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中国古代史
本册主编：赵剑峰、苏峰、何成刚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二单元
春秋战国的政治社会变动与“华夏”观念的形成
梁 松 安徽省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付 欣 安徽省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学术引领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
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铁犁开始使用，耕作技术进一步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洪煜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随着私有观念的深入人心和铁农具的出现，农业生产由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向个体生产方式转变。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促使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井田制遭到破坏，出现了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私有观念的发展，刺激了人们对于财产的私人占有欲，尤其是对于土地、生产工具的占有。两者的有机结合，使西周时期的集体耕作生产的劳动形式迅速崩溃，小农经济随之产生。另外，西周时期集体耕作方式的迅速瓦解也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统治者单纯依靠井田制度和劳役地租的有限收入已不能应付他们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他们开始改变剥削方式，把大块土地分割成小块，实行按亩征税。这些迹象表明，小农经济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普遍地存在了。
于凯在《战国史》（60—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一书中指出，战国时期随着授田制的实行，个体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精耕农业生产方式确立并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授田制是以土地国有为前提，通过国家权力进行调配，按照一定标准将土地直接分给个体农户耕种，使农业生产者与耕地紧密结合起来，并由国家直接向农户征收赋役的一种土地分配形式，它包括制土分民、计户授田、计亩征税等几个方面。除授田制外，各国还推行名田制，对有军功的平民阶层实施赐予田宅的奖励政策。战国授田采取以户属地、以地征赋的原则，以严密的户籍管理为基础。伴随授田制的推行，战国户籍管理也日渐强化与完善，最终导致了“编户齐民”的出现。“编户齐民”政策的推行使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结合程度，既稳定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也便利了国家对农民的有效控制。
于凯进一步指出，授田制的推行催生出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授田制将个体农户紧紧限定于“百亩”耕地之上，由此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战国小农家庭的主流形态——“五口百亩之家”。这种个体小农家庭，以“百亩之田”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精细化农业为基本生产形态，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兼营副业，由此确立了“男耕女织”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授田制及其配套政策的推行，造就了广泛的个体小农群体，为古代集权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石，国家也获得了对农业劳动力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控制；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又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决定了战国时期小农和国家之间具有共生互动关系。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冷鹏飞在《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产生了重大变革。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由手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其商品生产形态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战国时期，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官营手工业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官府贵族自身的需要，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手工业参与或从事商品生产的现象进一步显露并有所扩大。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繁荣。这时的商业贸易形态主要分为转运、屯积、加工以及混合型四种。至春秋战国时期，转运贸易已有相当突出的发展，有些商品甚至被转运到域外。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已称我国为“塞勒斯”（丝），可见我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在战国时期就已开辟。贸易形态的发达促进了交易市场的繁荣，这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草市、墟市、邑市、城市等等。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结构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特殊商品——货币方面，原来通行的海贝等自然货币形态被逐步淘汰，代之以铸币和贵金属。这一变化还反映在商人的构成及其经营方式等方面。商人的主体，已经不是官府、贵族或官僚商人，而是平民商人，此时的平民商人已经是完全以经商为职业之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与其他社会职业还处在频繁的流动之中，这与殷商西周时期商人子弟永远经商的封闭状态决然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发展，除了生产力和农业发展因素以外，交通的改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吴继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析》（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发达的交通为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春秋时期因战争和争霸的需要，地区间的交通有了很大发展。除了以东周都城洛邑为中心的交通道路外，还出现了若干地区性的交通中心。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兼并战争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网络，都城所在地则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春秋战国时期不仅陆路交通得到了发展，水运交通也日益发达起来。人们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春秋战国时期的交通已是四通八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陆交通网。这一时期海上交通也开始有所发展，一些沿海诸侯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海道。商人们在这些交通要道上往来不绝，打破了春秋战国以前那种各地区间闭塞不通的局面，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得到加强，商品经济得以发达繁荣。伴随着道路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一些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经济都会。
另外，各国政府的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吴继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手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吴继轩进一步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为了维护列国之间的正常商业贸易，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上，也都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诸侯国还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减轻了关税负担，保障了交通畅通，有利于吸引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战国时期，“市”的建立更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出现了一批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豪富巨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还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管理机构。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苏辉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动荡格局与权力更迭》（载《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动。春秋后期，原先因为对外战乱而被掩盖的内部权力纷争相继爆发，引发一轮新的动荡，影响较大的是鲁国三桓四分公室，晋国六卿倾轧和齐国田氏的逐渐专政。所有这些政局的动荡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可见不是特例，而是在大多数国家接连发生并且具有普遍性质的事件。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革新最核心的差异在于是否以君主集权为旨归。郡县制、选官制、俸禄制的施行为君主掌控国内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原有的世族世官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战国时期大臣专权并威胁到君位的少之又少。春秋时期权力渐次下移，从大夫执国命到陪臣执国命，乱象丛生。战国时期，各国无一例外都通过变法来削弱世卿大族的权势，选用出身低层的可控人才，培养忠于国君的官僚群体。所有的变法都是在国君的主导下完成，隐含在一系列措施后面的宗旨就是君主集权。
韩连琪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的变化》（载《文史哲》198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春秋初年，由于王室衰弱，诸侯实力上升，后又出现了大夫专政的局面。春秋时各国的大夫有两种，一是与诸侯同姓的世卿，称为公族；二是与诸侯异姓的世卿，称为卿族。由于他们世世代代拥用土地和权力，所以称为世族，在春秋时期各国的权力差不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就形成了所谓世族世官制度。到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各诸侯间长期的互相兼并，强大的大夫在战争中都掠得了大量的财富，分得了大量的土地，力量越发充实。由于各诸侯间战争的减少，大夫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在春秋后期，如田齐、三晋在建国之前已陆续兼并了公室和大夫的私邑，削弱和破坏了原来的世族世官制度，并先后建立了郡县制度。进入到战国以后，各诸侯当然不愿再蹈大夫专政的覆辙，在内政上先后进行了改革，进一步打击和破坏了宗法贵族的权力。从春秋中叶以后到战国时代，各国一方面陆续削弱和废除了世族世禄制度，另一方面逐渐提拔新兴的士大夫来掌管军政。到战国时代，随着世族世官制的进一步破坏，公室与私门养士之风更盛，除个别国家外，上至各国的将相，下至郡、县的守、令，已都不属于世族，而是属于士的阶层了。
沈长云、杨善群在《战国史与战国文明》（85—96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一书中指出，战国时期社会组织的性质普遍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人群结构进化为按地区划分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宗族组织的解体上。自春秋末期以来，各个宗族组织纷纷解体，表现在上层社会是旧氏族在国内激烈的兼并斗争中不断消失，同时，不断发展的世家大族适应新的形势，不再在家庭内部采取旧的分封制；表现在民间主要是众多家长制家族的解体。随着宗族结构的解体，社会不再讲求血缘出身，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姓的“别婚姻”作用越来越小，氏则无区别贵贱的功能，姓和氏都成了反映父系小家庭出身的标识符号。
沈长云、杨善群进一步指出，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依据是编户制的实行。所谓编户，就是将人口编制于户籍中，是国家对国民按地区进行划分的做法，是适应氏族组织解体而采取的对于民众的新的管理制度。编户制或曰户籍制在我国的施行，应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进入战国之后，户口编制更趋细密，一些国家采取“什伍”的编制，这样国家就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层层控制到每一家户头之上。对民众的户籍严加管理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国家征派租赋徭役提供保障。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编户制对组织社会人群起过很大作用。
（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
面对政治的变动和新的时代发展形势，各国纷纷进行了变法，进行制度上的革新，以实现富国强兵。于凯在《战国史》（39—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一书中指出，战国变法运动是各国在兼并战争压力下，围绕“耕战”目标，为增强国家集权能力、提高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而实施的改革举措。战国政治改革的趋势是古代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具体表现为：第一，随着列国疆域的扩大及人口的增长，如何处理好“大地域”国家治理的问题，成为各国所面临的关键性难题。第二，日益严峻的列强兼并形势，对各国生存及国家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人口流动的频繁和旧有村社传统的解体，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居民的行政控制能力。第四，各国在兼并战争下吸引人才的内在要求。
所谓变法，即变更现行法令制度，包括使用法律手段对社会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造。至于各国变法的目的，沈长云、杨善群在《战国史与战国文明》（97—108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一书中指出，各国变法的目的主要有，第一，为了适应经济和上层建筑领域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第二，要打击旧贵族势力，建立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新的官僚制度及相关俸禄制度；其三，在社会风俗和社区管理方面，要通过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机制；第四，变法最功利的考虑是要实现各自国家的“富国强兵”。
沈长云、杨善群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运动自战国初期起，直至战国中期，席卷了当时的主要国家。战国时期的变法都是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进行的改良运动。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战国法家鼻祖李悝率先进行变法，其内容主要是废除世卿世禄制、挖掘土地潜力以增加粮食产量、实行平籴法以及制定《法经》等。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收到了明显成效，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长期占据霸主地位。吴起在楚国掀起了一场更为激进的变法，其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重点在打击旧贵族和整顿吏治。吴起的变法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在楚国旧贵族的反对下最终夭折。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对社会触动最大的一次变法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实行奖励耕织、抑制商业、奖励军功、废除贵族特权、推行县制等一系列措施。商鞅变法进一步完善了秦国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秦国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为日后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赵国在公仲连、韩国在申不害、齐国在齐威王的主持下也先后进行了改革。
这场变法运动最终导致了以君主制为核心的集权国家体制的逐步形成。萧平汉在《战国变法运动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载《学术交流》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实现大一统的必然要求。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露出端倪，春秋时期的争霸结果是实现了局部的统一。进入战国，各国都将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当时，只有解决好诸侯国内部国君与大夫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防止大夫专权或诸公子的争权夺权，才能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和完成统一的目标。所以，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其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强兵与君主集权。富国是这时变法的重点，通过发展生产，奖励农民或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来调动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国家富裕的目的，为统一天下奠定雄厚的物资基础。强兵是这时变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它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各国都把重点放在军队的建设和改革上。加强君主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是改革的第三项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改革的主题和高潮，它以打击旧贵族抑制分裂叛逆势力为核心。
（待续）
编辑：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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