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的理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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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企业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彼此相互交融的领域:一为企业性质与起源理论，主要探讨企业的产生与存在问题；二为公司治理理论，主要研究已经存在的企业应如何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三为企业发展演化理论，主要从动态的视角探讨如何促使企业成长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整部企业史就是企业成长的发展史。因此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可谓源远流长。各种经济学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成长问题有所建树，但其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研究之外。企业管理学虽然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涉及的是企业管理的职能，对企业成长问题同样较少关注。真正关注企业行为和成长问题的是从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开始的。严格的说，彭罗斯(1959)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以企业成长为专门研究对象，提出系统的企业成长理论的人。类似于彭罗斯这样系统化研究企业成长的理论并不多见，相比之下，更多的企业成长理论是和企业理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些理论并不一定是专门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但却涉猎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很多关于企业成长的真知灼见都散落在企业理论的典籍之中。本文将按企业成长理论出现的时间脉络，并参照所属的理论流派加以研究回顾。

一、古典企业成长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他们的理论特点是用分工的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的成长。

（一）斯密的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决定企业成长能力的理论

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他在《国富论》中虽然意在剖析国富之源，但客观上却同时分析了企业成长之源。尤其他开拓性的用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程度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亚当·斯密(1860)通过制针厂制针程序的描述，阐述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即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通过分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从而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获取比市场交易更高的效率。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而市场容量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成长能力，企业成长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受制于市场容量。企业成长的度量指标是雇佣人数和分工程度。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是分工，他认为不同行业因分工不同，企业成长的机会将不同，因而市场一一技术结构决定了企业成长及规模。

亚当·斯密的理论从组织维度上一方面肯定了企业的存在和成长要受到“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市场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分工提高效率，从而扩大企业的规模。虽然他的分工理论没有对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即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进行区别)，但仍然可以用该理论同时解释一国经济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

现代企业理论已经证明，企业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生产函数，而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是与市场相对应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组织。然而，企业的出现和演变，毕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且市场对于企业最大的制约，反映在企业成长上的关键环节，不是生产的扩大，而是销售的扩张。

总的来说，斯密对于企业成长思想的合理内核可以概括为一种“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决定企业成长”的理论。在此我们已经依稀可见影响和制约企业成长能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他把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市场规模、分工程度这样的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在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且他对企业成长的理论知识也只是粗略的涉及，并没有形成完整全面的理论体系。

（二）马歇尔的企业有机体成长理论

亚当·斯密之后，马歇尔在秉承斯密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观点的同时，将生物学的理念引入到企业成长的分析中，指出企业的成长是一个适者生存、规律自然淘汰的过程。而他描述的是在纯粹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的企业成长规律。

马歇尔(1890)引入了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他写道:“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许停止、衰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朽力之间的平衡或均衡。”他将企业成长能力的决定力归因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所谓外部经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企业成长有足够的市场空间，而所谓内部经济则是指企业良好的管理所带来的出行业平均水平的效益。但是马歇尔也认为企业不可能无限的成长，企业的成长是难以持续的，但如果企业所有者能够认识到个人的生命和能力的有限性，从而在私人企业的创办人的自然寿命结束之前，就能够用一种更为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替代个人所有者的管理，就可能突破与管理者自然的寿命息息相关的盛衰周期。马歇尔在此已经看到企业制度对企业成长的重大意义，这可能是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成长意义的最早论述。

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家中谈论企业成长能力最多的人，他的思想对今天企业成长的认识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从而竞争水平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企业家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企业应重视制度安排，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的维持。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外部经济给企业提供了成长的足够的市场空间，企业能否享受到外部经济，关键取决于企业的销售能力，而销售能力的提升，需要内部良好的管理水平，良好的内部管理水平会给企业带来超额的利润，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可见，大批量生产能力、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内部交易费用下降对企业成长和边界有重要的作用。他这一思想被后来专门分析大批量销售与大批量生产结合导致企业快速成长为大公司大集团的钱德勒引以为先驱。

马歇尔同时也谈到了市场及技术结构的变化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从而导致不同的成长效应。马歇尔的企业成长理论内容丰富多彩，可以借鉴的地方多不胜数，因而成为了其它诸多流派，如熊比特、彭罗斯、演化理论等学派的思想渊源。尤其是他看到了企业的成长是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见，马歇尔发展了亚当·斯密企业成长思想。

二、新古典企业成长理论

严格说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理论，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企业成长理论。厂商理论被当作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成分。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完全市场中，企业只是表达投入与产出技术关系的一个黑箱，没有结构，企业规模可以是任意大小，企业制度也无关紧要，因而也就没有关于企业产权、规模和成长的讨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成长是无意义的，因为企业变大或变小效率是相同的。尽管这样，彭罗斯(1959)等学者还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最大产量供给以及最优规模的企业成长理论，并称之为传统理论或称为企业规模调整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机器大工业同属于一个时代。该时期的企业实际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组织。这促使该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为企业成长外部的市场结构环境，以及企业在竞争中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这一时期所谓的企业成长，仍是基于企业利润、销售额的规模增长，而没有涉及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与结构变化。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的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工艺、市场需求及要素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都存在一个不同的最佳经济规模。并认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原子型企业，是一种生产或生产成本决定企业规模，而不是销售决定生产从而市场决定企业成长的思想。该种规模经济理论缺少“市场约束”的概念，适用于对生产为中心的工厂规模变化的解释，却无法来解释企业成长的真正动力和过程。

三、熊彼特介于古典与现代的企业成长理论

熊彼特是一位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独立特行的理论家。他对新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均进行抨击。他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非连续性。他的理论前提是静态的，而其理论核心企业家与创新理论却是动态的。他的企业家概念，对于我国转轨经济时期企业家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熊彼特(1934)认为，无论经济的发展还是企业的成长都是一种非连续性的、突发的动态过程。在动态论的研究框架下，熊彼特的核心思想在于企业家与创新理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及其动态过程的特征，关键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企业家才是企业成长、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心轴是企业家。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任务在于用不同以往的全新的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织、综合起来，进行经营。因而，如果能将这些新组织以及综合起来的因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诸运行于特定阶段，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旦这种方法在某一天落伍，企业经营停滞不前，他也就变得跟静态经济里的变通管理者毫无两样了。可见，企业家是实行创新的人。而创新将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提出新的生产力的曲线。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实就是对于新生产函数的设定。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实施创新的能力作为企业的关键性要素是非竞争性的，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指出，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企业家发现市场获利机会，并通过生产性活动和资源的重新组合实现利润的过程。利润是企业家才能和创新性活动的回报，资本家获得的只是承担风险的利息。

此外，熊彼特也论述了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可持续性。熊彼特认为企业成长首先会带来经济周期的变化。因为从企业家行为特征上看，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就是：一个创新实施后，许多模仿者跟着出现，企业利润逐渐缩小到0，然而这种均衡状态也将随着另一种创新的出现而转向新的不均衡状态。其次，企业成长会极大地改善国民福利。再次，企业成长会引起垄断，而不是借助于制度或其它特权的垄断。最后，企业成长将引起社会阶层的变化。但是，熊彼特考察企业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是抽象的个体主义，他过分地强调非竞争性资源的个体性特征。一旦这种个体性的知识和能力通过创新性活动公开化，其它企业无成本的模仿将使创新性利润迅速消失。

总之，熊彼特认为企业成长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成长过程集聚动态性、非连续性，企业家的出现和其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源泉。模仿使创新导致的超额利润不可能永远存在，成为企业持续成长的障碍。但是，这种理论轻视了市场和技术以及制度安排对企业家创新的制约能力。

四、现代企业成长理论

现代企业成长理论兼容并蓄，囊括了诸如科斯对企业的产生及其成长边界的讨论，彭罗斯基于资源分析的企业成长理论，马瑞斯对管理者资本主义的讨论及其用稳态模型表述的最优企业成长理论，钱德勒对西方企业成长的史学论述，演化理论关于企业成长等对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的贡献。

（一）科斯的企业扩张成长理论

科斯最早指出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不足，由于他的努力，企业的黑箱终于被撬开，从而企业的成长问题必然要被人们所关注。科斯(1937)认为，“企业的最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在他1937年发表的后来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之作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将企业理解为生产函数，将市场视为实现协调的唯一手段的思想的不现实性，指出企业与市场的机制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无论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内部协调机制，都是有成本的。

科斯用交易成本回答了什么是企业以及什么是企业的边界，他认为企业扩张的动力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使用是有成本的。当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与企业内组织成本的上升相等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就停止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他指出，“当追加的交易(它可以是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交易)由企业家来组织时，企业就变大;当企业家放弃对这些交易的组织时，企业就变小。”这是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成长的最早论述。

关于企业成长的上限，科斯认为按照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来决定企业的边界是最优的。如果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大于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新增的这项生产活动就应当内化在企业中，因此企业应该成长扩大，反之则应该缩小。在这里我们明确的看到科斯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之处在于强调了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并存，并视企业增加交易为企业扩张成长的重要途径。同样，我们也看到，科斯承认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是以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结构为基础的。

科斯的理论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当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小、企业规模愈大时，企业将不断扩大。换言之，组织成本、企业家因素以及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

（二）彭罗斯的基于资源分析的企业成长理论

如果说古典和新古典以及熊彼特的企业成长理论并不是专门以企业成长为研究对象，而只是涉及到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的话，那么彭罗斯无疑是第一个以企业成长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提出系统化企业成长理论的学者。1959年，在她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她首先从分析单个企业的成长过程入手，将企业成长研究引入到企业的内部，修正了传统经济学研究企业成长的视角和方法，并且将经营学与经济学两者融合在一起，探讨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一一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奠定了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基础。

彭罗斯(1959)认为，企业是一个依据管理框架结合在一起的“资源集合体”，是利用各种资源获利的组织过程。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拥有的物质资源所能提供服务的质量，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知识积累。她特别强调团队组织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认为这是企业内部合作与协调的基础，是企业的组织资本。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管理团队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能力。

企业资源的利用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效率。彭罗斯指出导致企业成长的内部诱因主要来源于企业存在着剩余生产性服务、资源和特别的知识。而企业成长的内部障碍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扩张所必需的专业化服务，尤其是在缺乏规划、实施一个新项目所必须的管理能力与技术时，扩张就受到限制。当企业扩张到能够以一种比当前赢利更高的方式来使用企业的资源时，企业就有了扩张动力。或者说，在目前的经营中，任何资源只要它没有达到充分的利用，就存在激发企业寻求一种更充分利用它的动力。由于资源的不可分性、资源的功效多重性及资源的不断创新性，导致企业永远存在剩余资源，不可能存在完全出清的均衡状态，因此企业永远存在成长动力。

企业的管理能力、知识积累能力和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彭罗斯认为，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企业成长的障碍也是因为不能有效地协调其资源和管理职能。管理资源是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的，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的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角化成长的可能性高度正相关。而知识积累能力影响着企业资源的积累效率。她还把企业内部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通过企业创新活动，可以局部协调资源的不平衡性，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创新是企业内部成长的重要源泉。她还受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影响，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展潜在的成长机会，而产品和组织的创新均取决于创新的能力。

彭罗斯突破了规模经济对企业成长的理解，首创了“成长经济”这一核心的概念。她指出，所谓成长经济，是指有利于企业向特定方向扩张的，各个企业可能享受到的内部经济性，是从企业内部可能利用的生产性使用价值的独特集合中挖掘出来的，可以使该企业在投入新产品或增产原有产品时，比其它企业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的东西。规模经济强调静态的数量关系，忽视动态的变化，成长经济重视企业的动态和质的变化；规模经济只要获得，可以长期保持，成长经济一旦获得，便告消失，要想再获得除非实现新的成长；规模经济只是涉及企业“生产”概念，没有涉及经营，与企业管理者联系不大，成长经济确实进入企业经营环节;最优规模适用于分析工厂或车间单位，不适用分析企业经营整体的经济性，成长经济则完全适用于现代公司制企业体制；规模经济重视物质资源，忽视非物质资源，成长经济十分强调以人力资源为中心的非物质资源；规模经济可由外部组织实现，成长经济只能由内部经营获得；规模经济认为最优规模是企业成长的极限，而成长经济认为，成长本身具有经济性，其可使企业不断的持续成长。

由上述分析可知，彭罗斯是企业内生成长的先驱。她希望从企业内部寻找推动或限制企业成长速度的因素。她关心的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以及限制成长速度的因素。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进行了界定:首先，企业是一个管理型组织。其次，企业还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结合体，企业通过决策来决定在何时、采用何种方法利用这些资源。她强调相关多元化作为企业成长的一种方式，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程度和公司掌握的资源量有关，成功率与原有专长领域相关。企业进入领域的数目、相关行业的跨度要受到公司资源及原有独特专长的约束。

总之，彭罗斯理论认为，企业的成长能力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企业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扩张的引致性因素又是限制性因素，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主要因素是管理资源不足。但是，彭罗斯理论主要从内部资源来考虑成长问题，而没有把成长看成是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结合的产物。虽然她也承认企业成长的相关因素包括企业外部和内部的两类因素，但是她坚持内因是根本，在她的分析中缺乏制度分析，并且过于强调管理，也没能充分的说明“管理供给”的形成机理，不能不说是重大的遗憾。

（三）马瑞斯的最优企业成长理论

企业成长由于涉及众多的因素，一般很难采用模型的方式加以概括的说明。马瑞斯于1963年发表的《经理企业模型》这篇论文中提出的经理型企业模型是现代企业理论的经典，被认为是分析管理者控制企业的标准模型，也是试图将企业成长理论融入主流的形式化尝试。该模型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方法，为了强调最优和均衡，该模型提出的基本假设:企业的目标是成长率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资源的供给增长等于需求增长；企业成长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每年的增长速度不变。可惜这些假设有些是不现实的，所以，模型并没有太强的解释力。但他的思想对于后人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马瑞斯认为企业经理追求的企业目标是稳定的增长率。在马瑞斯的模型里，增长率包括产品需求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企业的目标就是将两种增长率同时最大化，马瑞斯将这一目标称为平衡的增长率最大化。马瑞斯(1963)认为企业的成长率主要由四大因素决定:由于扩张成本降低了边际利润或提高了资本产出率而产生的需求约束；由于扩张加速时管理者效率的损坏而产生的管理者约束;由于股东出售股份或股票销售恶化产生的兼并威胁导致的财务约束；管理者追求的目标。马瑞斯处理的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社会中企业目标的整体问题。他认为，由于经理的效用函数和股东的效用函数中绝大多数变量都与企业规模这个特定变量高度相关，经理和股东两者间在目标上的差别并不大；但领薪的企业经理相对于高利润可能更希望高成长率，因为他们不获取利润。企业无论如何都几乎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它的最初市场，而需要进入新的市场。经理们宁愿在企业的成长中提升上去，而不愿意转移到大企业中去，因为大企业的气氛对新来者可能抱有敌意，或者是由于进入以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了解内情。由于成长并不违背股东的利益，最大成长率的目标不管以什么指标来表示都是合理的。使经理效用最大化的需求增长率和使股东效用最大化的资本供给增长率，在均衡状态是相等。经理是在保持必不可少的利润水平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成长率。

马瑞斯的企业成长论是一种内在成长论，他的理论中对管理的重视和彭罗斯十分相似。不过他考虑到了企业内外部条件，把企业的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企业稳定增长的模型。由于他的分析是在“稳定状态”的框架中进行的，即在计划期内，所有变量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并且把经理追求的目标作为企业目标，经理的目标是使企业的增长率最大化，只有当企业需求增长率和供给增长率相等时的最大企业增长率才是稳定的。因此他的模型对企业目标和资源供给需求增长相等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四）钱德勒的“现代工商企业”成长论

钱德勒最早专门研究了“现代工商企业”的成长，并在企业成长理论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对于企业成长的实证考察，探讨了企业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巨型企业的决定性因素。钱德勒(1962、1977、1997)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经典著作《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看得见的手一一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与《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之中。他的中心思想是，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是企业成长的根本。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一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描述了现代工业企业的两种扩张途径:一是生产型企业主动拓展，直接进入采购和分销领域，实现前向或后向一体化，二是小规模的家庭或个人所有的企业借助横向合并，成为全国性企业，在集中生产的基础上，再向前或向后实行联合。企业多角化和纵向一体化是现代企业成长的主要策略。钱德勒通过对企业成长路径的经验研究，发现管理层级制是现代工商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历史上看，现代企业曾先后采用过三种内部管理层级制:第一种是控股公司结构，简称H型结构。是现代企业成长中第一次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第二种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功能垂直型结构，简称为U型结构。U型结构兼容了美国铁路公司的高层管理模式和家族式企业的中层管理方法。第三种是以企业总部和分支公司之间的分权为特征的多部门结构，即M型结构，又称事业部制。M型结构被钱德勒当作是对于成长的一个反应，特别是对于现代公司多样化经营的反应。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在那些依靠内部资金发展起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企业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所发展起来的是中层管理。在那些依靠外部资金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则是支薪经理在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钱德勒把以上过程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衰落。钱德勒的分析是一种将理论、历史和统计相结合的分析，并在研究中借鉴了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史论。

（五）演化经济学派关于企业成长的演化理论

演化经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一直未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Nelson和Winter(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们将经济理论的分析单位置于微观的企业活动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正统经济学那样只停留在总体变量上。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倾向于人口动力学，倾向于将人口水平和人口成员异质观念作为推动演化过程的力量。这通过提供生物演化论的三种核心机制的类似内容完成，即多样性、遗传性和自然选择。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效率、效益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出企业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创新努力产生新的多样性。遗传的相似性可以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递信息中得到体现。最后，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与衰退提供了通过不同种的繁殖的选择机制的类似性。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企业的本质时，首先把企业看作具有生产功能的单位。从生产角度看，企业是由投入和产出组成的生产可能性集合。这种生产可能性集合实际上是关于企业转变商品的可能性的知识状态的描述。而所谓知识状态是企业关于“做某件事的办法”的知识或技术知识。知识状态形成于企业成员的“感知秩序”之中。知识状态一旦形成，就变成企业成员的技巧。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及企业资源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以及企业知识理论都彼此交织重叠，从渊源、方法论和内容上来讲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的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都直接发源于彭罗斯著名的“企业是知识创新体”的命题基础之上，而随后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理论又互相大量的借鉴与引用，而企业知识理论又被看作为它们的最新发展，演化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和方法似乎又是它们共同的基础。

演化经济学的正式确立在经济史上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强调环境的作用，是一种把企业恢复到现实中的企业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成长观。它强调了环境与外部条件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行业竞争、产业突变、企业内的创新、市场上的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因素都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但它主要的缺点在于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低估了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制度进行选择的能力。

（六）现代组织生态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Veblen(1898)用达尔文主义来研究生存在竞争世界中的企业，认为环境因素将决定企业的生存、成长或死亡。Veblen把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和“变异”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使新技术环境本身通过习惯的形成产生一种适应性反应。Veblen认为，“变异”，不仅是顺应新的环境条件而发生，而且同样要受先前那些条件的控制，虽然新思维方式会伴随新技术的出现而出现，但新老意识的冲突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变迁中的结果是不可知的。从Veblen的演化思想看，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确实是一致的。Moore(1996)在《竞争的消亡》中认为，公司无论想扩大自己的能力，还是开发新市场，都需同其它公司携手创造消费者可以实际使用的新价值，为此必须培育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性经济群体，建立“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是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厂家以及其它有关人员组成的群体。一个成功的商业生态系统应以下述经济模式为核心:一家公司拥有一种或几种可能成为给最终用户带来巨大价值的基础的核心能力；一种体现新能力的核心产品或服务的推出能带来大量的销售，建立起强有力的规模经济；顾客最终将从中得到满意的商品和服务。

生态学将生命单位分为个体、种群和群落三种形态:个体指生命的单独形态，种群指单一生命个体之集合，群落指不同生命个体集合之聚合。在企业生命系统中，也同样存在企业个体、一定个体构成的企业群体和不同群体企业组成的企业群落。在群落中，不同生物的种群彼此相互作用，使群落比单独一个种群存在时更加稳定。但它并不是任意物种的随意组合。在一定时间内同一群落中的每个物种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有利于各自生存和繁衍的。

该理论旨在论述外在环境中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行业和经济系统的影响。它强调外在环境的作用，认为企业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组织生态学认为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综合本章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回顾，从史学角度来看，虽然专门的企业成长理论在学术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关于企业成长理论的论述仍然不胜枚举。企业成长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各个学派的企业理论的发展交融在一起。而正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企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才导致了他们以不同眼光看待企业成长。虽然已有理论对企业成长的内涵、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企业成长的经济后果等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思考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经管学苑

（ID：jingguan100）

由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群勇教授及其学术团队主办，旨在定期与大家分享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软件使用技巧，覆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广大学友提供优质学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