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述评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

评述：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

原文信息：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0).

评述人：

张立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生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全球经济治理的赤字不断加大。

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非中性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约束作用更加突出。

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

但在无政府状态的现行国际体系下，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和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国际层面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错配，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普遍缺失。

在此背景下，该文章基于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目标同政策行动之间出现背离的深层次问题。

该文章运用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与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同时，综合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该文章作者提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问题面前独善其身，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加大时，考虑到国家政策存在强大的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国家应通过合作加强对市场的引导、调节和干预，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市场失灵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危机。

 理论创新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该文章对全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错配经行分析时，作者对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与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分别进行深刻阐述。

此外，作者还对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该文章可能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贡献：

一方面，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其基本逻辑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一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相互联系，各国按照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

此外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还有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三个特性。

而基于主权原则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为全球市场经济的扩张阶段，各国特别是霸权国家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和地区性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和重要性趋于增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挑战。

国家或政府仍然发挥着其他行为体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全球性问题凸显时，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行为体具有更加明显的局限性。

在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权原则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不可回避的另一重要线索。

另一方面，该文章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和功能联系起来分析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该文章假定国家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认为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便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并最大限度地在财富分配中争取利益。

而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将国家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作者提出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理解国家经济政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基本线索。

顺着这个线索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在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各国在世界市场中创造财富的不均衡以及财富在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全球不平等问题加速累积，使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缺失与逆全球化政策盛行。

政策建议创新

从政策建议创新角度来看，该文章基于其论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问题面前独善其身，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加大时，考虑到国家政策存在强大的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国家应通过合作加强对市场的引导、调节和干预，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市场失灵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危机。

第二，发挥国际市场的良性功能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有效参与，在优化资源配置“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注重合理“分配蛋糕”以解决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分配不公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第三，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对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进行合理补偿、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笔者观点

笔者基于自身不完备的知识体系，冒昧提出以下不成熟的个人看法。

该文章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问题上做了深刻的探讨。

然而，笔者认为该文章仍有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该文章提及的部分观点具有深刻的意义但又难免让人疑惑，比如，文章提到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有必要对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该如何清晰界定经济全球化受损者则比较困难，而且对其补偿也面临道德难题。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上处理外部性问题时是由一只“看得见的手”来指导，而这一只“手”在全球经济治理时并不存在。

那补偿问题需从何谈起仍是未知之数。该文章探讨的重心在于“找到问题”，而对于之后的“解决问题”的具体环节并未进行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