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中华民族正式开辟了新纪元。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在世界之林开始谱写无比华丽的全新篇章。
彼时国民党已呈全线溃败之势，人民取得最终胜利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大局已定的境况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一致决定，将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提上日程。
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所包含着的工作何其繁复，从旗帜到政策无一不需慎之又慎地进行商讨——而为首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全新的国名。
时刻牢记建设“人民民主国家”方针的党中央决定集思广益，邀请各党派民主人士一起研讨，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议。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将新中国简称为中华民国的想法，此言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引发了参会众人热议，毛主席也同样选择“放权”给大家一起来讨论。
在拟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邀请名单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提出“要照顾到各党派人士”的想法，对执行会议筹备的工作人员而言，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政治任务。
最终确定的邀请名单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
他就是黄埔毕业，国民党“养成系”的高级将领张治中将军。
1937年凇沪会战中，在上海浴血奋战抵抗日军侵略的第五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和威风——而当时担任第五军军长的正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共和谈时期，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代表。
但在国民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后，对国民党心灰意冷的张治中，再也没有回到旧部。
彼时张治中将军正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于新疆地区开展和平解放的政治工作。
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和共产党人刀兵相见的国军上将，张治中的政治立场不言而喻。
能够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本次会议，对张治中将军来说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这是新政府对他“包容”和“接纳”的直接体现，而他的表现也同样没有辜负中央的一番苦心。
相对“资深”的国民党经历并未影响张治中将军的心态，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和局促，相反他在会上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议，最终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思绪拉回1949年6月15日，准备多时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共计134人，一起见证了这场意义重大的会议举行。
会议开始之前，毛主席提出中央准备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新国名的建议，很快与会代表就围绕着相关问题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
虽然早在1948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就曾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被多次使用，但至今仍未明确落实。
这一提议有人举双手赞成，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支持者对毛主席提出的“这是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的解释表示认可，反对者则认为过于冗长，不便记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不同的声音，他们的立场则是希望可以坚持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
整个会场顿时划分为几个阵营，各自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在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中，关于沿用“中华民国”的呼声是最高的。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有着良好的国际影响，而且自孙中山先生创立以来，已经有38年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被世人接受。
多方观点交织和碰撞的声音，盘旋在会场上空久久不曾散去，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
静静聆听的毛主席不发一言，若有所思观望着热烈讨论的场面。
最终与会代表的提议被总结概括为四个选项，分别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民主国”。
确立了讨论范围之后，大家便围绕着四个既定国名开始各自阐述。
听上去似乎每个阵营都能站得住脚，但毕竟最终的国名有且只有一个，因此讨论的热情也愈发高涨了起来。
就在众人难以达成一致之时，文学家张奚若起身发言，张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拥趸，他精准提出了既然“共和”已经包括“民主”，又何必重复累赘的观点。
听闻此言，毛主席暗暗点头，显然张奚若先生的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但在气氛如此热烈的会议上，自然还是需要更多地让大家积极献言，因此毛主席并未过多发表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张治中将军的机要秘书回忆此事时袒露，最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人其实是张治中将军，只是他选择礼让德高望重的张奚若先生进行发言。
在9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全票通过，正式成为了新中国国名——而且在日后多次正式使用中，这一国名时刻都在彰显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通过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张治中将军不争不抢的一贯作风。
正如毛主席所言：张治中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好事之后还不留名。
新国名的顺利确定离不开与会人员的积极献言，而如此融洽的氛围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对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尊重。
由此可见，毛主席当年选择“放权”让大家讨论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而在“和平将军”张治中以外，当年还有另外一名关键人物的存在不得不提，此人正是曾任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司徒老先生自幼学习洪拳，学成后独自赴美闯荡，凭借一己之力在异国他乡打拼下一席之地。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飞黄腾达之前也曾是司徒老先生手下的“小弟”。
作为习武之人，司徒老先生的性格同样也是直来直去。
对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他深恶痛绝，因此在关于新国名的讨论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要和旧时代划清界限。
1949年9月26日，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午宴。
参加午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此番他们再次聚到一起，同样是为了严肃的新国名的问题。
作为宴会的主持，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就教长者”，即关于在“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是否要保留使用“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注释。
周总理话音刚落，最先提出保留注释的黄炎培便率先开口，他以中国人民念旧为由，认为对中华民国的国名已经有了情感，突然更改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因此主张保留此项注释。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随之附和，她指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和缅怀，应该保留这一注释。
心直口快的司徒美堂闻听此言，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随即要求发言，而老先生接下来言辞恳切的一番肺腑心声，直接为这场商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他直言自己礼敬孙中山，但对“中华民国”四字厌恶至极，在他看来那根本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官国”，早已与人民群众脱节再无分毫关系。
司徒老先生接着说道，近二十载好好一个国家，让蒋介石这些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既然与辛亥革命不同，为何还要沿用“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
一席有理有据的精彩发言瞬间博得满堂彩，法学家沈钧站在法律层面的建议也随之引发深思，他指出简写注释的存在，会直接导致与他国签订条约时产生极大的法律漏洞。
随着支持取消注释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这场特殊的午宴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也即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式亮相。
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而我党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及辛亥革命前辈的包容和尊重更是令人感慨。
正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有着足够宽广的胸怀和气量，才铸就了如今这副盛况。
正所谓“百家争鸣，春回大地”，在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后这样的场景显得尤为珍贵，毛主席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让大家讨论，实际勾勒出了一幅尽显大国风范的画卷。
随着关于国名的讨论尘埃落定，与过往挥手作别，同未来撞个满怀的美好明天，也越发临近起来——人民所期待着的新中国终于要从梦想照进现实。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让亿万国人每每提及都会无比激动的日子。
正是在这一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适时响起，毛主席亲手按动一旁的电钮，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随之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紧接着54门排列整齐的礼炮齐鸣28响，每一声都如强心针一般注射在国人的心中——而对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言，一声声的礼炮轰鸣让他们两股战战，肝胆俱裂。
待到升旗仪式结束，毛主席高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随后便是一场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直到夜里九时许，激动的人民群众仍久久不愿散去。
开国大典对一个从血与火的淬炼中，走出来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全新篇章将在此刻正式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且极具影响力的全民活动，它不仅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也在极大程度上鼓舞了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没有什么能比亲眼见证自己的国家熬过苦难，重新挺起脊梁更令人觉得热血沸腾的事情了。百年屈辱的辛酸回忆自此已成过往，它将被永远封存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
历史新纪元得以顺利开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刻将人民放在首位的“公仆意识”，这枚军功章理应佩戴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前辈的胸前。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更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始终不忘初心，意志坚定地率领军民顽强地抗争、抗争、抗争，终于百万雄兵雄赳赳的梦境成为了现实。
我深知仅凭自己稚嫩的笔触无法将那份激动彻底还原，但这并不影响我以新时代青年的身份对革命前辈和英明的领导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想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在潜移默化之中推动和影响着新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为后辈的我们自然也有义务和责任肩负起传承先辈意志的时代担当。
从新中国的国名到国家政策，再从国旗、国歌到国徽，党中央几乎将当时的每一项国之大事都放权给了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士，这样的肯定和在乎又怎能不让人感动。
无论时隔多久提到这些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流淌着炎黄血脉的华夏儿女都会产生极高的共鸣。这不是刻意地宣导和空洞的赞美，而是深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爱国之情。
正如开篇提及的那样，毛主席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地“让大家去讨论”，实则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作用和效果。
这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这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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