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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dara D., Iacoviello M., MolligoP., Prestipino A., Raffo A.(2020). The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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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国际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为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更高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温，人们对贸易环境关注日益增强。那么，贸易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决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呢？对于该问题的分析一直是经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囿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的合理性等因素，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以此为背景，本文作者以美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数据和模型多个维度测度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具体地，本文的研究脉络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及其影响、贸易政策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模型的校准及预测分析。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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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测度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由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构成：（1）微观方面。作者们首先通过对工业公开的听证会议材料进行文本分析得到，即通过计算文本中与贸易政策相关的词频来构建指数，包括关税、进口免税、进口壁垒等等。然后，将其中与贸易不确定性相关的词汇进行统计，以此来计算企业层面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宏观层面。作者们一方面基于与贸易不确定性相关的新闻搜索频率进行计算，这些新闻的来源主要包括Boston Globe, ChicagoTribune, Guardian, Los Angeles Times,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以及 Washington Post等等。另一方面，本文作者还采用进口关税率的随机波动模型（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来估计贸易的不确定性。该模型由以下自回归模型刻画：
其中，表示进口关税比率，表示关税比率的波动性，该值越大，表示关税比率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图2对比了两种测度指标的变动情况。可见，二者的变动规律基本是一致的。同时，作者们还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变动趋势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对应以强化该指数的现实解释力，并强调基于新闻的指数除了能够反映已经对关税产生影响的贸易政策，还能涵盖那些没有对世纪经济产生影响的贸易政策，从而能够更好地指示贸易不确定性。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基于上述指标，作者们首先构建企业层面的计量模型，并通过对多个变量进行控制估计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估计表明，如果美国2018年行业层面（企业的加总）上贸易不确定性（标准误）提升一倍，那么其投资增长率将下降3.2%。
而为了将共同事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考虑在内，作者们进一步将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层面的指标相对应，并采用三种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人均投资固定的基于新闻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随机波动税率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将实际人均GDP、Jurado et al(2015)宏观不确定性指数和资本收入税率的基于新闻的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与上面微观部分的分析相仿，表明持续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每年约下降1%-2%，并在基于新闻的测度中更为显著。
贸易政策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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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作者们将进入/退出贸易市场的离散选择模型融入到新凯恩斯开放经济框架（粘性价格）下构建了异质性企业的两国模型。其中，每个经济体下的参与者由家庭（最大化终生效用）、零售商（将产品整合为最终产品的竞争性厂商）、批发商（将中间品组合后销售的垄断竞争厂商）、分销商（提供中间品的竞争性厂商）、资本产品提供者（总量资本投资遵循永续盘存法）、中间品生产者（进行贸易决策的垄断竞争厂商）和政府（每期平衡预算约束下的只对通胀做出反应的货币当局）构成。其中，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政府平衡预算中进口税率的波动性进行衡量，并遵循一阶自回归过程。而总的生产率水平则遵循一阶向量自回归过程，借以反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冲击。
模型校准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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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典型的开放经济模型一致，作者们运用GHH（源于Greenwood, Hercowitz andHuffman 1988）偏好将消费习惯纳入到效用函数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剔除掉劳动供给中的财富效应，进而通过校准分析得到预估参数。而通过将一阶矩冲击（如预期关税税率提高）和二阶矩冲击（未来关税的不确定性增加）纳入到分析模型中，作者得以将新闻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贸易政策的影响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地，作者们运用冲击响应分析论证了名义粘性、企业异质性与GHH偏好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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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１）指标测度结果表明，2018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达到了自上世纪７０年来以来的新高；（２）微观层面的测度结果表明，2018年美国的总体投资水平因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下降了1%，而宏观方面的估计结构更加显著；（3）由于出口成本增加，未来较高的税率或不确定性的增强都会遏制企业的投资激励；（4）本文的研究强调名义粘性和出口的固定成本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发挥作用的关键传导机制。
本文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系统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其文本分析的运用能够有效规避数据不足所带来的困扰。但是，其基于美国经济的分析仍将美国贸易政策的确定视作外生给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充分的，因为作为头号大国的美国一直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始作俑者”。因此，笔者认为，如何从政策内生的角度研究贸易政策的变动原因似乎对于探究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更有说服力。
作者简介：张谦，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主要关注的领域为：产业组织、国际贸易与结构变迁。欢迎与我多多交流互动，邮箱：zhqian0810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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