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蜀中三杰”之一，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于《潜书·全说》一文中道：“盖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也就是说自秦一统六国之后，两千余年的华夏史说白一点就是一部屠杀史。
但是这里所说的屠杀，并不是两军对垒之间的屠杀，不是诸如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军这样的屠杀，而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屠城，屠族屠杀。唐甄为何于此撰文疾呼，并前无古人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统治制度，得出不过是一场“帝王盗贼之毒”？他还在《潜书·室语》中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虽然他主张的“以民为本”思想自古便有大儒提倡，如孟子在《尽心章句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唐甄之于前人的不同，便是倡导剥削“君主”权力，以提高大臣对其节制。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几乎与世界上最早实现“君主立宪”国家的英国（1688年，英国因“光荣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同时产生。
而此时撰写《潜书》的唐甄自然不可能知道万里之外所发生的“光荣革命”，而对比中国与欧洲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生在封建统治儒家传统下的唐甄能有此思考，定是于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进程有关，而这一切，其实可以从1644年的“大西国”说起，那场骇人听闻的蜀中大屠杀。
明末公元1635年，张献忠率领闯王高迎祥的东路主力军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首称“古元真龙大皇帝”，并开始了自己的发家史。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分两种，一种是成功了的，一种是没成功的。成功的例子很少，当过乞丐，当过和尚，开创大明三百年统治的朱元璋是一个典型，地痞出身的刘邦也可以算；没成功的比较多，没起多大气候就被镇压的我们不算，比如陈胜吴广。起了气候，眼看成功却一败涂地的也有，近一点的比如太平天国，其实张献忠也可以算。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也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而张献忠嗜杀的性格，在其攻破凤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体现了。和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他占领凤阳之后， 伏法知府，打压豪绅，并将其财产分发于穷人，甚至拆了当年朱元璋出家过的皇觉寺，掘了老朱家的祖坟，这些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却屠尽了当地所有富豪，尽显本性。
大多数农民起义，除了我们所说的“阶级局限性”以外，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人性恶意”的体现。太平天国后期各天王乱斗互杀，朝内荒淫无道，即使在真正的中国统治阶级朝代都不多见，更妄论农民起义起家的政权了。而张献忠从1635年大破凤阳，皆而南下之后，一路高歌猛进，实在过了几年的风光日子。1637年，经过中原混战，受扶诏安的张献忠二次起义， 中原再次陷入流军混战。此时的张献忠在打了几场连胜之后风头无两，然而因为没有有效的“中央政治政权”，以至于其部终归只能称得上“流贼”二字，过着抢一城，走一城生活，而不是一支真正政治鲜明，有着自己政治主张的独立部队。
1640年，张献忠首次入川，还算规矩，在拿到几场胜战之后随既出川，挥师鄂中，接着又窜至河南。1642年3月，张献忠在攻克舒城之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建号“天命”，次年又于武昌创建“大西国”，自称大西王。然而就在年底，张献忠因受李自成部和明将左良玉的夹击，力不能受，逐再次入川自保。而川人的厄梦，也随着流寇张献忠的到来，开始变得暗无天日。
大西天命三年，既公元1644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北京称帝，闯王李自成于古都西安称帝，大西王张献忠于城都称帝，如果没有后来的自作孽，中国由此可能一分为三。然而川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皇帝，却没有看到明日的曙光。
张献忠称帝之初就阉了一批孩子入宫为监，又挑选民女为妃。然而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张献忠左拐右扯，良莠不齐的文官队伍显然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政权下的各种事物，包括养着军队的各种物质所需。而中国文官对于前朝的节气，自然不是他区区一个草莽流寇王所可以振伏的。他没有老朱当年谋士云集，又是对外民族自救，也没有满清举族的底蕴，于是在川称帝的张献忠可谓处处碰壁，随着之后清军与南明军队的围剿，之前所说的“人性恶意”和屠尽豪绅的嗜血本性，再一次显露了出来。
他先是将入川时不于之合作的官绅文人用以酷刑和武力，剥皮抽筋无不其极。接着，为了军需，他又开始加重赋税，抢劫自己的地盘，对于不从者，自然也是杀。1645年，兵败如山的张献忠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结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全蜀屠杀妇孺百姓。据之后幸存蜀人遗书记载，张献忠先是要各地应试文人赴成都应试，不应者全家屠尽，然而应者，除了寥寥其看中眼要流于身边的，其余也皆屠尽。接着，僧、道、医、工、技等社会中层人员也遭到屠杀。而剩下的，就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张献忠杀百姓，先是强迫百姓入城，待百姓迁入城中后开始下令屠杀。城内屠完之后，便是乡村民间，最后是 “除城尽剿”，整个蜀地血腥密布。甚至他在抢光杀光之后，准备离开成都之际，也嫌带着女人太碍事，而将300嫔妃杀的只剩20人。1646年，3月，张献忠离成都兵进陕西，实行杀光抢光政策，每过郡县，徒留焦土。再接着，又开始屠杀累赘的士兵，以川籍为先例。
1646年，张献忠的暴行终于导致了部将的叛变。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听闻暴行之后，与部下决议投降大清，并在两军交战时指认张献忠道，“此八大王也。”由此，张献忠中箭身亡，年四十岁。
和其他许多的屠杀史一样，“张献忠屠川”因为之后各阶层的政治需要，也得到了不同学者的反正和论证，正反两方皆有。但是明末四川尚有385万人口，而经过张献忠这一屠，至清顺治十八年全川统计已不足十万人，这两项人口对比，那么屠蜀之事，他也不得不坐实。后世有传言张献忠于四川各地立了七杀碑，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当然这后面的七个杀字是虚构的，如今四川广汉市的一块其正确碑文应该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落款，大西皇帝圣谕碑。其余的，还有诸如《明会要》、《蜀难叙略》、《蜀碧》也是皆有记载。
人性之恶，乃至于斯，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然而回顾历史，希望可以明目清神，再无战事。接下去，三观将以屠蜀为契点，谈谈历史上那些毫无人道的屠杀事件，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提意见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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