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文治武功都相当厉害的开国之君,拥有非凡的政治手腕,几乎是以和平的手段夺取了后周的政权,然后又以和平的手段瓦解了手下最具威胁力的大将的军权,这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夸夸其谈的,都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作为一个夸奖、炫耀来说,可是,“杯酒释兵权”的背后和后期影响如何,被果然选择性的遗忘了。
“杯酒释兵权”事件的能够发生,一定是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博弈,绝对不像史书上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仿佛儿戏一般,就像搁在现在,你让一个开国大将放弃手中的权力去当一个富家翁,谁会答应?
所以,赵匡胤和石守信他们,那一夜,绝对是惊心动魄的一夜,也或许还有隐蔽的流血事件,只是被历史选择性的遗漏了。
那一夜,是一场权与利的一场空前博弈,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都不知道,开国之君,总是有能力抹掉一部分不光彩或者秘密,但是那一夜之后,那些开国大将纷纷上表辞官,交出手中的权力;而赵匡胤也的确回报给了他们一世肆无忌惮的富贵。
如石守信,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有古之大帅之风,而且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深受手下将士拥戴,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当时的另一位赵匡胤的手下大将,王全斌,在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但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但是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而且,这只是两个最典型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将,也都是一夜之后似乎换了个人似的,如果说“杯酒释兵权”真的是那么和谐的话,至于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那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在“杯酒释兵权”那一夜就注定了呢?
因为赵匡胤也妥协了,他许了不论那些手下犯什么样的错,都不会追求。
比如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但结果如何呢?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或许这看起来没什么,但是这些人决定了宋朝的政治,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开国元老的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得到收敛呢?一直到北宋被灭,南宋之时才得到革新,但是南宋之时,那些拥护赵构上位当皇帝的开国大臣,又开始继续这样的生活。
有这样一匹拥有“免死金牌”的权臣存在,宋朝能不黑暗么?
也许梁山泊好汉是小说,也许方腊也只是虚构,但是宋朝此起彼伏的起义之类,应该是绝对不少的。
其实,宋朝,应该没有历史上那么和谐,有这样一匹蛀虫。
在《旧唐书·魏徵传》中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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