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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
文学课·李敬泽丨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
陈继明、石舒清、金瓯，宁夏的“三棵树”。他们是一道风景，但我现在却要解说风景的意义:你们看，它们像什么?便有人说像蛇、像龙、像人在跳舞，我就说，不是，它们像风。把好好的三棵树变成了风，这是不是在“煞风景”?
陈继明
更煞风景的事是把他们划进“新生代”——在一次会上，我说:陈、石、金三人的写作表明了“新生代”写作的丰富性。我这么说墓本上是即兴的胡扯。我是想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和确定他们三位写作的意义，而这“更大的背景”叫什么呢?说话间稍一犹疑，“新生代”这个词就顺口油出来啦。“新生代”，有人说它是个旅行袋、是个新兵训练营、是一桌流水席，我觉得它主要是一种顺口溜，使人不经思想就说出一大篇话来。对任何顺口油我们都应该警觉，因为这是脑软化的初期症状。所以对宁夏的“三棵树”，我决定不谈“新生代”，看看能否为他们找到另一种背景，更真实的背景。
石舒清
多年前，我读过石舒清的一篇小说，题目好像是《锄草的女人》，那女人蹲在田里锄草，直到锄完了一篇小说。由此我记住了石舒清，那种人与上地的相亲感动了我。
土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乡土，此后一直是石舒清的主题。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因为那里是西海固，是中国最贫疮的地方，干早年复一年地煎熬着人、畜和草木。
金瓯
但在石舒清眼里，土地就是土地，是世代生息之处。他的小说常常有很强的仪式性，(清水里的刀子》是“死”的仪式，《清扫的日子》是“清洁”的仪式，锄草其实也是一种仪式，那个女人在清洁土地。在这种种仪式中，土地有了一份安然，人有了一份尊严。
路遥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得到改写。自《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乡村和城市间痛苦地歧路徘徊开始。这个主题就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惯性，“土地“，被置于“城里人”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中，而我们的绝大部分作家都乐于证明自己是“城里人“。在一种二元论世界观中，一边是乡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落后、愚昧和绝望，一边是进步、文明和希望;每当城市和乡村 相对而立的时候，它们就同时被取消了本身的质地、血肉，沦为一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观念，通过这种斗争和矛盾.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那就是我们与乡土中国的全面决裂。
西海固的土地
当然也有人讴歌土地，似乎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但“精神家园”的意思就像酒吧里挂着的一件蓑衣，“土地”是一个虚悬的能指，它不指向任何一片真实的土地，它仅仅喻示着都市生活的空虚无聊。
而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辙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
谈起西海固，据说那里的农民有的被迁移到自然条件相对目光豹玫冶较好的地方，但过不了多久，有些人又回到废弃的村庄。谈者说到此往往是一脸悲天悯人、怒其不争的神情，我亦附和道:是啊是啊，真没办法。
但是，现在我对那些回乡者怀有敬意。通过迁移，他们得到了很多，得到了水、肥沃的土壤，但他们却失去了石舒清笔下的那个价值世界，在得失之间他们作了自尊的选择。
土地的自尊、乡土的自尊，我们必须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的现代性规划中某些根本的精神缺陷。在陈继明一篇名为《青铜》的小说中，这种自尊备受摧残，发出了孤绝的号叫，但有谁听见?
《青铜》似乎是个庸常的故事:一个卖笑女子从城里回乡村，受到乡村社会的冷酷排斥。这样的故事通常总能被作家处理得四平八稳，说说这边的道理，摆摆那边的道理，生活的复杂性、时代的复杂性就都有了。但在陈继明的笔下，小说却急剧倾斜:女人在放逐中死去，而一个暗恋着她的乡村教师面对白骨，用刀子在手臂上刻下一行字:
1998年，西海固三年大旱。
天道有常，古老的乡土有其庄严的典章和法度。那个女人是不幸的，对她的“判决”远非公正，但她在“城里”的经历袭读和羞辱了这片土地上最基本的信念和伦理，乡村社会必须报复和抵抗——事情的惨痛之处在于，这种报复、抵抗是如此徒劳、寂寞。在远方、在那女人的“罪”发生的地方，对这一切并无意识。好比是天道无亲，三年大早，土地的法度和自尊正在没有目光注视、没有声音被听到的情况下绝望地瓦解.那个乡村教师只能把这一事件刻在自己的肉上，因为他知道，没有碑。
把“碑文”所删节和忽略的事物写下来.这正是陈继明和石舒清写作的意义。这里借用“碑文”一词，指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及其他言说方式所体现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表明我们看到了什么，也使我们必然地看不到什么，某些事物被排斥在意识之外，于是土地的自尊的丧失、乡土价值观的崩溃仅仅是“历史”在健身运动中消耗掉了多余的脂肪。但就在我们意识之外的边远土地上，陈继明和石舒清在为此深情、悲枪地吟唱。
陈继明没有石舒清那么专注，但他比石舒清宽阔。我指的不是题材的宽阔，虽然陈的题材的确比石要宽，他写乡村，也写城市，嵘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和《城市的雪》对于城里人的生态和心态有精到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当跨越城市和乡村时，他获得了一种目光，能看到城市的意识之外和乡村的意识之外，看到这两种意识中的世界图景是如何不同。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能够同时向这两种意识揭开真相，但他还缺乏纵横裨阖的强悍气概，所以我的感觉是，他似乎很多时候满足于歧路徘回，流连光景。而石舒清，他在极端的专注中就不免流于琐碎、寒瘦。
现在就谈到了金瓯。金瓯在不多的几篇小说中焕发着绚烂的才气，那也是未经充分白我训练的放浪的才气。他的语言有一种迅猛的破坏力，像刹车失灵的车，有时你觉得他最后把自己的小说都破坏掉了。放浪而放肆、尖锐而刻薄、聪明而抖机灵，金瓯作品的所有优点几乎同时也成为缺点。
但金瓯的小说中没有任何幻觉，他仇恨幻觉，他的破坏力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从未沉迷于“另类”、时尚的符号，从未让“全球化”的文化想像在地平线外闪闪发光。他写过一篇《前面的路》，那差不多是对《在路上》的滑稽模仿。在《鸡蛋的眼泪》中，金瓯讲述的故事远在他的同代作家的想像域之外:一群鸡、养鸡的母子、怀揣鸡雏流浪的孩子、一个妓女和几个强盗。就像童话里一样，鸡们在思考、交谈，但与童话不同的是，人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人喜欢它们或想吃它们，但人的世界和鸡的世界之间内在地隔绝着;而人呢，他们倒是能听懂对方的话，但他们之间的理解并不比人和鸡之间更多。
在我看来，这是个复杂的寓言:也许我们终于成为了“个人”，但却是被隔绝和自我隔绝的“个人”，沉溺于幻觉，失去了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一个孩子怀抱鸡雏孤独地从乡村走进城市，他似乎要以他的浪游连缀破碎、割裂的世界，但是他失败了。
正是在此处，金颐提供了把他和陈继明、石舒清放在一起的理由，他们的写作在不同的程度和角度上进人了当下文学视野的盲区，在本来信号微弱甚至信号消失的地方他们发出了信号—的确还不够强，但毕竟使我们感觉到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至少比我们与纽约、巴黎的联系更重要.那是在我们的意识里被推到无限边远的“土地”，是民族生活的根基。作家如果是浪迹人间的游吟诗人，他就应该用他的歌声把相互隔绝在意识的远方的人们重新联系起来。
所以.陈、石、金如“三棵树”.我们由此遥想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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