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用“宏观经济学中‘占卜师’”这个题目，因为“占卜师”（“星座”）似乎更洋气一些。不过，转念一想，宏观经济学中都来了“算命先生”了，还不够洋气。
例子1：某一位总是对我说，你们白羊座的就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巴拉巴拉之类的！我有时候回想一下，还真有点像，不说还没感觉，说了之后觉得行为处事越来越像！
例子2：有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像一个“算命先生”，也就是说，自己曾经的预测居然称为现实了。例如，早上睁开眼，莫名其妙的觉得很开心（当然，也可能不是莫名其妙，而是看到了太阳/阳光明媚），然后预期今天可能一天都是“阳光明媚”，果不其然一天下来，事事皆顺，开开心心！
例子3：在电影《明日世界》里有一台基于人工智能的超光子机器，它预测到了地球的毁灭，发射塔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成为其潜意识。并且人们悲观地接受了这种未来，从而放弃努力和希望，因此人类才会遭遇毁灭，这种未来才会成为现实。但是，电影主人翁认为超光子机器所预示的并非是人类必然的未来，而只是一种可能。
正
文
一、自我实现预期
从心理学来定义，当我们的信念(beliefs)和预期(expectations)在潜意识层面影响我们决策和行为时，它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预期”（Good Therapy, 2015）。
其实，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已经由大量的实验或证据表明，自我实现预期会导致人们周期性的思考和行动。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beliefs）
通常，我们最先想到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是技术冲击或其它一些经济冲击。这是RBC教给我们。但是早在RBC兴起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多重均衡学派提出了另一种重要的驱动因素——自我实现预期（Farmer，2020）。我们在【香樟推文0985】DSGE的非正统起源：“野孩子”也有春天（上）、【香樟推文1040】正统与非正统宏观经济学：PK-DSGE里提及过。
Azariadis (1981)用“自我实现预期”这个短语来描述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是驱动经济周期的根本性冲击之一。Farmer and Woodford（1984）将这个概念扩展为均衡集，即均衡是在完美预期均衡的不确定性结果中随机发生的。Shell (1977) 和Cass and Shell (1983)将信念驱动的随机配置现象称为“太阳黑子”。Grandmont (1985)则研究了内生经济周期。Azariadis and Guesnerie(1986)研究了太阳黑子冲击与周期的关系。对于早期自我实现预期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Farmer(1993)、Benhabib and Farmer(1999)。
从Google学术引用率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自我实现预期驱动周期的多重均衡模型与RBC的引用率旗鼓相当。但是随着新古典主义/RBC理论（理性预期）成为主流（实际上，新古典主义模型也存在多重均衡，只是他们给了某些假设来限定唯一均衡的存在），学界和政府也逐步接受了限定唯一均衡的假设及其政策含义。这也使得大家逐渐忽略“自我实现预期”的作用。
预期在宏观经济学中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主流宏观模型中预期形成过程的显性存在过。
我们在市场中与他人进行交易，我们会思考未来会发生什么，这种思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当前的决策和行为。在Lucas(1972)之前的经济理论学家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建模内容。例如，我们在市场上交易时会预测未来的一些价格P，经济学家们很自然的假设我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用来表示。这样以来，模型里就多了一个内生变量，很自然地需要增加一个方程来确定预期价格PE。
但是，Lucas(1972)之后，理性预期学者认为人们已经在确定性模型中调价了随机变量和过程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Lucas们认为，我们应该将价格当做是世界中一些根本性因素（fundamentals，S）的函数，即P(S)。如果根本性因素S总是与P(S)相关，那么，我们只需要假设即可。Lucas(1972)参考了Muth(1961)的文章，将这个过程称为“理性预期”。这才导致了我们有上面的感觉——主流模型中似乎没有显性的预期形成方程。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在理性预期革命后逐渐忽略了其它预期形式，以及预期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周期的。
三、理性预期模型中不确定性与政策含义
这里主要是讨论的典型代理人（RAs）理性预期模型，不是异质性代理人（例如OLG）。理性预期模型本身存在多重均衡（Azariadis (1986)指出了Lucas(1972)唯一均衡证明的错误），但是与OLG不同，大部分主流模型都是依靠限制参数空间的范围这个强假设来排除不确定性，实现局部确定性。下面，我们以三方程NK模型为例来说明参数限制及其政策含义。
第一个方程是IS曲线，第二个是NKPC，第三个是货币政策（泰勒规则）。
为了讨论政策配合问题，我们在上述三方程NK模型中引入财政方程。
其中，B是政府债务余额，Surplus是财政盈余——税收减支出。
根据Leeper(1991)对政策的分类，当货币政策中φ>1时，表示积极的货币政策；而φ<1时，表示消极的货币政策。众所周知，这种划分对于NK模型非常有帮助，因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导出NK模型具有局部确定性。但是财政政策的积极与消极分类则相对复杂一些。假设财政部门与其它代理人一样行动，那么，财政部门应该在任何价格水平和一系列贴现率下使得上述财政方程成立。将财政方程称为可行的财政政策集。如果利率和价格是确定的，那么，根据财政方程，政府必须要调整税收和支出政策来保证债务的偿付能力，也就是说，政府调整税收或者支出或者一起调整来确保任何价格和利率下的债务偿付能力，此时，将财政政策视为消极的；相反，如果政府可以独立于价格p、利率和债务B来设定政府盈余Surplus，那么，财政政策就是积极的。
3.1 积极货币政策与消极财政政策
自20世纪80年代NK模型被建立（Blanchard and Kiyotaki,1987）至金融危机，这段期间，大家很少关注财政政策。财政方程只是政府的平衡预算约束，类似于其它完全竞争市场参与者，政府是价格的接受者，它们不能支出得比收入多，也就是说，此时NK模型里的财政政策是消极的。那么，模型的确定性由积极的货币政策来确定，
3.2 积极财政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
如果是消极货币政策，即φ<1，那么麻烦来了。上述三方程NK模型表现出不确定性，即价格p无法确定。那么，价格水平可能受到市场参与者的自我实现预期而随机波动。为了处理这个问题，Leeper(1991)、Sims(1994)和Woodford(1995)建议当货币政策是消极的时候，积极财政政策下政府债务应该在一定限额内运行。这就是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
当财政政策积极的时候，政府不再调整税收或支出来维持预算平衡。相反，它们会将上述财政方程当做确定价格水平的方程，即将价格水平当做是财政盈余现值的函数。这个时候，财政方程就不再是一个预算约束，而是债务价值演化方程。
四、讨论
在金融危机前，主流模型框架在多个均衡状态中就是按照Leeper(1991)的政策分类中一个积极搭配一个消极的政策配合来选择局部确定性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宏观经济学里不是提出了“积极-积极”、“积极-消极”、“消极-积极”和“消极-消极”的政策搭配吗？除了上面的积极-消极、消极-积极搭配，现实中没有积极-积极和消极-消极？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上面的理论肯定在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例如，典型代理人（RAs）假设，如果假设在OLG结构下，政策也可以是积极-积极搭配（Farmer and Zabczyk，2019）。
再例如，理性预期。(预期形成有很多建模方式,从我研究过的预期来看，我比较熟悉Farmer的belief function和Adam(2013,2015,2017)的学习型预期。Adam的学习型预期引入到DSGE中，我将会在《Dynare 4.6：User Guide for Advanced Topics》
我很敬佩Farmer在多重均衡领域独树一帜的贡献，也就是他所称的“Farmer model”（Farmer, 2012）。我曾与他交流过，他说，belief function是一种与理性预期竞争的预期形成建模方式。从Farmer（1993,2010）和Farmer and Nicolo（2018）来看，Farmer采用的belief function形式为
如果我们接受它，我们根据Farmer的belief function来定义预期偏差。然后将这个预期偏差作为外生冲击（也就是Farmer他们提倡的另一种根本性冲击）引入到上述三方程NK模型中，就会得到消极-消极搭配下的结果（Farmer, Khramov and Nicolo,2015）。我们应用了这个思路，写了一篇中国的政策配合的文章，来识别中国的政策搭配情况。以后，我们会放出我们的工作论文和相应的代码！
我并不是赞同belief function的形式，正如我向Farmer表达过，这种预期形式是否过于简单了。但是，我赞同它作为一种预期形成的竞争性建模方式。我是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从而在理论和思想方面做些许贡献。也许我在开头的睁眼即心情大好的例子中已经提到了一种方式（与太子黑子可不同哟）！
参考文献：
R. Farmer 的系列文章和书
●图片贴纸来源 | 秀米I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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