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儒家话语权过度膨胀导致的价值观治国悲剧;
佛道的传播，分别给高知和平民提供了精神出路;
科举和教育体系的建立，补全了官僚体系长期平稳运作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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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价值观治国实验
儒学是中国官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汉武之后儒学的话语权过度膨胀，也导致了王莽这个“穿越者”的出现。其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方面的优势；而儒学话语权之所以能够逐步掌握最高权力，则是由于长期和平之后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中央集权弱化。
但在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水平下，纯以儒学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甚至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大多数富人权贵不会把底层民众的困苦太当回事，很多时候也不会把与己无益的政策太当回事——自己的钱要生钱，救灾和慈善最多覆盖本族本村，其它地方好不好是官府的责任；祖宗遗荫是自己命好，想耕读传家，也得家里有地，手里有书；天高皇帝远，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管不了，管不好，具体做不做，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我说了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中央官员再高尚，也无法及时监督成千上万的官吏，更不可能完全控制数以百万计的乡绅宗老，何况还有地处边疆，拥兵自重的军阀，以及藏于山林大泽的游民、以及盗匪。
所以，即使王莽以新代汉，做了皇帝，也始终未能有效改良官僚体系，更无法有效把控军权，其“道德革命”的失败，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不断累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中央集权弱化，可以算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这个难题也不可能只靠高大上的价值观来解决（不管是勤政爱民，还是清正廉明；不管是自由民主，还是平等发展）。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能力超群权谋出众，也只能短期内缓和矛盾，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和平稳定以民为主的管治之外，一要提升官僚体系的管理效率；二要所有官员都能保持基本的道德和能力水平；三要牢牢把握军队这个暴力机器。此后历朝历代的起落兴衰，大体都是在这些问题上打转。价值观治国的不靠谱，自然也就成了历朝历代高级官员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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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的社会价值
两汉分别只有两百多年，三国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总时长却高达 369 年，而且大多数年份，都是小国林立，纷争不断，是秦汉统一后最漫长的分裂时期。
分裂的理由当然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因为华夏文明不够完善，不够普及，还没进化出足够的包容能力；也因为中国官僚体系不够均衡稳健，“洗脑”不够，“人才”不足，还不能长期有效地产出和执行和平发展的政策。
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全球文明有了第一次的大规模交流。可能是因为丝绸之路的不断延伸，到了后汉，中国知道了波斯、印度、以及罗马（那时还没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也还在草创阶段）。魏晋时期，外来信仰的佛教，和本土逐渐成形的道教一起，成了儒家这一官方价值观的有益补充。佛教主要负责稳定穷困的底层民众，道教主要负责稳定不得志的“高知”。为他们提供生存价值，为他们提升忍耐极限，也为他们指点了富贵之外的精神出路。
于是，在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内部革命力量，几乎都被弱化。此后能够颠覆皇朝的，便只剩下了军事暴力，尤其是边疆或者外族的军事暴力。
但能颠覆一个朝代，却无法颠覆中国官僚体系。在分裂状态仅能持续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之后，不管是唐末的黄巢，还是宋朝的水浒，不管是明末的李自成，还是清末的太平天国，历朝历代的“革命”，都会很快被“翻新”了的官僚体系扑灭。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推翻皇帝、改朝换代而已。
即使是外族侵占的元清两朝，对广阔华夏的统治，也都必须靠中国官僚体系才能维持统一。和寿命短暂的元朝相比，清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对华夏文明更为仰慕，更愿意学习；对中国官僚体系也更加信赖，用得更老练。所以，元朝的汉臣都是汉奸，清朝的汉臣，在满人眼里是奴才，在汉人眼里，则可以是民族英雄。（另一个佐证是，满族人已经基本与中国人同化，蒙古人则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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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作用
在法儒结合的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之下，秦以来的体系架构，汉以来的层级制度，共同组成了接近完备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隋时出现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度，与其相应的教育制度，则在保障各级官吏来源充足的同时，又基本统一了官吏们的价值观、行为宗旨和赏罚原则，对官僚体系的沟通、决策和执行效率都有很大的保障和提升作用。
尤其是武则天主政期间，为了打击门阀贵族，有意扶持庶族，不仅大搜四方之士，还一步步建立起了以乡贡为主的科举制度，而且基本没有身份限制，部分打破了父业子承的血缘垄断。这就使得中国官僚体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阶层固化造成的弊端。当然，真正的效果，还是仰赖于当权者（包括各级学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和执行能力。
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最初就是学自中国的科举。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数百年来都未能建立足以抗衡资本和宗教的公务员体系，成不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极。（至于是好是坏，那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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