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充到潼川（三台）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

他问一个面黄肌瘦的老农民：

“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

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

老农民立即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

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吃不饱肚子，就是有条命也无法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菜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盐亭县有一位老人，是清朝的廪生，家中十分贫寒。盐亭县开征粮食那天，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亲自送稻谷到征收处缴纳。

他逢人便劝导说：“国家没有粮食，咋叫前方将士打仗啊？我们老百姓要多交粮，支持抗战。”

有一位老农妇，儿子在前方抗战，她家无余粮，生活困苦万分，又无可变卖的东西，就把自己养的一只心爱的猫儿卖了，换得几升谷子背到征收处交纳。

有人听说此事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儿子在前方打日本！他爱国，我这个当妈的也要爱国啊。他在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才能过清静日子，所以我要上粮。”

听者为之眼湿。

川北很多县的农民都克己奉公，他们说：

“我们是吃惯了杂粮的，愿吃杂粮；前方要米，我们就缴谷子。”

剑阁县有一粮民也说：“我们吃得差点不要紧，前方军队要吃好点，把兵养得壮壮的，才好打日本！”

1941年，达县魏城镇收成不好，但民众仍踊跃纳粮。他们将出产的红苕、花生等农作物卖了，再买稻谷缴纳。还有卖家产，甚至卖耕牛换谷缴纳的……

创办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的杨义富老先生，出生在四川渠县。

他晚年曾写过一本文情并茂的回忆录《四川轿夫》，下面是他家关于交纳粮赋的回忆：

“这里不仅仅是景色天然，民风也是十分淳朴。忆及儿时约1941年间，正值抗日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南半壁山河已先后沦陷日军之手，故乡又连续苦旱三年。

真是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辛辛苦苦一年眼巴巴的收成，刚好只能够缴“公粮”，可是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

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

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就是“饿得半死”吃“观音土”，也要先交公粮！

杨老先生的回忆，真让人潸然泪下......

许多军人家属也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1941年，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的夫人在家乡蒲江县，首先将应上交的粮赋共630多石稻谷全数交清，又将私人仓库让出来存储公粮。

各县不少士绅、名流，也都率先纳粮。

据有关方面统计，省城和各州县踊跃纳粮的知名人士达1000人以上。许多历年公粮不好收的县份，也变为好收了。

在素称“地瘠民贫”的偏远西康省，各族民众也全力支持抗战。

早在抗战初起的1937年11月，西康著名藏族人士刘曼卿就组织“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赴藏宣传。

部分僧俗民众捐献氆氇110多匹，委托宣传团制成军用背心，分送抗战将士，以“表示遥远后方之康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

西康省民众把最好的粮食上交，以济军用，以康定为例，全县藏汉农民每年把近2000市石上等粮食运进县城缴充军粮。

四川人民交纳粮食，始终十分踊跃。

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就多于8443万市石（注：每市石约100市斤，各地有差异）,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 31.63%。

学者周开庆说：“四川民众在抗战时期对于粮食之输捐，计达全国总额三分之一，诚为一光荣而重大之贡献！”

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以自己瘦弱的身躯，坚持不懈地支持了伟大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