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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一个身影匆忙走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他就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还没等他落座，周恩来总理快步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西花厅内，听着乌兰夫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脸色越发凝重。他究竟汇报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总理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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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一次下乡去检查工作的过程中，乌兰夫发现，在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农牧民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也十分单调和枯燥，这让乌兰夫一直牵挂于心。
周总理提议，是否可以研究出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起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内蒙古之后，乌兰夫迅速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由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
图：布赫
布赫，乌兰夫的长子，很早就跟随乌兰夫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并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对于改善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父亲的嘱托，重任在肩的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
调研结束后，布赫在广泛听取农牧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后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队伍精干、装备轻便、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
这支文艺宣传队虽然队伍小，但使命重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为此，布赫开始征求多方意见。
然而，提议里很多名字布赫觉得都不够响亮。这时，有人突然提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列宁的故事》，书中写到，列宁在农村讲解革命道理时，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传，农民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红角”，说这个名字可以借鉴。
“红角”是为革命道理做宣传，而即将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也是给基层农牧民送服务做宣传，从性质到内容都很吻合。布赫找人将“红角”翻译成蒙语，并最终选定了“乌兰牧骑”这个名字。
内蒙古自治区原文化局秘书 朱嘉庚
“乌兰”用蒙古语是红色，“牧骑”是树上的嫩芽。红色代表革命，嫩芽就等于我们这个队伍是新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枝新芽。
建立文艺宣传队的初衷是便于在广阔草原上行动灵活，只要牧民骑马能到的地方，演出队就可以到达。工作试点定在哪里合适呢？经过慎重思考，布赫和工作组把目光投向了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牧业为主，人口稀少，居住很分散，在内蒙古自治区是典型的纯牧区，因此布赫决定选择苏尼特右旗作为主要试点之一。
在走访调查中，农牧民对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的文艺活动赞不绝口，而苏尼特右旗文化馆馆长乌力吉陶克套也深得农牧民的喜爱。
图：乌力吉陶克套
乌力吉陶克套，蒙古族，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邻居学习四胡，是当时旗里人人称赞的音乐小天才。18岁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独自踏上了出国求学的艰辛道路，远去日本，学习小提琴，成了当地甚至整个内蒙古都少有的，喝过洋墨水演奏过洋乐器的人。
图：乌力吉陶克套
工作组赶到了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找到了馆长乌力吉陶克套，并最终说服了他，请他担任这第一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
然而当时，文化馆的设施很简陋，人才也缺乏。组织文艺宣传队的乐器要去哪里找？演员又从哪里来？乌力吉陶克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今天，在苏尼特右旗的乌兰牧骑展览馆里，我们看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乌兰牧骑的第一件乐器，也是乌力吉陶克套最珍爱的乐器。
在乌力吉陶克套带头捐赠小提琴的感召下，一件件乐器被送到了文化馆。然而解决了乐器的问题，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乌力吉陶克套的眼前。
这支精干的队伍要给农牧民们带去丰富的节目，就要求每个队员必须能歌善舞，每人至少会一样乐器，做到一专多能。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牧区像乌力吉陶克套这样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并不多。如何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农牧民服务成了摆在工作组面前的又一难题。点击下方视频，看详情！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队长找到了伊兰、荷花等具有专业艺术素养的队员，组成了一支9个人的乌兰牧骑队伍。3名女队员，6名男队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戏的，有好来宝的，还有演奏乐器的，几乎涵盖了草原上所有的艺术表演形式。
距离乌兰夫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内蒙古文化工作，已经过去了半年，苏尼特右旗的草原上也终于树起了第一支乌兰牧骑的大旗。
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辆轻便的胶轮车，四件简单的乐器，九名年轻的队员，也激情满怀地迈步走进草原深处，把他们的歌声唱响在每一个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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