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为晚清对外战事中唯一的胜利,朝廷也把他的爵位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并成为军机大臣,可谓“入阁拜相”。时人有诗云:“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日中而落,月满则亏”,正当左胡组合如日中天之时,另一对政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削弱左宗棠和胡雪岩这对搭档的势力。
自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没有完全好转,又遇到现代化转型,确实处处都需要银子。朝廷手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以“关余”为大宗,封疆大吏们想办事,眼睛也都盯着这笔钱。
李鸿章和左宗棠,均是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在清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办洋务、建水师,包括打仗上马创造政绩,就得自己想办法筹措部分资金。方法是现在仍被广泛运用的——企业垫支,政府埋单。对于胡雪岩而言,这显然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更可助左宗棠捞到更大的政治资本。此时,胡雪岩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这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办起事来,如果只是手拿朝廷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肯定靠不住的。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要是先把银子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
借外债打仗,在清廷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祖制。但国库空虚,战事要紧。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岩当仁不让。他早已步入洋场,跟上海滩那些洋行大佬们混得很熟,由他出面,当然是马到成功。从这时起,胡雪岩就充当了政府借贷外债的经纪人。经手这么一笔巨款,中间的好处不言而喻。当时上海向中国人放贷的洋人很多,给中间人的回扣颇为丰厚。
如1877年的借款,出现四种利息。汇丰银行年息10%,左向清廷呈报时,改为月息1%。这样,年息就变成了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词,每月加息0.25%,折合年息为15%。遇闰年,则达年息16.25%。几种洋债利息,高的年息18%,低的年息9.75%。当时,刘坤一致书左宗棠,以为借洋款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两之多,当为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不可频频举洋债。左宗棠冷笑,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高息不但能速集巨款,满足军用,还能迫使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有洋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不敢拖欠,左宗棠不用求人,督抚们自会上紧。与此同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各省,财政是有限的,如果支付了高息,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一下子给了左宗棠,也就没有多余的银子支援李鸿章了。左宗棠利用“洋债”把朝廷有限的资源吸收到了自己这边,李鸿章自然叫苦不迭,北洋水师第一次购买外国巡洋舰是在1879年,而大规模购置军舰则是在1880年之后,就是这个道理。
左宗棠借英国人的银子,还有一层意思——以夷制夷。李鸿章求和,多半要跟赔款打交道,左宗棠主战,战场上“以夷制夷”,先发制人,借洋款来打洋人。西征,借英国人的款来对付俄国人。英国人为什么借款给左宗棠,就因为他对付俄国人,那时,英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俄国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英国人扶持土耳其;为防俄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就鼓动日本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印度洋,他们欲与中国联手。因此,西征借款对于英国人来说,既有商业利益,又有国家利益,而左宗棠以高息且高调方式向英国银行借款,那是做广告,西征得到英国人的支持。
左宗棠在汇丰银行贷款,银行本身并非贷款主体,它只是债券经销人,替中国发行国债,因此,每一笔西征借款,都以债券形式在市场上公开销售,通过发行债券,左宗棠西征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凡购买债券者,主观上虽未必都支持西征,但客观上,高息使他们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投了西征一票,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及其地缘政治空间。
左宗棠把高息作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国人的钱来遏制俄国人。因此,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欲如法炮制,以高息“绑架”英国银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战争中。
高息也给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间。银行发行债券,年息8%,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算回扣,仅利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独立商人,以利润为生命,左宗棠自己领兵打仗尚且要饷,胡为他筹饷,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左宗棠只好擅自作主,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了。可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为日后对手置他于死地的要害。
1882年1月,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一千万两上,这笔巨款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十年辛苦创办的全部洋
务企业。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不和,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果然,李鸿章和他的搭档盛宣怀,在电报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建议清政府架设线路,叫外国人掌握中国的电信大权,不仅丧失利益,且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约而同都有了这个念头。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于是,左宗棠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局。李鸿章得知后十分生气,盛宣怀却指出,左宗棠贸然提出开办电报局,必成众矢之的。果然,慈禧太后对电报这个新鲜事物拿不定主意,守旧大臣群起反对,电报之事就被搅黄了。
此时,盛宣怀拉上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在李鸿章的防务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了一条电报线。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设立电报局的计划很快被奏准。
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阻挠下,胡雪岩办洋务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之后,胡雪岩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了生丝期货。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这使得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濒临崩溃。洋商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517两,到1875年,已下跌至285两,再过八年更暴跌至200两。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胡雪岩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博。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
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权。
1880年前后,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看准时机,1882年5月,生丝出产之时,胡雪岩出手了。胡雪岩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八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两万包”。胡雪岩见丝就收,近乎疯狂。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
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两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近四成。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
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赫德二十八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八百万两白银,谈判后,同意加到一千万两白银。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以致丝价大跌,几家大型丝商破产。
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变得非常脆弱。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打败胡雪岩。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天下皆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其声望与地位达到顶峰。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1883年,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当李鸿章得知胡雪岩要耗巨资打生丝大战,而左宗棠又不在两江的消息后,就与盛宣怀筹划置胡雪岩于死地。
清末大北电报公司上海站电报间内,电报员正在忙着工作。该公司是丹麦、挪威、英国、俄国等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电信机构,成立于1870年,出资的是外国人,基层员工大部分都是中国人。10年后,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始告成立。
胡雪岩丝毫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陷阱。胡雪岩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处处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由于盛宣怀掌握着电报局,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阻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当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时,正好赶上要支付军费,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八十万两。和往常一样,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时也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补上。若在平时,这八十万两银子根本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只好眼巴巴盼着上海道协饷能尽快到账。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二十天。
胡雪岩等不来这笔救急钱,汇丰银行又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开始催款了。按理说,八十万两银子对胡雪岩来说也不是大钱,可因为和洋人叫板,胡雪岩已经得罪了洋行以及整个买办集团。当时号称“洞庭山帮”的买办领袖席正甫,正为汇丰银行工作。在他的策动下,整个上海滩竟没有一个人借胡雪岩银子。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八十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贷款,阜康银行库内正好缺乏现银。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胡雪岩急忙赶往上海催办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邵友濂得到风声躲出去了,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适逢中法开战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局动荡,胡雪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渡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黑手竟是盛宣怀。
正当胡雪岩的“阜康集团”轰然倒塌时,1885年初,左宗棠的楚军在西南边陲获得“镇南关大捷”。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辛苦取得的胜利,竟被李鸿章送给了法国人,他愤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病故。这时,李鸿章又上了一道足以置胡雪岩于死地的奏折——奏折中声称,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