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大半辈子，搬过好几次家，淘汰丢弃了许多的东西，但这本广宁伯街小学二年级的记分册始终被我珍藏着。
儿时住在西城区的南半壁街丙39号，就近入学被划到了广宁伯街小学，记得同时被划进这所小学读书的还有胖胖的雅颂、瘦瘦的牛香琴、吴锐、李合营、王迎春等小伙伴儿。
第一天报到，爸爸就把我送晚了，在等待班主任领我的空档里，我细细地打量着这所小学。大大的校门，门洞很深，院内正中是一个花坛，种着一架葡萄，记得当时正值葡萄的成熟期，紫红色的葡萄粒儿，在晨光中闪闪烁烁，煞是诱人。进校门后，左手是一条短短的通道，走过通道，是宽敞的操场，位于操场南侧的主席台很朴素，就是一个长方形条石砌成的约半米高的台子。正对着校门的，是一栋高大如殿宇的房子，被分隔成了几间教室，当时有一间教室的门是敞开的，我还看见一个小女孩坐在椅子上，手揣在兜里，前后嘎悠嘎悠的晃着椅子腿，后来知道她叫赵桂兰，住的离我家也不远。整所学校的布局不是很紧凑，现在想起来，有点散散落落的感觉。房屋样式也不统一，有的高大威严，有的普通如民居，我甚至还看见了一栋六边形的房子，也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宅子呢，还是哪朝政府的办公衙门，反正和学校该有的模样有点差距。
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个子不高，肤色偏黑，鼓鼓的脸膛，带着眼镜，自我介绍说是我的班主任，姓戴。尔后他接过了我的书包，很自然地牵起了我的手，把我领进了教室。我从小跟着姥姥长大，姥姥还要同时照顾她的几个孙子孙女，我基本上是放养，很少被当做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爱护的娃娃对待，所以，当我的小手被戴老师的大手握住的一刹那，对陌生环境的惶恐，对未知的学习生活的担忧，好像都放下了，脚步也轻松了许多。
我是临开学的头半年才回到北京的，满口的山东土话一点没改，老师讲课我根本听不懂，我说话老师也听不懂，当然，同学们更听不懂，一个学期下来，我的记分册上没见过4分儿，全是3分儿，小孩子也知道着急啊，直急得鼻子里长了个大大的火疖子，肿歪了半边脸，还发了一场高烧。
第二个学期开学后没几天，戴老师把我留下了，吓得我哇哇大哭，“我妈要是知道我被老师留下了，会打我的”。戴老师笑了，“老师留下你，是给你补课，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误，妈妈不会打你的”。为此他又特意多留了一个男生，嘱咐那个男生，补完课后，一定要把我送到家，跟我妈把原委说清楚。就这样，隔几天戴老师就会给我补一次课，耐心极了，也温和极了，甚至为了交流方便，他还把口音朝我这边偏了偏。教音乐的长得美美的李萱老师摸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戴老师对你多上心啊，长大了别忘了戴老师。”在一旁的戴老师说，“这孩子肯用功，有灵气，成绩一定能追上来。”那一刻，不知怎的，我心里猛的冒出一股和七岁的孩子不太匹配的狠劲儿，写字的铅笔把作业本都划破了。到了二年级，我的成绩明显提升，记分册上只有两个4分儿，其它的都是5分儿。
一年级时的我，我长得又矮又瘦，再加上一口土话，难免有些不合群儿。戴老师是怕我被其它同学欺负？还是实在对说话别人都听不懂的我的不放心？有外出活动时，总是把我放在路队最后一个的位置上，那个位置最方便他照顾。有一次上西养马营电影院看电影，不知为什么，少给了我们班一张票，也就是说，最后那个座位，要么是我坐，要么是戴老师坐。毫无疑问是我坐下了。戴老师嘱咐完我千万不要乱跑后，就走到影院的墙边站下，目光前后左右紧紧盯着他带的四十多个孩子。
半场电影过去了，我看出戴老师明显的站累了，就猫着腰悄悄跑到戴老师跟前，扯着他的衣角，把他拽到了座位上，我就在他旁边挨着他站着，好在我那时个子矮，即便是站着，也不挡后面人的视线。或许是怕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会有人不小心撞到我，（那个座位正好在过道边上）戴老师把身子使劲往里挪了挪，空出了一点地方，右手绕过我，握住了前排的椅子背儿，那天，我就在戴老师用胳膊圈出的安全岛里看完了下半场电影。
为了回报老师的辛苦和关爱，擦黑板的活我包了，不管是哪位老师的课，我都在课间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戴老师用的教鞭有点细，拿着不顺手，我就用各色的玻璃丝一圈儿一圈儿的缠出了一截把手，为了好看，还事先搭配好颜色，隔几天觉得不好看了，再拆了重新缠，缠的时候捎带着夹进一个红绸子做的吊扣，这样教鞭挂在黑板的侧边上就显得非常好看。我想，在当时所有老师的教鞭里，戴老师的教鞭应该是最漂亮的。
在戴老师极具耐心的教导下，在其他老师同样用心的培养下，我很快追上了同龄人的脚步，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后来又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总算是没有辜负戴老师的期望。
再后来，我的口音在不知不觉中改过来了，还成了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的播音员。再再后来，美术老师说我画画儿还行，又把年级出墙报的事情交给了我，和小伙伴们连写带画，几个钟头之内，我们也能把好几米长的墙报整得有模有样。出墙报时，常会看到戴老师双手抱肘，笑咪咪地看着我上窜下跳的忙活，眼神儿里满是藏不住的欢喜。
小学5年级时，我们家搬家了，我又被重新就近划到了武定候小学，至此和戴老师就分开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那么多年我都在瞎忙些什么，怎么就再没回去看看戴老师！后来女儿长大了，多病的父母也相继故去，对戴老师的想念突然异常强烈的涌了出来，待要行动时，却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没了勇气，当年那个被戴老师认为有灵气儿的女孩子，如今变成了一事无成的家庭妇女，还有何颜面再见恩师！
又过了几年，经历了更多的生活洗礼，我想通了，这世上有多少高官富贾大家鸿儒？更多的是平平常常却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着的普通百姓，做员工、做母亲、做妻子、做女儿、做儿媳，我都尽力了，这就行了，我没给老师丢脸！当我实实在在的寻找恩师的消息时，反馈回来的信息惊呆了我；戴老师已经去世，走时仅七十岁左右。这个消息让我悲伤，更令我愤怒，都说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的来日方长呢？还我！
接下来的消息更让我难过。
我工作的医院分了几大片儿，门诊和急诊在厂桥路口南，往南走，是第二住院部，再往南，到西什库大街，是第一住院部和妇儿医院，在这条因工作需要常常走的路上，有一所“西什库小学”，戴老师就曾在这所小学里任教导主任多年。其间我多少次遇到过老师把放学的孩子们送出校门的场景，却和戴老师无一次偶遇。更令人伤感的是，后来我又知道，戴老师的家就住在与我办公室只隔一条小马路的教工宿舍楼里，也就是说，站在我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前，就能看到戴老师住的那栋楼。三十年啊，天天上班下班，出来进去的，和楼里的住户有的都成了半熟脸儿，却从未见过戴老师一面！
缘分啊缘分，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个你？
太遗憾，此生和戴老师的缘分只有四年，但就是这短短的四年，奠定了我一生的为人基准；善良、温和、不计回报的付出，在能力之内，尽可能的帮助他人。戴老师潛移默化的精神馈赠，护佑了我几十年，其间虽经历过诸多坎坷却从未跌倒，恩师，谢谢了！
恩师，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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