像宋人那样重视“为己之学”。尽管韩愈立志恢复长期失坠的儒家学说,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但由于他建立儒家道统的主要目的在于陈寅恪所说的“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所以无意强调关乎自我修养的“为己之学”。在欧阳修看来,韩愈“当论时事,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无异庸人”,遑论“为己之学”!随着仁宗年间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建构,强调“为己之学”成了宋代士人社会的一种思潮。无论“因心以会道”,心怀忠信孝悌,履而行之,抑或心不为富贵贫贱所萦、穷通祸福所累,“洗其凡俗之陋”,“为己之学”的任务在于修炼主体心性,使之进入“内圣”之境。宋人“内圣”的目的在于“为人之仕”即“外王”。也就是说,“为己之学”是宋代士人建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基石。
宋人通过“为己之学”的心性修养,既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又树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立身之道。基于这一立身之道,他们对唐人的患得患失、欢戚无常,往往持有批评态度。上述欧阳修批评韩愈,就是一例。又如蔡居厚在评柳宗元诗歌时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故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达理也。”朱熹评杜甫《同谷歌》亦云:“杜陵此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他认为柳宗元“未达理”,杜甫“不闻道”,与欧阳修视韩愈为“庸人”同出一辙,也就是苏辙所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宋代士大夫虽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主体结构,其政治地位比唐人高,但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际却比唐人多得多。在遭际政治上的坎坷时,宋人普遍体现出与唐人迥然有别的心境。如范仲淹“以言事凡三黜”,被人誉为“三光”,“士论壮之”,昭示了士人群体对待穷通荣辱、得丧祸福的一种态度与秉持。这种秉持就是石介所说“达也,以孔子之道也;穷也,以孔子之道”,“穷达之间”,皆“卓然有余裕”。景祐年间,欧阳修因言事迁谪夷陵,至贬所,致书尹洙云:“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他还勉励被贬的同党“甚勿作戚戚之文”。与欧阳修同时“待罪去朝”的曾必疑,在贬所作之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原因就是他“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在面对得丧祸福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中,践行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为己之学”,具体呈现了“内圣”心境。
事实充分表明,宋人更看重自身的修养。在修养中,“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范仲淹、欧阳修、曾必疑对待被贬的态度就体现了这一点。又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王安石与苏轼在熙宁至元丰的近18年围绕“国是”的争斗中,互不相让,但在元丰八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两人促膝谈心,其乐融融。而在建中靖国元年,经过九死一生的苏轼写了一首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其中有两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进入了无垠而光明透彻的自由王国。“道中庸”就是以天下为大本,以天下为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只有达到道的本体“中”的状态,才能用“和”,既以“和”为贵,又“和”而不同,这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像王安石与苏轼那样和而不同,更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统四起”,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通过修养而“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与韵或精神境界的形成,离不开“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祖宗家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朱熹所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宋代实施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在科举制度上,据专家考证,唐代每次取士不超过30人,而仅就北宋而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等,取士总数则达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唐代的科举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进行了诸多打压,但唐代门阀世族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政治势力。就宰相而言,仅世族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宰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十五分之一。在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比重,布衣平民出生者竟达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名相,均出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但他们后来成为了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宋代全面践行了“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读书人以国家社会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强化了他们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十分丰富,表现领域也相当广泛,其核心却在于哲学,或者说,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独到的哲学。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在内省中,形成了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宋人的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拥有坚定的信仰与“极高明”的精神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透过宋代文化的研究、文化传播去理解宋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境界,深入探讨人的精神塑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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