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很长，但决定性的转折点只有几个。
举影响我人生的三个例子吧，一件事，一本书，一场争论。
一
上学读书的时候，我一直是很顺很快乐的，成绩好人缘好，后来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不幸的事件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我对人的认识，让我终身难以忘怀。
简单说吧，我最要好的朋友，出卖了我，打我的小报告，差点把我毁了。那时候的我真是非常理想、纯洁，对人无条件地信赖，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更想不到这样的事出于好朋友之手，这个幻灭真是太大，太突然。
但，最大的幻灭还不是来自这个突如其来的背叛本身。事情发生以后，迅速传出去，因为我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周围的其他同学全部站在我一边，纷纷谴责告密者，安慰我，更有人信誓旦旦地当着我的面说：要与告密者绝交。
这些话语是我当时的最大安慰：即使我遭受如此不公，我还是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告密者害人也必将害己，身败名裂，为自己丑恶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然而，我错了。才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同学们已经把这件事忘得精光，而且对他们与告密者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与以前一样一起玩得很开心。
发现这一点，才是对我最锥心刺骨的打击。原来，我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痛苦，我的伤害不是别人的伤害，我的冤屈不是别人的冤屈。我耿耿于怀的，在别人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么，正义何在，天理何在？
这个怨念到了后来读《红楼梦》的时候才得到化解。第30回写宝玉看到一个女孩在地上痴痴地画“蔷”字，连下雨都不知。到36回宝玉才知道女孩是龄官，请她唱曲子不肯唱，又目睹他和贾蔷的光景，悟到“蔷”的意思。更悟到不是所有女孩的眼泪都为他流，各人只能得各人的眼泪。这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罕见的自我意识的生长，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一个乔伊斯式的“顿悟”场景。我也因此想开了，我不是世界的中心，我只是自己的中心，没有理由要别人围着你转，为你而喜，为你而悲，为你而愤怒。正义也是这样：正义是存在的，但并非存在于别人的眼里，而是存在于自己的心里。
经历过微博之后，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感受。比如上微博之前，感觉自己在别人面前具有一个良好的形象，上了微博之后，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厌恶自己。这也是看到了更完整的图画。没有人是世界的中心。
二
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的《裸猿》，三观全毁，非常震动。他从动物的角度来考察人类行为，放眼望去，人类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动物园：或许你脚蹬贝路帝，身着路易威登，手持iPhone手机，可是在肩膀上扛着的那颗头，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
《裸猿》是莫里斯花了四个星期就写出来的，难免粗糙。类似的观点，近几年又热门起来，而且更加丰富细腻，颇有建设性的成果。进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基因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表明：现代人大脑的功能其实是用来解决在史前时代所遇到的问题。人类基因进化缓慢，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而很多受基因制约的行为，如暴力、恐惧、冲动、冒险等，在原始社会可以吃得开，在现代社会却往往会带来负面的作用。
这样说来，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人类行为就好解释了，这是来自史前就已定型的基因。比如今天有很多毫无必要的暴力，但在那个年代，干掉竞争对手，是取得配偶和生存资源的更加简单、高效，因而也就是最为理性的行为。想想我们剽悍、凶蛮而又可怜的祖先，长期与狼共舞，环境恶劣，食物稀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巨大的风险之中，身上不培养一点“冒险神经”，那是无论如何都混不下去的。
1万多年前，人类结束了原始的游牧生活，开始定居下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是这个变化来得太快，我们的基因还来不及作相应的调整。基因学家认为，就人而言，良性基因突变大约需要2万－20万年才会出现并且扩散。
当我们还是猴子的时候，拳头最大胳臂最粗的猴王可以得到最多最美丽的女猴子，因为这可以保证小猴子可以得到最多的食物、保护和存活的机会。根据Dawkins的理论，爱贪官、爱大款是基因决定的，和猴子一样，都是为了确保基因（后代）的最大化，这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基因有盲目的地方，因为人类社会与猴族已有不同。比如大款贪官可能根本就不让性伴侣生孩子。或者生了也根本不认不养育。也就是说，大款贪官未必能像猴王那样提供最好的基因，也未必能对后代提供最好的保护和养育。
那我们就注定了要长期与兽同行吗？不是的，拯救之道就在于大脑的学习功能。人的神经网络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人脑能够通过调动未经使用的神经元“更新”神经连结，以创建新的神经通路。换句话说，先天落后的大脑功能，可以靠后天的学习来弥补和改进，而这是人之为人最独特的能力，也是人不断超越原始落后的基因、不断超越自我的最大希望所在。
莫里斯的观点曾引起强烈憎恶，其实正视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正是为了促人警觉，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超越它，而不是被它所支配。
三
几年前，我上了微博。迄今为止，微博对我最大的改变和影响，是韩方一战。我因为支持韩寒，收获了有生以来最多的误解、辱骂、污蔑。我也充分领教了在“证据”“客观”“理性”“逻辑”这些牛逼闪闪的招牌下面，一坨坨的歪曲、狡辩、主观、偏执、断章取义。
如果有一万个人下决心要从一个人的言谈私信文字中寻找错漏、矛盾、不合语法规范、或思想问题，那一定可以找到，对任何人都如此。在前网络时代，这有很大困难，除非动用国家机器，搞专案组，这就是文革。在网络时代，集体找碴轻而易举，只要发动粉丝同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我是学文学的，知道文学里什么都可能，文学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包括各种修辞、夸张、虚构、反语，不能一一对应，也不能用“科学”的方式来索隐，乃至“测谎”。我也知道作家身上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包括不愿谈、不记得自己作品）。我还知道人的记忆的不可靠，用一个人说话前后的不一致来“证伪”是最无耻的事情。更不用说韩寒率性随心的风格，在被体制格式化的人看来，都是“漏洞”。
稍微懂一点文学的人都知道，迄今对韩寒“代笔”的所有分析，荒谬绝伦，只能骗骗外行，没有一样能够成立。我喜欢的是韩寒的博客，对他的小说评价不高，但我绝不相信“代笔”指控。这种信任，来自我多年来对韩寒文字风格的熟悉，来自我对青年文化的观察。
还有，我很巧正好认识一些直接的关键证人，这些证人见证了韩寒从最早的《三重门》，到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全过程，一直到韩寒的身高。这些来自不同渠道亲身接触韩寒的人，完全否定了外界那些闭门造车、随心所欲而“逻辑推论”。
最早我们说真理越辩越清楚，现在看来，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在更多的时候，真理越辩越糊涂。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真理。到最后，所谓真理，其实还是自己的荣誉。这一点，尼采早就论证得非常深刻。
这也让我深悟小平“不争论”的理论的深刻含义。很多论争都变成了自我确认，以我证我，自我循环，屁股决定脑袋。这样下来，收获的不是真理，而是更大的裂痕和仇恨。在大多数情况下，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在中国尤其如此。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或装糊涂的你说一万遍也没用。
本来，对话与辩论是建设理性的重要环节，也是让人走出非理性，走出动物性的重要通道。但是，反讽的是，我们恰恰又在争辩中重新走回了非理性，这在网络的论争的暴力性话语中表现得非常强烈。韩寒事件，让我真正知道人多么容易被煽动、误导、忽悠、激怒，让我知道理性的建设是多么艰难，人与人的沟通是多么不易，人的理智又是多么容易失去。这用上面所说的进化心理学的理论也能解释。归根到人还是群聚的动物，一旦选择了一个阵营，就很容易坚决关闭与另一阵营对话的一切可能。超越立场是最难也是最宝贵的。
我们依然非常需要理性，但我们也比从前更加知道理性的困难。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对真相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对自我立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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