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和克制欲望，其实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关键是，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是什么，要清楚背后的代价及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在其位要能谋其职，不能裹挟、牺牲广大人民群众为自己的一己私欲买单。
司马家族无疑是这方面的典型反面案例！这一家子，为了权力最高处的欲望放纵，把整个华夏民族带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黑暗深渊，尤为可耻可恨，亦尤为可悲可叹。
然当下依然有很多人高举司马家生存哲学旗帜，大行、大赞精致利己主义，吾心甚悲，遂有斯文。
有人说，刘邦可以取代项羽、王莽可以篡夺西汉、刘秀可以推翻王莽、曹魏可以替代东汉，为什么司马家就不能篡魏立晋呢？
君权神授，这个“神”既是天意，也是民意。即便按照今天“合法公民皆有被选举权”的民主思想，大家觊觎权力宝座，想据为己有的途径其实也只有两种：立功和立德。功劳大了，老天和组织不得不给你升职；德望高了，民意如潮，一步一步把你推上去。其余诸般巧取豪夺，终不能长久。
司马家篡位是怎么干的？司马懿违背洛水誓言，这是背信弃义，主打一个“骗”字；司马师废帝另立傀儡，这是以下犯上，主打一个“狠”字；司马昭当街弑杀君主，这是不顾廉耻，主打一个“毒”字；司马炎无功自立称帝，这是鸠占鹊巢，主打一个“霸”字。他们家跟我们现在人人唾弃的黑恶势力有啥区别？村霸、路霸式样的人，值得大家去追捧吗？
如果说华夏文明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共同哺育着华夏民族，司马家相当于为了垄断这条河流的控制权，在源头投毒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解药。
所以，司马家这么一搅合之后，华夏民族孕育和沉淀了上千年的价值体系彻底崩塌了，迅速陷入了普世迷茫之中？你司马懿出尔反尔，谁还敢为你司马家及你们背后的国家效力？万一你们卸磨杀驴、死不认账怎么办？你司马师一言不合就敢废掉皇帝，谁还敢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是真实的？皇帝都自身难保何况我们这些打工人呢？你司马昭都敢当街直播弑杀皇帝了，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人人自危背后就是人人躺平；你司马炎身无寸功却可以当皇帝，我们拼命去建功立业还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都变成机会主义者。
大家可以看到，魏晋交接的时候，中华大地大面积出现了嗑药、清谈、炫富、裸奔、隐居、享乐等极致的放纵主义风气，其实就是社会信仰体系崩溃的表现。大家的既有认知被颠覆了，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了，感觉这人世间不值得、不美好，自己信奉的那些道德、秩序都被证明是错的了，那还不如彻底地放纵起来，活一天是一天呗。活在当下，娱乐至死，这是西晋普遍的社会风气。
讲白了，没有核心价值观，自上而下失去了积极进取心，这是司马家监守自盗酿成的必然恶果。
举个例子，无论是司马昭灭蜀还是司马炎灭吴，朝廷高层是不是各自围绕着自身利益大打意识形态之战？无利不起早，对我自身有利，我就支持你司马家，对我无利或者利益达不到我的预期，我就必须坚决反对，至于什么国家意志、民族利益，那些太遥远了。司马昭灭蜀，除了别有用心的钟会等人支持外，其余文武大臣反对声一片，就连后来的灭蜀主将邓艾也因没有拿到主攻任务而极不配合；司马炎灭吴，贾充、荀勖等朝中大佬也一直从中作梗，王浑等也是一直出工不出力地观望着。
没错，司马家建立的西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得靠武力镇压和强行力推才能勉强推进。这种情况下，国家稳定的成本何其高？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你都得消耗巨大的防范成本，你们司马家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呢？更何况，你们司马家也早已内部分裂，个个都是紧盯皇位的野心家。
西晋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主义时代，没人愿意深耕细作，没人相信主流价值，都特么暗地里蝇营狗苟、拉帮结派，然后逮到机会就干它一票。权臣贾充等、外戚杨骏等、后宫贾南风等、宗室司马亮等，莫不如此。风水轮流转，机会转到我的门口，我就要不顾一切地搏一把，至于国家和社会会因此遭受多大的伤害和损失，那都不重要，毕竟我也只能活几十年，万一我平安度过了这几十年呢？烂摊子就留给后面的人吧。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自上而下地进入了无节制地疯狂内卷模式，全面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公元300年以前，贾南风是最后的赢家；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公元300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是最后的赢家。可为什么贾南风的历史破坏性远低于司马越呢？人家掌权那十年，还得了个“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的历史评价，而司马越掌权之后，立马被“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啪啪打脸。因为贾南风时期的内乱，仅限于朝廷高层，破坏面积不大，对国计民生的根本破坏还能承受。但“八王之乱”结束时，司马家那帮败家子把自己的祖宅地基都挖烂了，基础资源都在内讧中消耗掉了。
八王之乱，主要指第二阶段，罪大恶极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毁长城；八王之乱把西晋的国防力量基本上打残了，被团灭的有中央军团、豫州军团、冀州军团、关中军团、沔北军团，被搅合进来的有青徐兵团、荆州兵团和幽州兵团，西晋的九大兵团，唯一幸免遇难的是实力较弱的扬州兵团，幽州兵团由于实力强劲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八王之乱后，偌大的一个中国，仅剩帝国的东北和东南还有较为完整的国防力量，其余地方全是“今夜不设防的莫斯科”，这种情况下，怎么保证国家安全？王弥一个悍匪、石勒一个奴隶，随便拉起一支武装，便能在你的腹心中原，欲求欲取、来去自如；刘渊一个在中原当了半辈子人质的匈奴人，回到部落就可以强势反攻，直至给你西晋盖上棺材板。你们司马家真是活该呀！
第二、引狼入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汉和曹魏近五百年对异族的打压和同化，在即将取得丰硕成果的最后关头，被司马家彻底松绑了。匈奴人刘渊是西晋放虎归山的；氐人李特父子是司马家鞭长莫及而割据自立的；羯人石虎是刘琨亲自送到石勒身边的；拓跋鲜卑是一直是刘琨雇佣的外援军；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和乌桓铁骑是幽州王浚带他们叩开中原大门的。
你们西晋盛行机会主义，人家胡人在你们中原走了几趟，亲眼目睹你们西晋这半死不活的样子，难道看不到机会吗？他们在巨大机会的引诱之下，还会对你心存敬畏吗？刘渊随即反攻、李雄割据自立、石勒掠夺中原、鲜卑和乌桓马踏中原，他们有样学样，打着汉政权的旗帜，到处荼毒生灵，壮大自己，“五胡乱华”你还挡得住吗？
第三、民生凋敝；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种红薯。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是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保护、需要呵护、需要支持，才能安居乐业，结果你们司马家把大好河山搅成了一锅乱粥，谁活得下去？连年征战，充当炮灰和苦力的是底层老百姓；横征暴敛，被薅羊毛和盘剥家产的还是老百姓；兵荒马乱，被土匪、官兵、胡人迫害的还是老百姓……
君不见，幽州杂胡首次南下，冀州的8000女子就被填河了；君不见，王弥、石勒祸乱中原之时，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君不见，胡人首次攻灭长安司马颙时，关中大地，赤血映日；君不见，匈奴人三攻洛阳城时，洛阳城内人相食之；君不见，刘曜再下长安时，关中哀鸿遍野、尸骨如山；君不见，刘景南下时，战败将士和无辜百姓被逼投河连刘渊都看不下去了……
君不见，那些悲惨至极的“两脚羊”，那些被逼成为泄欲工具的妇女，那些冻毙恶绝的老人小孩，那些如蝗虫般的流民潮……君不见，那些无助的眼神，那些悲伤的面孔，那些疲惫的身躯和空荡荡而死气沉沉的破碎河山……
第四、信仰崩塌；你们司马家太不是东西，没人敢相信你，也没人愿意为你、为你身后的国家和朝廷捐躯。偌大一个西晋，有名臣、名将、明君吗？有人冒死直谏吗？有人为民请命吗？有人挺身而出吗？全社会都跟着你们司马家颓废了，这该死的生活，不知道何时是个头，怎么开心怎么来吧，能活一天是一天呗。
王弥出身士族，宁愿为匪，也不愿意给你西晋朝廷效力；苟晞算是能打的吧，但司马越死到临头还在算计他，而他与司马越决裂后，于国难当头之时大肆淫乐不思进取；幽州王浚手握天下兵王，他愿意救你吗？他最后想自己当皇帝；刘琨算是有为青年了吧，在太原当钉子户多年，最后沉溺了娱乐产业而仓皇落败；王衍算是出身名门了吧，但他除了私自安排自家兄弟占码头外，一辈子都在信口雌黄、沽名钓誉，最后宁可做亡国奴也不愿勇挑重担，转过头救撇清自己请石勒称帝……
八王之乱后的西晋其实就是一个“人民无信仰、民族无希望、国家无力量”的“三无”社会，这样的社会还能救吗？所以，那些吹捧司马家处世哲学的人，请你们好好地看一看，好好地想一想，如果设身处地，是你们自己呆在那样的时代和社会，你们还会说出那么无脑的话吗？
311年6月，洛阳城破，西晋名存实亡，动荡多年的中原大地也变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炼狱，厚重而又坚韧的中华民族被逼自救，邬堡时代应时而生了。
邬堡，其实就是一个个散落的地主庄园。跟两汉末期的豪强、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同时也有着本质区别。
因为豪强、世家的资源和力量，在有信仰、有组织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被官方整合起来的。比如刘秀靠着豪强们的纷纷入股，几年就平定天下，幽州耿家率领幽州突骑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希望之光刘秀；比如黄巾起义地动山摇，但东汉朝廷解除党锢，一声令下，几个月就给平定了；比如汉末争霸，各地士族都知道主动去寻找相对应的政治和组织旗帜。
但西晋末年的邬堡时代不一样了，因为皇权政治结构与地方官府力量全部坍塌了，与此同时，前所未见的海量蛮夷们涌入了中原。各个邬堡不知道要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谁了，朝廷？指望不上了！地方官僚？失联、失控了！走马观花的胡人势力？以前没有类似的投资模板。
传国玉玺都落到胡人手里了，像刘秀、曹操那样能让人看到救世希望的领导者也找不到了，王弥、石勒是走哪祸害到哪的汉奸和胡虏……何去何从，是西晋社会最大的选择迷茫。留下来守护故土，大势已去，自己能保留火种和血脉吗？逃难避祸，那么自己世代经营的祖业、家业全部付之一炬，且不知道该去何处另起炉灶？
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后，黄河南北的邬堡势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黄河以南的邬堡士族开始大批量投奔江东的司马睿政权。两个原因：一是中原大地无险可守且中原已经被扫荡过多次了，他们的自保能力不足；二是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司马越集团所聚集的士族名士基本上都是黄河以南的户口，司马越的统治核心也在兖、豫、徐三州，江东政权他们能搭上线，便于重新起航。跟我们现在逃难首选有亲戚的地方是一个道理。
黄河以北的普通士族，因为自保能力不足，便纷纷投向了凉州张轨、太原刘琨、幽州王浚这三面尚有大晋味道的旗帜，可惜的是，除了凉州张家，剩余两位北境大佬都没留住人，相当可悲，因为那些人最终选择投奔慕容鲜卑了，变相成为了汉奸。而一些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甚至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因为自身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所以选择留在原地等待解放。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衣冠南渡”。但其实北方士族南渡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后全部变成了资敌的人才、技术、资源库了。直接投奔鲜卑那部分人咱就不说了，那就是直接输出。咱主要说一说那些坚守原地的世家大族。
那些国破家亡的强宗巨族，痛定思痛之后，终于开始自我放弃所谓时髦的玄学重新抓起了两汉起家时的儒学，开始“反古的”朝东汉世家转型。再经过五胡和北朝三百年的沉淀，他们最后在隋唐时期再上时代巅峰，但这是后话。
这些世家大族聚族而居、抱团取暖、传承家学，邬堡自生，但是大家想一想，光靠关起门来修炼内功，他们能在那样的乱世生存下去吗？不能，他们必须要不断跟外围环境妥协，来换取生存空间和喘息时机。
怎么换取？自然是人才输出和资源输出两个方面呗。他们一边不断推出家族优秀人才尝试着融入胡人政权以保存自己的家族，一边给各路路过的胡人大神输送人口、粮食及其他物资以换取片刻安宁。
乱世之下，生存为王，咱们没必要对那些西晋版闯关东讨生活的群体过多苛责。咱说一说西晋末年，整个北方大地的整体生态。
第一、人口锐减。据载永嘉衣冠南渡之后，北方汉人人口数一度锐减到几百万，要知道那可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呀，何其荒凉？何其心酸？战乱之下，人命如草芥，多少苦难的同胞就此成为司马家引发的战乱背后无影无踪的灰烬？
第二、苍茫的北国，邬堡苍凉挺立。大量的幸存人口被逼到或吸纳到了坞堡自卫体中，坞堡替代“县”，成为了各地基层的唯一存在。这已经是说得比较好听点了，说得不好听点，那就是各自占山为王了。
第三、由于司马家族的自我毁灭，玉石俱焚之下，再加上石勒、王弥多年的反复扫荡，整个北方已经几乎不存在能被民众和社会寄予希望和幻想的组织结构了。这也使得这些坞堡间无法自我整合为共同体，而是绝望地孤独矗立着。
也正是因为西晋末年这种极其罕见、极其彻底的生态大破坏，石勒和王弥等依靠那种极其粗糙的流寇打法，居然能奇迹般地做大做强。要知道，自古以来，所有流寇性质的团伙，但凡官方组织没有完全瘫痪，哪怕是一个地方组织能调动组织起当地一个足够大的社会力量走向正循环，他们都难以生存太久。
晚清有一部谴责小说，名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这名字就感觉怪吓人的，但真正跟西晋的历史和现实比起来，那真不够看的。目睹西晋之怪现状之后，还有啥怪力乱神是值得大惊小怪的。
张载的横渠四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像西晋那样的时代和社会，可悲与可恨之处，恰恰是没有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大家一起倾轧、苟活、狂欢、悲观、叛逆、放纵、算计、奸诈……兽性大发之后，大家同归于尽吧。
当下有很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居然还把司马懿等人奉为谋略宗师，你们真的知道那一堆堆白骨的挖坑人，究竟有多么可怕、可恨和可悲吗？
有些朋友，明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有一个靠谱的单位和组织，却偏偏要唯恐天下不乱，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小题大做，竭尽全力要去毁了这一切……试想，如果大家生活在西晋末年，又该如何自处呢？
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敢于或者有条件去口无遮拦地大放厥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好的时代和社会。人民有信仰，广大同胞齐心协力地构建了一个和谐的氛围；民族有希望，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地双向奔赴；国家有力量，我们无需畏惧时刻潜伏的豺狼虎豹，可以勇敢前行。
哀悼吧，西晋那段至黑时光；珍惜吧，当下这个璀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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