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之病：问题与救赎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省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在很多人关注诗歌的边缘化问题，尽管说法各异，但大家的心情似乎是一样的，就是对当下的诗歌状况都怀着某种困惑和焦虑，希望当下的诗歌生态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在讨论当下诗歌病症的时候总是众说纷纭，很不容易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这与当下诗歌的多元化格局和复杂形态有着深层关联。与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当下诗歌的复杂形态给人以极度混乱的感觉，新诗的艺术成就很容易被这种混乱的表象所遮蔽。这种遮蔽的后果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人公然宣称新诗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诗人们强烈的反弹，一些诗人从维护新诗的尊严出发反击甚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值得诗人和新诗研究者反思，这种极端的说法竟然也呼应者甚众。这表明“新诗取消论”在普通的读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普通读者对新诗的隔膜是向来就存在的一个问题，但发展到今天似乎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我想，理性的态度首先还是得从新诗自身寻找原因，诗人自身的反思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新诗诞生至今尚不足一百年的历史，如果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词作为参照系，新诗艺术的不成熟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新诗的艺术成就，进而否定新诗存在的理由，这种由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对称性对比对新诗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在我看来，对我们时代新诗病症的探究需要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展开，同时作为一个环节还原到新诗发展的具体历史链条中，这个坐标是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参照，我们时代的诗歌在这个坐标中会呈现出其真实的处境与走向。这是一个基于公平性的前提，也是讨论产生有效性的一个基础。

    根据我的观察和平时的印象，当下新诗的读者群确实非常狭小，即使在大学中文系里，绝大部分学生几乎从不主动阅读新诗，他们眼中的新诗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里纳入考试范围的一些所谓“经典”作品，他们对当下诗歌状况的了解大都近乎空白，普遍缺乏新诗鉴赏和解读的能力。尽管在大学里也有一些诗社和文学社团，它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诗歌活动，出版校园诗歌刊物，这是大学校园里延续新诗命脉的一个重要平台，社团成员中也不乏一些为新诗摇旗呐喊的学子和校园诗人，他们大都是校园诗歌创作的生力军，怀着做一个诗人的梦想，但就总体而言，由于大学社团活动的功利性质，更注重培养大学生应对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大学里的诗歌活动实际上也处于受抑制的状态。新诗的阅读与传播在人文气息相对浓厚的大学里尚且如此，在社会读者群落中的状况应该更加不容乐观。

    排除我们时代无处不在的商业消费文化对诗歌文化的挤压和侵蚀，普通读者纷纷远离新诗实际上有诸多出于新诗本身的原因。我想，大而言之，普通读者在新诗中往往不容易体验到预期的文化归属感，似乎被抛离到一个陌生的文化语境中，这使他们对新诗产生一种潜在的抵触心理。这种对新诗文化认同感的脆弱可以说是新诗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一困境的破解得从新诗文化建设入手，显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这也说明新诗文化建设的任重道远；小而言之，普通读者远离新诗，似乎也有他们说不出的苦衷，他们觉得新诗“看不懂”或“不亲切”，与他们内心里对新诗的期待存在很大的落差。“看不懂”是一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读者的印象里，“看不懂”是诗人们故意造成的，甚至是装神弄鬼的结果。但在诗人们看来，“看不懂”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不愿意迁就普通读者的审美能力，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诗人们相信未来的读者会理解他们，他们朝着未来的某个目标写作，这使他们无暇顾及普通读者的现实需要。“不亲切”是诗人们的一张老面孔，或者是贴在新诗上面的一张标签，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新诗给普通读者的一个印象。在他们的眼里，这种“不亲切”也是诗人们故作的一种姿态，表现在诗人们的行为上，特立独行被唯我独尊所取代，表现在诗人们的创作上，独创性被独断性所取代。这种“不亲切”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傲慢，像一堵墙把普通读者阻挡在新诗的门外。事实确实是这样，读者对诗人的傲慢没有忍耐的义务，因此他们选择离开。探讨我们时代的诗歌病症，诗人和读者的关系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话题，却又似乎不容避开，诗人的存在毕竟要以读者为前提或以创造读者为前提。读者是一个广场，然后诗人在这个广场上出现，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广场上似乎空无一人，诗人们在他们在自己的会所喧哗，沉溺于自造的辉煌幻影之中，这是诗人的失败，也是读者的悲剧。

     然而，仅仅停留于对诗人的指责而宽恕读者的过错，那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为新诗辩护，文中对读者颇多微词，认为“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素养的普遍缺失是触目惊心的，对新诗的嘲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嘲笑者对新诗的无知，同时由于文化传统的惰性，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阅读很难唤起真正出自内心的激动。”就当下的实际情形而论，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都举步维艰，订数不足以维持刊物的日常运行，有的转而寻求商业性资助，但不得不以降低艺术品位为代价，沦为这个时代商业文化的“跟班”或“补白”。尽管诗歌民刊呈风起云涌之势，但鱼龙混杂，圈子化倾向非常严重，真正有艺术品位的并不多见，而且民刊大多数往往昙花一现，难以坚持。诗集的出版空间被严重挤压，即使成名的诗人要公开出版诗集也非常艰难，绝大多数诗人转而寻求自费出版，但又不能进入正常的传播渠道，不易产生影响。这些都是造成诗歌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但还可以说是一些外部性的制约因素，最终要归结到读者这个核心因素上来。普通读者由于受到当下消费文化语境的裹挟，审美趣味出现平面化，往往有意识地回避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作品，诗歌作为消费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诗歌的替代品以某种优雅的方式出现，这可以美其名曰“生活艺术化”，诗歌的艺术性被理解为某种直接有效的东西，被转化为一件赏心悦目的消闲物品，类似于金钱的购买效果。诗歌本身具有“高端艺术”的性质，但经过这样有选择的剥离，终于只剩下一件华丽的外衣，处于被悬空的位置。因此，在这个诗歌边缘化的时代，诗歌的内部静穆，但诗歌的外部分外喧嚣。读者在这个环节中充当顾客的角色，买卖的结果是诗人并没有出现，市场上物品丰富，却没有诗歌的位置。这是由我们时代的精神背景决定的，外部的一切看起来异常清晰，对应性非常明显，比如说金钱对应物质，诗歌对应边缘，这一切似乎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无法遮蔽时代精神内部的蒙昧，灵魂在扭曲中显得空洞而盲目，连呼救的愿望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悲剧底色看起来是充分喜剧性的。我想，诗人是这个时代的隐遁者，他们在词语的缝隙中潜伏，不是等待而是沉默，沉默不是失语，而是一种诗性的凝眸。那么，这个时代的读者应该羞愧，在时代精心布局的精神结构中，他们享有指责诗人的权利，他们有足够多的理由把一本诗集换成一张化妆品广告，迷失在世俗的秩序里如鱼得水。

    尽管新诗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也扮演过风光一时的角色，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朦胧诗潮流，这是许多诗人至今难以忘怀的一段诗坛盛事，但新诗的总体处境还是寂寞的。在诗歌的热闹阶段要么是政治性因素的强力介入，要么是商业性因素的全方位渗透，这都会造成对诗性本体性因素的消解，由此带来诗性的沦陷。这种沦陷的双重后果一是诗人主体性因素的瓦解，由此带来诗歌艺术原创性的缺失；一是读者对诗歌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把诗歌挤压到文化的边缘地带。我想，商业性因素对诗歌造成的后果恐怕要比政治性因素严重得多，政治性因素对诗歌的介入往往难以持久，在劲风过后总有平静的时期，而且诗人对政治性因素的介入，不管是迎合还是抗拒，往往呈现出复杂的主体性选择，这使诗人在特定时期的政治气压下尚有调节的余地，在有抱负的诗人那里也会给艺术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比如朦胧诗应时而出，成为当代文化解冻的一个信号，也为当代政治变革推波助澜。

    商业性因素的魅影是无限复制性的，会覆盖到艺术活动中的各个环节，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一切都明码标价，一件艺术品不过是一张“有用”的购物券，这促使艺术家在乐此不疲的复制性工作中成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显然，诗人在这个网络中是最不合格的工人，他们的产品无人问津，但他们还得加紧生产，哪怕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赠送品也好，使人们不至于完全忽略自己的存在。诗人的身份变得异常尴尬，他们游走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成为这个时代形迹可疑的人。有时他们羞于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但也没有一张更好的标签来为他们命名；有时他们刻意张扬自己的诗人身份，但看客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他们；当然，更多的还是选择在寂寞中坚守，他们的存在就像冰山下面被海水淹没的庞大部分；也有的选择与商业合谋，他们就像冰山上面最耀眼的部分，也是最先被污染和融化的一部分。这大概是当下诗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缩影。艺术活动中的商业性因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一旦成为艺术活动中的主导性力量，就会从根本上剥夺艺术的尊严和健康。对于诗歌艺术这种戕害在进一步加剧，因此，诗人的警惕应是自觉和必不可少的。

   在一个商业性因素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时代展开诗歌，诗人们应通过自我救赎来拯救诗歌，反思自身的命运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也是必要的事情，因此，他们无法选择逃避。在我们时代的精神图景中，诗人们是从深渊中出走的一群，在他们迎着劲风而倾斜的羽翼上面，升腾着一股神性的力量，他们在越飞越远中越来越接近我们时代的悲痛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