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复合性质与长期维系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周超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4期发表《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全文约2.5万字）。

周超认为，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同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美日同盟具有典型的政经互动的复合性质，促成该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这一同盟的演化在近年来具有显著负面效应，其前景愈发面临不确定性。

（一）美日同盟的复合性质

关于美日同盟的复合性质，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再思考。一是从理论层面而言，学界对联盟定义的讨论大致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后冷战三大时期，但定义都涵盖了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外部行为体的军事承诺，且具备五个特征，一是针对外部威胁，二是签订正式军事盟约，三是以安全合作为目的，四是以国家为主体，五是具有相对稳定性。而随着时空的演进，联盟的外延并不排斥经济等“低级政治”，既有理论研究对联盟的多维内涵与内部的政治经济合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例如自主—安全交易等研究揭示了联盟在传统安全领域之外拓展合作空间的可能，联盟转型理论也揭示了联盟存续的关键在于传统安全合作及非传统安全事务拓展，安全并非联盟唯一的公共产品。

二是从现实而言，复合同盟无疑是存在的。首先，从美国在二战后缔造的联盟体系及其演进过程来看，安全、经济与文化合作始终是内嵌的，且表现为多领域复合相互依存。例如在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形成与苏联阵营对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盟体系，即除安全动因之外，两大联盟体系的起源具有强烈的经济动机。观察美国官方和主要研究机构关于其联盟体系的定位可以发现，美国联盟战略的核心使命在于履行安全承诺、共享经济繁荣和捍卫共同价值观，并反复强调这三者密不可分。其次，就安全合作本身而言，防卫经济、军工贸易等经济变量的重要性无法被忽视。再次，由于安全同盟的进攻性与排他性的自然延伸，复合同盟的经济、文化合作也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最为显著的是美国联盟体系的高科技合作以及意识形态合作，虽然所涉及的领域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具备显著的战略性，对内寻求绝对收益，对外寻求相对收益，这种合作在大国战略竞争时期更为显著。最后，联盟的安全、经济、文化合作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安全合作为盟友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联盟内部的国防科技合作具有显著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经济合作带来的实力增强有助于联盟实力转化为权力，进而促进其安全能力提升。文化合作对促进联盟整体合作也具有放大效应，冷战期间美苏联盟体系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当前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对盟友体系的价值观动员等即可佐证。因此，联盟概念并不局限在军事联盟的范围，多领域战略联合关系是联盟研究与政策应对的新空间。

综上，在充分吸收联盟传统定义的基础上，理解美日同盟的复合性质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一是在合作优先性上，安全（政治）为首要合作，在同盟维系中具有最终决定性，但联盟不局限于安全合作。基于联盟在安全层面的战略协作，经济或文化合作遵循相同逻辑同时驱动，且具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协议。对联盟内部而言，经济合作旨在相互促进各自的绝对收益，协调相对收益；对外则呈现鲜明的武器化倾向，具有强大的排他性与进攻性，对安全收益也具有重大的基础性作用，二者相互调节。二是在合作程度上，经济与安全合作存在良性联动关系，具备足够重要的影响力。美日同盟作为高阶复合同盟在经济、安全与文化领域高度融合，实现全要素的一体化。三是在非对称的美日复合同盟中，存在经济、安全单一领域或经济—安全跨领域的单向“代偿”，而双向代偿的程度有所不同，代偿驱动了美日复合同盟的多领域合作。

概言之，美日复合同盟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广义联盟，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与文化合作同样具有战略性，对内相互促进绝对收益、对外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寻求外部代偿），且内部存在单向或双向代偿，双边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由此可深度理解美日同盟的复合性质并探讨其长期维系的原因所在。

（二）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原因

关于美日同盟长期维系的原因也有多种解释，例如，就传统联盟的内部原因而言，成功的联盟管理促进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共同收益；就宽泛的联盟外部原因而言，联盟理论中的“权力制衡说”与“威胁制衡说”可以为美日同盟的维系提供部分解释；还有研究认为美日同盟的稳定在于构建共同的文化与身份认同，使联盟更为可靠。

从理论发展角度而言，在理解美日同盟复合性质的基础上，引入“代偿机制”（compensatory mechanism）对解释美日同盟长期维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概念借鉴于生物学，其传统的定义是生物体在肌体出现损伤的状态下，以局部肌体妥协和消耗为代价满足基本的生存；当代偿超过平衡极限，会出现各类病症；代偿是生物体不得已而为之的机制，其核心目标是维系生命系统。将这一概念迁移到美国联盟体系中可以发现，由于存在体系压力、国内反对势力等因素损伤美国与盟友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日本等盟国与美国之间呈现出安全、经济与文化的追随者与主导者的代偿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复合同盟体系的形成。从二战后美日关系整体而言，这种复合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代偿。相关解密文件与研究表明，美日复合同盟的形成是基于安全—经济等战略需求的顶层设计，安全、经济乃至文化合作的意图几乎是同时的，在同盟维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代偿机制是确保顶层设计发挥作用的主要驱动力，决定性地界定了联盟关系的框架。换言之，为了形成同盟关系，必须付出代偿这一沉没成本，以赋予同盟存续的基础。此外，代偿本质上是权力的让渡，以驱动可持续性有限的非对称合作。这意味着日本作为弱势盟友往往不能追求自主与安全的“平等交易”，而主要是单方面牺牲自身利益以维持同盟存续，直至越过维系盟友关系的成本—收益平衡点。总之，美日同盟是政治经济互动的不对称同盟，是典型的代偿机制促成的复合同盟，代偿机制能够基于时空背景动态地解释美日复合同盟的形成、长期维系以及未来演化。

同时，作为一个概念类比，代偿在生物体系与联盟体系中的概念不完全相同。前者是纯粹的生物构成，代偿主要是肌体被动的反应，肌体没有选择权，且代偿对于生物体而言不是时刻都存在，是一种纯粹的内部代偿，生物体的存在先于代偿；后者则是一种生物基础与物质基础上的社会建构，这一社会建构（代偿机制）的存在先于某种具体事物（联盟关系）的存在，且持续作用于这一具体事物。即代偿主要是国家行为体基于物质条件的能动选择，启动不同程度的内外代偿、形成不对称联盟关系，代偿机制在不同阶段持续性影响这一联盟关系。但是，生物体系与联盟体系又都是一个完整系统，系统在平常时期不需要系统内部进行代偿或者说少量代偿不易观察，而在非常规时期，为了延续系统的生存需要系统进行大量代偿，但代偿存在限度，这一基本内涵是相似的。

进一步理解复合同盟中的代偿机制，发现：一是由于联盟的排他性与进攻性，联盟获得非盟友的外部代偿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不可持续性“合作”。外部代偿往往违背非盟友的意愿，牺牲非盟友的利益，实质上是美国联盟体系利用权力优势对非盟友单方面获得不对称收益。而且，由于美日复合同盟及美国联盟体系对非盟友的不对称收益是同盟得以维系重要的外部原因，在其同盟内部代偿失衡的挑战下，美日将加剧寻求外部代偿以维系联盟的体系优势。二是两相比较，生物代偿是被动的，是纯粹的消耗行为，而联盟关系中的代偿是能动的，是基于一种能够创造收益且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如果预期中的成本与收益差异过大且持续时间较长，代偿关系将严重受损以至破裂。代偿意味着联盟关系中的经济—安全互动作为公共产品存在不纯粹性，具有私有性。

总之，复合同盟与代偿机制是高度联系的概念，没有代偿机制就没有复合同盟的形成与维系。基于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维系的分析框架，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可以解释美日同盟长期维系的原因，这一复合同盟经历了三大阶段的演化。一是体系压力强大期（1951—1991年），表现为代偿平衡、国内政治稳定与复合同盟起源并发展，同盟维系整体得到强化。二是内外压力交错的漂流期（1992—2010年），表现为代偿初步失衡、国内政治不稳定与复合同盟再调整，同盟维系短暂弱化后得以维持并强化。三是体系压力回归期（2011年至今），表现为代偿失衡、国内政治不稳定但推动复合同盟重回大国战略竞争，同盟维系整体得以强化但趋向失衡。在中长期内，美日复合同盟可能步入第四大阶段：代偿严重失衡、国内政治不稳定，复合同盟出现显著弱化。而在本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各国战略对冲逐渐失效的背景下，基于美日复合同盟代偿机制严重失衡可能导致联盟出现不可逆弱化的可能性，日本作为弱势盟友将面临颇具挑战的战略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