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老百姓吐槽最多的话题之一，莫过于高等教育。师资参差不齐、课程名不副实、管理过于松散、学生就业困难等等，以上看似仅为表象的诸问题，其实都指向背后一个深层次的困境：如今大学很难培养出一等一的优秀人才。
抚今追昔，人们容易感觉现在不如以往，于是开始怀念民国大学，并自觉或不自觉描绘出一幅彼时众多高校大师林立的盛景。就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不禁感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之问自是对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机制忧心忡忡，不过大学能否培养出大师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大师”二字，本指古代官名，后泛指所谓学术高明之辈。晚近最早将大学与大师二者连为一体者，似是清华校长梅贻琦。1931年底，梅氏归国执掌清华，在就职演说上，其借用《孟子》中典故，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此等言论，于当时学界未必产生巨大反响，却让颇受当今高等教育问题困扰的人们愈发焦虑难捱。众人在口耳相传、反复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坐实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大学应当培养大师，大师必须出自大学。目前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因此很失败。
然这段看上去符合逻辑的结论，却恰恰忽视了一个甚为关键的前提：说话者的历史语境。任何一句前人话语，若不顾当时的具体语境，即使被后世一味抽象拔高为至理名言，也极易偏离本意，南辕北辙。
梅氏的“大师说”，即是一证。若回到历史现场，梅氏抛出此论，大致隐含两层意蕴。其一乃一种愿景，新官上任，自当有新气象，梅氏认定欲令清华发展壮大，硬件齐备之同时，应聘请好的师资，提高学术品味。其二为一种自信，梅敢把大学与大师加以联系，其底气在于彼时清华国学院曾拥有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无论名头还是功力，此四人皆是民国学界执牛耳者，况且四位齐聚一堂，此架势令号称人文荟萃的北京大学亦难望其项背。故就实际情形而言，梅氏原意是保证清华有大师执教，并无勇挑培养大师重任之意。
假使梅氏心存高远，欲图培养大师，然从结果看，并不如人意。首先国学院的四位导师，多非出自大学。梁启超所受教育来自学海堂与万木草堂，属于传统书院系统；王国维仅是前清之秀才，后赴日勤学苦修，自成一家；陈寅恪倒是游历欧美多年，但未带回过片纸文凭；赵元任确是哈佛博士，但其所学横跨物理、数学、音乐、语言几大领域，已非国学所限，故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
再者，从国学院实际教育效果而言，也只能让人慨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如著名学者姜亮夫在清华求学时，便常常跟不上几位导师的节奏。姜听陈寅恪讲学，深恨自己外文太差，因为陈动辄引用印度文、巴利文及许多稀见语言，让学生们似坠入云里雾里一般。故陈的课，姜坦言至多能听懂三分之一，其晚年感慨“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赵元任讲语言学，乃采用物理学原理“描写语言学方法定语言音素音质”，而姜氏对物理并不精通，“拿个机器放在我面前我也无法使用”，其语言学方面自然无法深入进展，只得研究古音考古。无独有偶，以讲史闻名于世的黎东方师从梁任公，亦折服于其学识之渊博：“上前五千年，南北东西一万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两通鉴，十通，五纪事本末，《太平御览》，《图书集成》，难以数计的诗集，文集，笔记、传记，碑志被他顺手拈来，我田引水，都成了他的妙论的注脚”。梁上课信息量之巨，犹如天书，这令黎苦恼到每每听罢“并未得到多大益处”，故其只得自我宽慰道“这不能怪我程度太低，该怪他讲得太深”。总体而言，在诸位学子看来，这四位先生给他们的科研方法增多了，范围扩大了，深度加深了，但依旧觉得自己“只不过只以旧的为基础，略知一点新东西的‘半吊子’而已！”
按说终日在四位大师膝下请益问学，虽不指望青出于蓝，但至少也应承袭其七八成功力，因何资质属于上乘的弟子们皆自嘲为不尴不尬之“半吊子”？究其根源，实与民国大学体制有关。自清末始，古代书院向现代大学转变，传统的四部之学被化整为零，打碎融入西方七科之学范围内。与学术分科相配套，以院系为单位的部门建制次第建立，再辅以图书馆、实验室、学报编辑部、评议会等诸多机构，近代中国的大学体制初步形成。
与传统学术倡导通人之学迥异，现代大学主张专家治学，学人隶属某个院系，各治一学，讲求专精。然长此以往，所谓专家由于壁垒自立，视野所限，往往不闻专业外之事，不懂别学科之理，犹如坐井观天，自成世界。须知大师之学，当通贯与精深兼二为一。若无通贯，精深也只能趋于狭窄；若无精深，通贯则容易流于驳杂。是故在强调“分”而排斥“通”的大学中，专家成群结队，大师难于容身，又怎谈得上培养大师呢？
正是参透近代学术机制转型其中之玄机，章太炎于民初就曾指出“大学连学问也不出，何况大师？”章氏虽常被时人视作“疯子”，但这句判断却戳中要害。也正为了为华夏留几个读书种子，章晚年移家苏州，开门讲学。一次，国学根底颇深的蒙文通赴苏拜谒章氏，与其身边论辩十几日，蒙只觉“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
蒙之感受与清华国学门众弟子可谓极为相像。蒙氏曾言：“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此经验之谈自然精到，惜治学除细辨经流外，尚需配备一支结实耐用之木舟（传统学术根基），亦甚关键。无论蒙文通，还是清华众弟子，其生也晚，极少经由私塾、书院接受系统古典训练，故先天童子功不足，而后天又在大学内无缘恶补，自然失去了成为大师之资格。
如此看来，大学培养不出大师，倒算不得什么罪过，大家心情可略微释然。不过，若高等教育始终孕育不出成规模的优秀人才，则确确实实值得全社会深入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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