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不是周人的直系祖先，而是从母系姜族那里借来的舅祖

‍‍

文/朱家楠 卫丽

一般认为后稷是周血缘上或记忆中的先祖，是周人直系始祖，但对比分析《诗经》中《生民》《公刘》和《緜》三篇则会发现一些问题。第一，《生民》中的建筑水平是髙于《公刘》和《緜》中的，这与周族发展代系不符；第二，《生民》和《緜》都是周族追溯最早先祖的史诗，描写的情景却大有不同；第三，《緜》中描写古公亶父时期，跨越了很长的代系，却只提到古公亶父“一人”。

《生民》开端是：“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緜》开端是：“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从开头的叙述来看，一是“厥初生民”，一是“民之初生”，这两首诗都应该是从周先祖讲起的。然而《緜》诗中并未提及后稷，并且从“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可以看出，应该是处在先周很早期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两首周族史诗都是从先周始祖讲起的，只不过《緜》中讲的确实是先周直系的始祖，从他地迁徙而来的姬周族，而《生民》中的先周始祖后稷则是姜族的一位祖先。太王迁岐之后，姬姜联姻，两族联盟开始形成，而经历了两族融合之后的先周族，自然也认为姜族的祖先也是自己的祖先，出于对母系的情感和后来的政治舆论需要，他们就从姜族借来了一位祖先一一后稷，所以后稷更可能是姬周族的舅祖。

按照一般的观点，认为公刘是后稷曾孙，因避夏乱迁至豳地，古公亶父为公刘之后世子孙，因避戎狄侵扰迁至岐下。可见，其年代关系应该是：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但《诗经》中的记载却有很多矛盾之处，《生民》中讲后稷“有邰家室”，许慎注曰：“户牖之间谓之戾，其内谓之家。”家室同义，可知家室属于地上建筑。而《緜》开头却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说的情况属于地穴式建筑，《公刘》中既有“乃觏于京”的地穴式建筑，又有“于时庐旅”的地上建筑。这个矛盾，顾颉刚先生在《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已有分析，他指出：《緜》“是一篇周家克商以前原始要终的诗'古公亶父既为被称为“古”公，且緜开篇有“民之初生”，其年代应该很古。且诗文“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其建筑水平落后于一般认为是其先世公刘时代的建筑水平，所以古公亶父应该在公刘年代之前。而将古公亶父和太王看作同一人的错误应始于孟子误用典“昔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将古公亶父和太王当作一人，故而自战国起，大都认为古公亶父即太王。实际情况可能是，后稷未必真有其人，而古公亶父应该是周族历史上最早被记载的一个人。他从杜水流域迁到漆水流域，在岐下安居，并且娶了姜姓女子。我们认为顾颉刚先生将古公亶父和周太王看作两人，并且古公亶父在先周历史上处于一个很早的时期，这种观点是比较合理的。

“陶复陶穴”和“京”都是一种地穴或半地穴建筑，在周代及周以前的黄河流域被人们广泛采用，是一种平民居所，而宫殿宗庙等建筑却是地上建筑。后稷在其时期已经“有邰家室”，居所为地上建筑，一般在穴居的氏族部落时期，地上建筑“家室（宫室)”主要的作用就是召开部族会议，而古公亶父在豳的时期，仍然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当时部族处于比较低的地位，第二种可能是古公亶父的部族处于比较原始的时期，部落还比较小，根本不需要地上建筑。无论属于哪一种可能，都与后稷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冲突。由此看来很可能后稷和“古公亶父”在最初并不是一个部族，“古公亶父”和公刘可能是同一个部族的不同发展阶段。

而《緜》是从周部族的祖先讲起，到文王而终，这么长的代系，整首诗却只讲了古公亶父“一个人”，这其中必然有问题。诗中开篇讲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然而在其迁岐之后却突然大肆兴建建筑，尤其是地上式建筑宫室宗庙，而且规模不小，在“古公亶父”在世的几十年内科技文化发生如此巨大的进步，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说明三个问题：（1)该诗描写的“古公亶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时期，而是周族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周族迁至岐以后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影响，科技迅速发展；(3)周人迁岐之后政治地位或势力大大提升，从仅有殷周贫民普遍居住的地穴半地穴式建筑到有了宗庙宫室，且规模相当宏大。顾颉刚先生认为古是古老之意，公亶父是周族始祖的观点，这有一定道理，但无法说清古公亶父迁岐后其文化突飞猛进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古公亶父可能是先公先王的意思，“亶”是对先公先王的赞美之词。《尔雅·释诂》中“亶”有信、诚、厚的意思，所以“亶”应是赞美之词。而古有古老的意思，所以“古公亶父”的意思应是：诚厚我先公先王啊！例与“笃公刘”同。所以《緜》才能用“古公亶父”一词叙述周部族很多代人整体的历史脉络。这样才能呼应题目“緜”和开篇“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从民之初生、陶覆陶穴到大兴宫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先周族的首领应为很多代人，其中包括周族初祖、公刘、太王，故而能将他们的事迹全部揽在“古公亶父”的身上，而到了太王这一代，本身文化水平就已经有了进步，加上迁岐之后和姜族联姻，向姜族学习，建筑、农业等水平突飞猛进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而证明后稷和古公亶父不属于同一部族还有一有力证据，周族后起，后稷早出。之前已经提到过先周的缺代现象，根据大多数古籍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的年代，也就是说从后稷到武王还需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而根据《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这段时间周的统治者仅十五代。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谯周、郑玄等人对这么长世系中缺代问题的分析，显然，一千余年的时间只有十五代君主是不合情理的。但谯周给出的解释为“'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意思是自后稷—周弃起，直到不窋，周族世代为虞、夏农官，官名为后稷，故而这一段时期周先王的名字未被记载，产生了缺代现象。然而这种解释很难令人信服，郭风平教授在《后稷诞生之神话考述》一文中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首先后稷并非官名，世袭的官职是西周之后才出现的，再者，司马迁作《史记》，周以来的历谱“颇可著，且太史公将殷代族谱作的如此详尽，怎可能故意让周代的族谱缺失”。由此可见，著于《史记》等书中的周代先王族谱大致应是没问题的，那么更有可能说明周族晚出。而后稷诞生神话为感生神话，与简狄生契等神话传说相类似。后稷出生后，又有三弃传说，似乎也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由此可见，后稷早出，而周族后起，故后稷相对姬周而言更有可能属于姜族。

后稷是周人对其耕稼祖先的集体记忆，其中作为农业神的成分更多，作为周先王的成分反而较少。下面主要是分析作为农业神的后稷的文化属性问题。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诸多农业神，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主要有神农、烈山柱、后稷弃等。神农一般被认为是炎帝，且不论这种观点的可靠性，至少炎帝是神农氏一族中的成员应属准确。炎帝又有烈山氏之称，为烧山之意，可以理解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烈山柱在《国语》中被记载为后稷弃之前的“稷”，即农业官员，《国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其名柱又有“点种棒”之意。可见，上述两位农业神都属于姜炎文化。我们知道姜族生活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在四千年前曾经经历了一次气候变化，导致农业衰退，但在此之前当地是极适宜农业发展的。而且，在传说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姜族农业相对其他地区部族是比较发达的，也因此姜族农神辈出。后稷弃的传说多流传于黄河中上游流域，他被认为从小就善稼穑，上天赐给了后稷许多嘉种，后稷又有教民稼穑等诸多传说，其名有谷物神之意。那么，后稷会不会也属于姜族呢？我们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一点还可以从图腾上得到印证。

在图腾方面，姜族以羊为图腾，和后稷出生的形貌相符。不论是姜还是羌，都以羊为部首，《说文》：“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顾颜刚先生有“羌之与姜，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可知，姜族原始信仰中是以羊为图腾的。

而在《生民》中讲述后稷出生有“先生如达”的形貌，郑玄:“达，羊子也”，《说文》“达，小羊也”，可见“达”是刚出生小羊的意思。而古代经学家囿于传统观念，不敢也不愿将周祖后稷比喻为小羊，对达的解释大都限于说明后稷出生容易，未给姜嫄带来灾害。但《毛传》有“天生后稷异之于人，欲以显其灵也”，《孔疏》有“异之于人犹有奇表异象，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龙颜之类”的说法，可见《生民》中所表达的后稷天生就是异于常人的。联系姜族图腾看，“先生如达”的意思应该是后稷出生如小羊，这样表达是为了说明后稷神异，像其部族所崇拜的图腾，这是神话传说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像小羊，就更容易解释后面为何说“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后稷名弃，弃字的造字本意就有“抛弃逆理违常的初生儿”的意思，所谓逆理违常并不是品德上的，而是形貌怪异。“居然生子”的子应释为“兹”，意为此，后稷出生似小羊，所以其族人有“居然生了这样一个怪孩子”的感叹，因而也就有了三弃后稷。由此可见，后稷出生时是比较符合姜姓的图腾的。

此外，《生民》载:“诞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丞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跋，载燔载烈，以兴嗣岁。”一者，后稷所创的皸祭中的祭品为羊，这个羊和姜族图腾有关，和后稷“先生如达”也相吻合，再者，这体现了后稷所在的族群十分注重农业祭祀，而其他几篇周族史诗中，有祖先祭祀，却无农业祭祀，这也显示出后稷特性不同于周文化。

结论

后稷是传说时代流传下来的意象，其历史的真相已不得而知，在研究后稷的文化属性问题时，我们能做的只有借助已有的文献、考古等资料，辅佐以现代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尽可能地推论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本文在研究后稷的文化属性问题时即从古代文献出发，发现了文献记载的后稷和先周历史和文化的诸多矛盾之处。

《生民》中后稷诞生于姜族和后世文献所载后稷为周族祖先的矛盾，使我们注意到有必要对后稷的文化属性问题重新进行研究；《生民》《緜》两首周族史诗对先祖的记述和时代靠后反而发展水平低的矛盾，很可能揭示了在周人的记忆中有两个不同的先祖，后稷是他们从母系姜族那里借来的显赫的舅祖，而《緜》中记载周人“陶复陶穴”的无名先祖才是其真正的直系先祖；周人世系缺代的矛盾则更是后稷与周人分属两族的佐证，因为后稷是周人强行加入谱系的，所以才拉长了代系，使得如此长的年代才有寥寥十六位君主。再佐以考古发现和神话学、图腾学的观点的话，同样可以印证上述认识。

当然，由于后稷是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研究，往往能得出不同结论，我们不能得知传说时代历史的真实情况，但可以更加深入分析以贴近真实，后稷的文化属性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