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告诉笔者，有时候合作导师甚至会去拉一些研究所里根本无人精通的项目回来，然后一通乱“点将”。
有一次陈然导师从某市拉了一个旅游规划项目，派给了陈然。陈然傻了说自己不懂。导师意味深长地笑笑：“不懂可以学嘛。”瞠目结舌的陈然只好从图书馆借了一堆有关旅游规划的书籍临时抱佛脚，看了三天三夜，然后硬着头皮上马了。结果这个项目陈然至今都没能结题，一边是被项目甲方催，一边是被合作导师催，搞得陈然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尽管博士后们做的项目很多，但他们并不能“分得一杯羹”。陈然的一个同学在国家某科研院所上班，平时所接的项目，与陈然手上的类似，但收入却是陈然的四到五倍。多出来的钱哪儿去了呢？自然是进了合作导师的腰包。
“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这是陈然对身边合作导师的评价。
导师不疯狂圈钱就只能穷酸到底？
面对合作导师的类似行为，博士后顾良却表示：“其实我也能理解，导师他也有苦衷。”
顾良透露，在他的学校，教授的死工资也并不算高，“也就7000元左右吧”。如果只皓首穷经，埋头学术，踏踏实实带着博士后搞研究，那么教授在经济上就肯定会有压力。
顾良的导师是1952年生的，如今都快退休了，但还是没日没夜地干，全国飞来飞去地拉项目。“他儿子在美国读书都5年了。靠导师那点工资能行吗？还不是拼了老命拉项目。有时候想想，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顾良叹了口气。
陈然回忆起他美国的导师很是唏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教授能够安心治学呢？因为人家的教授衣食无忧，有安心治学的环境。我以前的博士导师，年薪在13万美元左右。你说他还有必要一天到晚出去拉项目赚钱吗？”
难道中国的教授，只有“穷酸到底”和“疯狂圈钱”两条路可走吗？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仍有相当一部分教授恪守着治学的本分，不忍，或者耻于利用博士后为自己赚钱。
张晓辉老师是北京一所一流学府土木系的副教授，也担任着两名博士后的合作导师。虽然带的博士后不多，但张老师却很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每周都会同这两名博士后探讨学术上的心得。“作为老师也好，前辈也好，我都觉得指点他们、培养他们是我应尽的责任。”张老师淡淡地说，“很多导师还是珍惜人才的”。
“你所说的那些科研老板，的确存在，但只是一部分。”张老师认真地对笔者说，“我觉得这样的事不应该出现在大学，更不应该出现在一流大学、顶尖大学。可是它出现了，而且有蔓延之势，这可能是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里必须面对的问题吧。”
张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学校对“科研老板”们也是纵容的。
“学校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科研老板会上交一部分收益给学校，而学校会把这笔钱再分配，支持安心研究但又缺乏经费的教师们。”这个理由很充分，也让张老师觉得很无奈。
有了学校模糊不清的态度，博士后们的“科研”也就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选项。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博士后是国家未来科技创新的领军群体。不过陈然觉得，不是每个博士后都能奢望在科研上有所成绩。“就我个人来讲，其实还是有挺大差距的。还有一年我就要出站了，忙了一年项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还没怎么弄，就又要开始忙着找工作了。在这样的状态里，两年的博士后生活能让我在科研上有多大提高，我觉得真不好说。”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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