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他们对这个结论的解读是：第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病太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并且借用俄罗斯领导人的话指出“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集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第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指整个苏联时期。认为“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第三，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仅仅是次要因素。而苏联制度才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
问题在于：提出“制度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这个命题语焉不详，它没有说明苏联时期存在几个制度，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不同制度或者体制，那么，哪一个制度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社会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一点现在学界已有共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竭力和所谓“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戈尔巴乔夫认为现行政治体制是“专制制度”，对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影响危害极大;他提出要彻底改变过去的制度和宪政，就“必须打碎这一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怎样打碎?他明确指出：“对我国的彻底更新，提出了制定苏维埃国家新的根本法的问题”，即是通过修改宪法，来改变国家国体和政体，改变旧制度。
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原宪法关于苏共具有的法定执政党地位;同时苏共第二十八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承认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原则甚至写进了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确认了多党制;同时苏共新纲领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指出“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其最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中，把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社会主义”几个字去掉，新国名叫“自由主权共和国联盟”。当然不是“无意”或者“偶然”删掉这几个字。当时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对此评论道：“一个月前总统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但4月23日就同意国名删去社会主义一词”，表明今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改革、民主、恢复人的尊严”，“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
1990年苏共第二十八此党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议：“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一个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公民社会正在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在取消“集权斯大林体制”之时建立了另一个与原苏联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如果认为苏联解体主因是制度问题，而且仅仅归咎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完全不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这不仅是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概念解析不严谨，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也不能解释这个悖论：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吗?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后果?
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已经从1989年的8%上升到40%以上。因此现在一些人不得不稍许提一提斯大林模式在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的成绩，但同时竭力强调为这些成绩取得“付出了极大代价”，最后仍然认为“集权斯大林体制”是苏联解体主因，说到底,还是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
1、对“集权斯大林体制”的解读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模式、也是苏联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对“高度集中”的解析应当用辩证思维，而不是形而上学。
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
但如果多少尊重一点历史事实，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工业化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成就，就必须承认这也和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分不开。正如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决议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所以，“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既包含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具有的“权威”、“集中”的一面;也存在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常常交织在一起，必须辨证分析这个体制，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准确、也不可取的。
2、关于“斯大林模式”成绩的代价
一些人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实现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中所起作用，但认为这些成绩是靠“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因而依然应当否定。
首先必须清楚一个观念：世界上有没有不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成功的先例?事物运行的规律一般来说是付出与收获成正比，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人们常说“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就此谓也。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一是发展：旧俄国落后先进国家一百年，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二是生存：面临法德国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评价“斯大林模式”唯一实践的标准。
正如俄共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这就是说：首先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在解决苏联面临的两大问题的成功。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苏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上百年的发展速度;同时，打败法西斯不仅保全了苏联领土完整，而且为全世界免遭德国、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作出了重大贡献。
应当在充分肯定斯大林时期成就的前提下，总结为此付出的代价。当然不能因为成绩而忽略所付出的代价，但更不能因付出代价而否定取得的成就。在这里成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否则，就会付出“亡国灭种”这样不能承受的代价。
关于斯大林模式“成就”与“代价”的关系，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准确一些，应当是：总结哪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哪些是可以不付出或者少付出的代价。
斯大林时期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商品粮和资金是靠掠夺农民(贡赋)、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取得的。但这里有可以理解的成分。工业革命初期，世界各国工业发展往往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英国的“羊吃人”现象。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指出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
但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对不愿入社的农民，采取了关押、流放甚至死刑等强制手段，以及其他种种暴力压制民主的方面，则是今天必须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仅仅起次要作用，理由是：
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无论戈尔巴乔夫或是任何人已经无力回天。
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时接掌的苏联社会存在弊端、甚至是严重弊端，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其实这种具有泛泛性、“普世”性的命题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但如果说这个社会已无可救药，苏联解体已经必然、不可防止，则和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法迥异。200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史》(2010年再版)，是重新评价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旧体制存在的弊端，也反对苏联时期刻意拔高苏联社会发展成就的做法，但坚决不同意把苏联体制是说成“失败的”、“是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因素”。书中特别批判了那些把“苏联经济史看做是一系列的失败、罪恶和错误，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等等论调。该书以雄辩的数据证明：
1922-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1倍，工业产值增长24倍，农业产值增长2.1倍，铁路运输量增长23倍，固定资产投资24倍，投资26倍;
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到70年代中期，社会总产值年均保持了6-7%的增长率，其中工业7-9%，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这是无可怀疑的成就。
所以该书最后对此作出结论：“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体制和干部培养体制客观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苏联消除了失业，消除了对工资的拖欠，人口蓬勃发展(光是俄罗斯在1970年人口就达1.78亿)。消除了各种疾病，建立了最好的预防保健体系，百分百保证了中等教育”。所以该书强调：“将这些情况与当今的俄罗斯最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社会关系、苏联模式的垮台难道是必然的”?
这不仅是权威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观点。苏联解体后无数次的俄罗斯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不存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防止的。直到2013年2月俄罗斯民调还证明：俄过半民众支持苏联经济模式。
如果一个统治者上台，接掌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就可以保证它长治久安;而接受一个衰弱的国家，就只有坐等灭亡，无可救药，这种论断十分荒谬，那就没有了世界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弱国变强，强国变弱这样周而复始的电视连续剧，真正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第二、如果苏联解体可以防止，它的责任人应当是谁?
一个国家的兴盛衰竭，尽管会受多种因素制约，包括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但关键在于执政者的作为和本事。这也是决定事物变迁最主要因素，不独对于苏联解体。试想，今天任何一个当权者，如果把其执政无能都归咎于其前任、即历史因素影响，如何追究当权者责任?
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中，对维护国家的完整和主权的责任人已经有明确规定。宪法写道：苏联总统的职责是：“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既缺乏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本事，更无驾驭现实发展的能力，在苏联解体中他难辞其咎。而如果完全归咎于历史因素、包括苏联模式，那是典型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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