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纺轮转出人类文明

陶纺轮转出人类的文明

中国是养蚕织帛最早的国家，据史学家考证，在4700年前，不仅能养蚕，还能缫丝并能织出最原始的帛。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陶纺轮就是纺线用具，灰陶或红陶制作，略成圆饼形或凸圆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陶纺轮使用时，在圆心孔上插入一支细竹棒，组合成纺锤。妇女将几条细麻丝扭成一股后，缠绕于纺锤棒上，一手提拉纺锤，一手抽放麻丝，经过纺锤的拉转，才能将麻丝拉紧，纺成织布用的线。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底部还留有编制物痕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禾本植物的叶和茎编结的，以叶为经，以植物茎为纬。另一种是用绳子编结成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里发现了荨麻科花粉，可能是苎麻属的一种；同层出土物中亦有陶纺轮，这说明古人已经开始种麻纺线织布，纺织的历史似可追溯到5000多年之前。

　　另外，新密境内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还佐证了伏羲在新密境内“化蚕为丝”的传说。据专家对这些山川、丘陵的树种标本检测，从古代开始，这里就存在桑、槲、栎、栗等树木，其叶都可以养蚕，而且，新密境内流传下来的以桑、栗树种命名的地名多达3７处，如桑地滩、栗树岗等。特别是伏羲山、具茨山，桑栗树林密布。

　　伏羲在浮戏山一带化育蚕桑，不仅流传着大量伏羲女娲向玉仙圣母求教植桑养蚕的动人传说，而且还修建有众多的玉仙圣母庙，如米村镇米村村的玉仙圣母祠、牛店镇牛店村的玉仙观、北召村的玉仙行宫等。

　　《皇图要览》说：“伏羲化蚕为丝。”《纲鉴易知录》说：“伏羲化蚕桑为惠帛。”传说伏羲派两名大臣田野子、郁华子到浮戏山养蚕制丝、织绸，黄帝时期，也派他的妻子嫘祖到伏羲山学习养蚕制丝。《通鉴外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陶纺轮是目前沿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纺织工具。我们必须运用一下想象力：在陶纺轮中心小圆孔中插一根两头尖的直杆，便有了一只纺锤，将野生麻、葛剥出的一层层纤维连续不断地添续到正在转动的纺轮上，一根根纱条便产生了，这种纱条合并捻制成的线可以制衣、结网、系罐乃至建房。一只只陶纺轮就这么在我们想象中转动起来，旋转的陶纺轮又引起了我们更多的想象—— 这种原始的手工艺竟沿用了数千年，陶质的、石质的、玉质的、骨质的、瓷质的、金属的，乃至传到我们老祖母手中，其中最简单的是用几枚铜钱叠起来，钱孔中插一根筷子，纺锤就行成了。

经过多年的考证，发现古代常州金坛三星村人的“蚕崇拜”，并揭开了古代常州人的养蚕之谜，金坛三星村是我国养蚕缫丝的起源地之一，是中国丝绸文明的故乡。它的惊世发现将我国丝绸文化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即从现在的5000年左右上溯到6500至6000年左右。在三星村同时期的遗存中，找到有关蚕的考古证据。其一是蚕成虫期的形象物，在一陶纺轮上刻有一蚕蛾，头部羽状耸立，圆弧形的双翅舒展劲舞，翅上前、后室各有一对圆形斑纹，翅缘满饰横条纹，整体形象粗犷朴素；其二，在另一陶尊上，圈足部位镂刻有一蚕蛾的剪纸图形，寥寥四笔，符号般地准确勾勒出蚕蛾的触角、双翅及燕尾；其三，出土的骨簪，其纹饰高度图案化，其原形应取自华丽的蝶或蛾，骨簪端部象征蚕蛾的头部，头下沿中心直线刻槽两侧为翅膀，翅上刻有蚕蛾中最常见的眼状斑纹和小圆点斑纹，左右对称排列；其四，骨针、针筒可作佐证。三星村同时出土有骨针97件，针筒21件，骨针针眼很细，当不是穿麻之用。很显然，这些骨针的作用就是为了穿丝。在那样遥远的时代，三星村的先民就具备了如此先进的制丝技术，足以使今天的人们惊叹不已。

纺轮的出现表明我们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纺织物取代兽皮树皮用来保暖遮羞，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文明曙光出现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