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我从插队的农村返城，在石家庄当工人。工厂离家远，急需买辆自行车。我去找车间工会主席申请自行车票——这需要登记排队。工会主席告诉我排在321位，按每季度一个车间发一张票计算，我要等上80多年。
我给远在贵州支援铁路建设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苦恼。一个多月后，父亲身背一个大行李包，满头大汗地回家了。打开行李一看，里面竟是一辆崭新自行车的全部散件——父亲为我背回来了一辆自行车。我问父亲是怎样买到的，心想一定不容易。父亲却说：“没费多大事。”而很久以后，我才从父亲同事那里知道了买这辆车的经过。
原来，父亲接到我的信后，四处打听买自行车的事。听说施工现场一位民工的哥哥，刚买了一辆。父亲就买了两瓶“茅台”和二斤点心，找到民工的哥哥家里，说了很多好话。最后，对方收下礼物，父亲在交付原车款的前提下又多给30元现金和100斤全国粮票，换回了“永久”车和发票。父亲怕火车托运发生意外，索性提前休假，把自行车拆散，打成行李卷，硬是随身背了回来……如今车子老旧不堪，发票也已泛黄，但我仍无法割舍。 （河北石家庄 刘景合 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