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主动积极上山当知青的。
我这句开篇, 想必会遭到许多人的“拍砖”, 但我说的是实话——活到这把年纪, 已经不屑于讲假话了。
当然, 我得把话尽可能讲准确了。这种主动、积极其实是无可奈何、别无选择的。因为我是资本家的儿子。
我祖上当过清朝的官。到我父亲, 他二十几岁就开过3家店, 现清河坊古街高义泰对面的小三楼就是当年的店址之一, 店名“元大”。我出生后便成了“元大履记”。所以, 我对当下一些“富二代”的张扬很不以为然, 因为我也曾是个“富二代”。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想问那些炫富的“富二代”, 你家的财富就那么干净?就没有原罪?不好说, 说不好, 不说好。
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在那阶级歧视的年代, 想当兵?做梦!想留城?妄想!唯一去向, 上山下乡。我很清楚, 当然大家都清楚。
可我母亲拎不清, 说啥不让她独养儿子离家, 更不用说务农。昏暗的路灯下, 我拉着她漫无目的地走着。嘴里翻来覆去一句话, “妈, 我要去农村插队, 我一定要去。我能养活自己。我们都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最后那句话, 其实是当时在大报、广播里播报的一篇重要文章的标题。
拗不过我的执着, 当我俩疲备不堪地回家时, 母亲终于有条件地允诺了。条件是:不得去边疆, 只能就近插队;不得在农村结婚生子, 谈恋爱也不行。
这算那门子事?我不懂母亲怎么提这个要求。但大条件已成立, 小条件可忽略。我说:行!我也有个条件, 我要把家里的小书柜和美孚灯带走。我有用。
1969年1月16日, 那是个雨雪天, 大卡车载着我那小书柜和行李驶向余杭县太平公社 (现鸬鸟乡) 。这是个山区, 据说抗日时期, 国民党乡、镇、区、县、市五级政府迁至这里, 日本鬼子难以进山侵犯, 故有“太平”之名。
我终于成了一名上山知青。
公社的会议室挤满了安置知青的贫下中农代表, 拿现在的称呼, 是东家。他们等我们也等急了, 等到了中饭时刻。也许对安置工作早就有宣贯布置, 我只觉得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 马上进入领人程序。
只看到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一个个被东家领走, 挑起行李担走人, 我却被晾了起来, 心里着实有些不安和诧异。最后, 剩下生产队长徐大伯和我俩人。大伯看了看我, 说:“小张, 那你就住我家吧。”便挑起我行李顾自走了。我跟着他, 一直往前, 穿过太公堂, 又经观音堂, 爬上百步岭, 越走越深, 越走越高, 俩人一路没啥搭理, 我脑子里空白一片, 头绪很乱, 一直到深山老林的徐大伯家, 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搭伙搭宿的日子。
临近春节前的山区应该是充满欢快的。雪雨封山, 不用出工;食宿有人管, 自有支配时间多。初来乍到, 一切都新鲜。听山泉淙淙, 清澈见底;看翠竹摇拽, 婆娑舞姿。大多农家围着炭盘侃大山, 虽多为戏谑打趣, 也夹杂男女之事的荤话, 在喜庆氛围笼罩下, 知青们也忘却了离家的愁绪, 放松了对山活艰难的恐慌。这时候, 唯一要出力的便是打年糕。把蒸熟的糯米放到石球中, 石球又置于三开间的地坪中央, 两人各执木槌轮流打米, 一上一下直至打成又粘又稠的年糕团切块。
谁能想到, 我当山民的首个亮相是在这儿打年糕, 并且还很出彩。那个后来成为好友的小杨挑的头, 指着我应战。每人打一槌后接着要把大石球往对方顶一下。他是要和我比力, 他是看中我的人高马大要出我洋相, 但他太缺乏了解了。他哪里知道, 我高一时就师从王教练, 是市青少年业余举重队队员。结果, 三下五除二, 我竟然用大石球顶住他一步步推到墙脚边。众人哄然, 小杨无颜见父老, 我一战成名。
农活不干, 家活要干, 饮水要挑山泉, 做饭要砍柴火。仗着一身力气, 东家的体力活我包了, 因为大伯家无壮丁, 儿子还在喂奶。没多久, 村里有话传开, “你看徐家的知青, 什么都干, 我们的那个, 唉!”我细一打听, 恍然大悟。原来山区少田, 口粮政府配给, 落实安置时, 有的东家考虑口粮问题多了, 所以出现了安置时我被晾在一旁的情形。“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成吗?
但话又说回来, 山里人生活不易。了解真相的我再不敢像以前那样, 吃饭一直吃到锅巴底为止。我常常是两小碗后必放筷。我尝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心里想着, 忍耐住, 坚持住, 6个月后独立生活就好了。口粮不够花钱买, 反正有力气, 多赚工分就是。
正月十五一过, 山里也忙碌起来。
山里的生活是艰苦的, 不是一般的苦。
没力气不行, 男劳力肩扛手拉是常态, 砍树、拖毛竹、驳石坎, 哪样都不省力!剖篦、捆竹、做扫把, 哪样都不省心!农业学大寨, 山里也造田, 要在石塌皮里垒起方寸地, 该有多大的劲多大的毅力!
于是, 我就有了山里人的标配:脚着山袜草鞋, 草鞋防跌滑, 山袜犹如皮靴, 可以防蛇咬虫虰。腰挂钩刀, 砍根竹、剖个篦当捆绳, 进山开道当武器。肩上还有个搭肩布, 拖竹抬杠防肩肿。左手拿个支棍, 那是人的第三条腿。几百斤的毛竹一头压肩, 一头着地, 下山时在巨大的推力下, 双脚是不吃力的, 全仗支棍着力下行。挑担上山, 十里长途, 支棍又作换肩用的支架又作休息时的肩头。夏日炎炎, 还得加一顶草帽。甚至不着内衣裤, 湿漉漉的碍事。
还记得第一次拖毛竹, 山民用竹篦捆好后让我拖下山。我有力气, 但我怕崎岖山径, 空手下山都难, 不用说肩上压着三百多斤的竹捆。我说:你先走我后随。待山民下山, 我搁下肩, 把竹捆往山沟沟里放, 我以为下垂物体在加速度下会事半功倍。谁知竹篦经不住嶙峋山石砥磨, 断了捆, 在林间撒成孔雀开屏。化九牛二虎之力重新整合起来又因不会剖篦一愁莫展。情急生智。我解下裤带做捆绳, 最后是一手拖着竹子, 一手提着裤子一步步拖下山的。
于是我学剖篦, 结果篦子没剖成, 手指划出了血口。于是我学下山, 一个跄踉, 手掌撑地, 刚好撑在竹桩上。竹刀片刺入手掌, 我像关公刮骨般地镇静。当然不镇静也没用, 深山老林哭天喊地也无人应。我咬牙拔出竹片, 满手鲜血, 撕下布条一扎, 继续前行。
晚上在煤油灯昏暗的照射下, 我写下了12个字:“落户山区, 真是没趣, 有朝一日, 扬长而去。”
但很快, 我在“扬长而去”上打了个问号?去哪?能去哪?我是自愿主动来的, 我不吃苦谁吃苦?我想到历史典故:昔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磨难发愤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引领。我擦干眼泪, 撕了“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又去流血流汗了。
我有力气, 我不笨, 我勤奋, 坚持出工, 多方磨练进步也快。上山挑担240斤不腿软, 下山拖竹五六百斤气不喘, 挖石驳坎敢于和顶尖劳力抬扛。我用实力证明我不是个软蛋!
山民是最实在的。他们评判标准也是一个“实”字。我的工分从初时妇女儿童工分的5分、8分马上跃至7分、8分, 接着又给我评为9分、8分。全天候顶级劳力是10分, 我一年山龄却拿了9分、8分, 你说我行不行?
9分、8分是一个什么概念?2元一分, 一月就是30多元 (雨雪天不出工) , 当时的30多元都可以结婚生子过小家庭日子了。第二年春节回杭, 我把钱交给父亲, 父亲惊呆了。邻居孩子下乡, 回家向父母要钱, 我怎么不要反给?我说, 因为我是你的儿子。
相比过劳动关, 我觉得过生活关更难些。
在房东家搭伙搭宿的6个月结束后, 知青搬入了政府拔给的人头安置费盖起的小木屋里独立生活了。安置房4间联体, 每间2室, 内间起居, 外间灶房, 面积16平方米左右。安置房背靠大山, 启门见水。每当夜幕降临, 但见山民举火把蜿蜒行路, 颇有诗画情趣。我一直在意这小木屋。前不久遇一律师, 问及当年政府安置的知青房产权归谁?律师楞了半天, 告诉我, 我是发问的第一人。
独立生活给我出的难题是, 五大三粗的男人如何洗刷缝补?如何掌控锅盆铲勺?第一个月, 我60多岁的祖母帮我干。我是她宝贝孙子, 她不能不来。可怜她烧了一辈子饭就是烧不了我的柴火饭, 往往因存放露天的湿柴火搞得满屋是烟。我妹妹也来过, 洗衣缝补她在行。我在上海的外公也来看我, 他帮不了我什么, 但他是精神鼓励。他跟我说, 自己培养过我父亲, 但时运不济, 培养失败。现在, 我是他第二个培养的人, 我肯吃苦, 只要假以时日, 我会比我父亲有出息。我知道外公疼我, 鼓励安慰我, 但在深山老林又谈何出息?我不愿伤他心, 便跟他开起玩笑:“外公说得没错, 你跟伟人一个意思。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独立生活带给我是一个忙累。放工后打柴火;回家后做米饭;饭在锅就洗衣;洗完衣吃晚饭;晚饭后开生产队会, 安排翌日任务, 会后回小屋, 没有电视 (我扯这干嘛, 连个电也不通) 拿本旧书在油灯下看看, 然后一觉到天亮。
村民有好客的, 叫我上他家蹭饭。有好心的送我笋干冬笋鸡蛋。有小嫂小姑会把我放门口的湿漉漉的衣服拿去洗后晒石塌皮上。山里人的淳朴也帮我渡过生活难关。
最难过的是洗澡。一天活后身上又湿又痒。毛笋壳上的毛, 树叶上的虫, 灌入衣领、裏合汗水那真叫一个难受, 唯一解决办法是洗热水澡。村里有口能容一人的大锅。每家每天轮流用柴火烧锅。放工后先男人洗再妇女儿童洗。先头的一二人洗了还好, 后头洗的不知是水还是“奶”, 锅面上白花花的一片。我问, 这不脏吗?还能洗吗?被告之, 不洗行吗?要换热水谁来烧呀?脏东西只会洗下不会洗上!
我无言, 只能每天放工, 啥也不干, 第一个排队洗澡。但哪有回回第一的。没办法, 把白花花的东西用勺子划掉一些, 闭着眼往锅里一躺, 也惬意呀!人这个东西, 适应性很强, 习惯了也就自然了。
知青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一是要过思想关。
我是在上山后才知道, 山上也有地主, 也有阶级斗争。
刚到不久, 我想为村民做好事。我会理发手艺, 村里人下山理个发耗时费力, 我说我来理。生产队还专门开会, 问我一个头给记多少工分?我说, 分文不取, 我是接受再教育的, 应该服务贫下中农。
于是下雨天就是我理发日。也不用自己做饭, 理到哪家哪家会管。当我在一家徐姓家理完发还没洗头时, 出门解个手。恰遇阿根, 被告之说他家是地主。吓得我转身就走, 饭自然没吃, 头也没给他洗。
生产队有次开忆苦思甜会, 教育我说地主可狠。因在接饮用水的竹筒里发现一坨屎, 逼长工吃下去。我听后, 就再也没给地主理发了。
但一些小地主及地主子女我觉得可怜。小地主是指解放时刚满十八岁就划为地主身份的。他和他们的子女谈婚论嫁也很困难。
于是就有了一段凄惨的故事。村里有位新四军残废军人, 脑子被打坏了, 我给他理过发, 费了我好大劲。因为整个理发过程是他躺在床上完成的。
组织上动员了一位女青年与他结为夫妇照顾他, 当时应该病情不重, 否则也不会有孩子, 但以后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理发时见到的模样。终于有一天女青年跟村里的光棍小地主搞上了, 事情败露开批斗会。破坏革命军人婚姻罪大莫及!
我是批斗会领呼口号的。我确实也义愤填膺, 嗓子都喊破了。会后小地主被押送公社, 下山至百步岭, 他竟一个纵身从百步岭跳下, 落水龙潭。幸好押解员快速砍毛竹捞救上岸, 后小地主判刑入狱。
从初始教育到接受再教育, 我们更多是被灌输阶级斗争和阶级歧视。但时至今日, 在“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公平、和谐、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下, 我越来越不知如何评说小地主的事。据说改革开放后, 小地主出狱到北方做生意, 荣誉军人也早己过世, 当年这对男女领证成婚。我不知这是否属实, 但希望如此, 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老话。
过了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 我有种“直挂云帆”的冲动。
在记录这一节时, 我想插上一段背景材料, 以佐叙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是他们教育我做人要老实, 做事要踏实, 并且教会我谋生能力。
经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后, 我父亲的店铺关了, 倾其所有发了伙计的遣散费, 家道中落, 生活维艰。
大概人穷胆就大。父亲给国家总理写信。父亲告诉过我, 他信中问总理:共产党教育我们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现在才三十出头, 我愿意成为劳动者, 但没有工作, 又怎能自食其力?又何为劳动者?
没多久, 市里来了两位干部到家探底。我母亲正和我兄妹三人吃饭, 菜就一碗, “一清二白”。“清”是无油, “白”是白豆腐加白盐凉拌。母亲见人一来, 用筷子戳着豆腐凶我:“哭什么哭, 没得吃再哭!”我不懂, 我没哭呀!等以后大了, 知道母亲那时是借题发挥, 跟我哭不哭没有半毛钱关系。
很快, 父亲进了医药公司做事, 母亲也进了合作社踏绣花枕头。我读书, 小学享减免学费, 中学享丙级人民助学金, 一直到高一时才因贯彻阶级路线中止。我父亲好诗歌戏曲, 母亲爱绘画艺术, 基因遗传、耳濡目染使我对文学绘画也有了一定基础, 这让我在广阔天地有了施展的可能。
在公社会堂二层楼的白墙上, 我搭上脚手架画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漆画。
生产队里不定期有我绘制的宣传墙报。
大队会议上我说起了快板书, 宣传农业学大寨。
春节太公堂戏台上, 演出本土版非标京剧《红灯记》, 我是主角李玉和, 不是我唱功好, 只因外形像钱浩亮, 方正大脸, 腮边俩疙瘩。
1970年国庆前, 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召开, 我从区、县一直开到杭州地区, 并在县区会上做发言。
我至今记得那次演讲, 安排我最后一个发言, 时间己过11点半。也许因为前面几位发言人的千篇一律, 也许是临近中午吃饭时间, 代表有喊肚饿的, 有喊好了好了的, 会场气氛令我不安。
主持人说, 最后一人了。我是这样走上讲台的。
为了配合, 为了加快, 我干脆扔掉准备好的发言稿, 将开头语录仅保留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接着就摊苦经。我说, 我也想吃饭了, 但我现在没资格吃饭。因为今天我是误工, 不发言拿不到工分。请大家帮我开完会, 才能够吃到饭。
此言一出, 全场立刻静了下来, 我信心来了, 不失时机地说:我其实没啥好讲的, 我做得还不够。不像前几位有山林救火、河道救人的英雄事迹。我这一年没见火烧, 没见溺水, 也没有了救的机会, 我有的只有自以为是, 出尽洋相。我讲了提裤子拖毛竹的那件事;讲了把乌籽糯稻田当害虫, 要求队里派工治虫的事, 等等。最后归结到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主题, 我又以两首诗结束整个发言, 我说:“上山不久, 我写的诗是‘落户山区, 真是没趣, 有朝一日, 扬长而去’通过再教育, 我现在是‘落户山区干革命, 扎根农村做山民, 虚心接受再教育, 广阔天地铸红心’。”
我演讲成功了。因为满堂掌响;主持宣布散会了, 许多知青围拢来问这问那。怎么, 肚子不饿了?
那次演讲后, 我的名字写进了县委刘书记所作的知青大会报告, 提及我转变的那两首诗。
当时还有知青下乡动员, 每遇学校带学生下乡体验生活或搞拉练活动, 我便是专职报告人。
之后每逢公社、大队开大会, 我便坐上了主席台。其实就是台上的发言席, 左右两旁置一排条凳。没有案桌, 没有茶水, 没有胸花。开会始, 主持人喊, 贫下中农代表谁谁谁上台, 民兵代表谁谁谁上台, 妇女代表谁谁谁上台, 知识青年代表便是我。
我还被任命为公社知青三结合领导小组副组长。职能是负责知青工作的种种。组长是公社党委委员、妇女主任老姚。
公社广播里经常会通知我开会。已经安排生产队的活只好临时变动。但是当我着一身干净衣服, 两袖清风, 一身轻松地走过山径地边去开会, 与流汗劳作的山民、知青面面相觑时, 我总有些许尴尬和不适。
我知道会有事了。我从一些渠道听到了反映, 尤其是根正苗红的知青反映, 说我一个资本家儿子倒咸鱼翻身了;说我出工勤, 工分挣得高, 是开会开出来的, 是轻轻松松赚的。
我颇感委屈, 但因为明白, 也不辩解。我甚至做好准备等着下台。但似乎反映不奏效, 我还坐台上, 还当那副组长。
我决计既变又不变。不变的是, 出身不能变, 给我个“官”爸爸我也只认“讨饭的”爹, 我仍要理直气壮地当好我的副组长。要变的是, 做到开会误工也流汗。逢开会日, 一清早上山, 拖捆竹子下山至公路, 卸下后再奔会场。这趟活是义工。尽管干活后开会身上有汗味, 衣着也不会整洁, 但当我走向劳作的村民和知青时, 不用再躲避他们的目光。
至于当副组长, 实在没什么可值得说的大事, 无非是反映情况, 看看文件, 讨论工作, 唯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一位一向文静的女知青, 下乡后对艰苦劳作难以胜任。在举目无亲、渴望帮助时, 同村的一位小伙每每援手, 帮砍柴、帮挑担、帮重活。女知青亦感动, 回杭返程也时有小礼物相赠。小伙己成婚, 其妻发现端倪, 责骂丈夫。农村是夫权社会, 丈夫拳头相向, 其妻不堪忍受, 迁怒知青, 两者扭打。可怜女知青衣衫零乱、披头散发全然不顾, 斯文淑女成了不甘受辱的猛士。
此事引燃干火。村里主导舆论是知青破坏家庭, 甚至有处理的要求。我不同意。婚姻本有裂痕, 怎能舍本逐末?!知青劳作有难, 队里应有具体帮扶!所幸, 明智占了上风, 后来也不了了之。只是一个农家散了, 女知青成了他的二婚, 还生下了俩娃。
这是个悲剧。我不是指下嫁农民成二婚这事, 而是指一个农家的破裂和一个女知青的嬗变。女知青最终因成婚农村而未能实现返城, 这是后话。
1971年下半年, 我被安排到太平中学任民办教师。我不知上面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做出的安排。猜测原因:一是中学缺老师, 我是老高三;二是调我当老师, 也是便利副组长工作, 校址在山下, 临公社机关, 联系方便。
说是中学, 仅仨教师, 小方、小高和我。回乡知青小方是校长。我一人兼语数, 也教过历史英文。我一直担心我那绍兴口音的英语会误人子弟, 但转眼想想, 社会底层的农家子弟又有几个鲤鱼跳龙门的?也就释然。
是年十月后的某日, 我在公社食堂用餐, 隐约有个异样感觉, 有人想说又不说, 话音低低的, 语句断续的。
副统帅走了, 掉了, 沉了。
接着小舰队的纪要上借用力量有知青的事曝光了。
接着知青返城了。
我始终觉得这些事串起来会有某种联系。但还瞎想什么, 走人成了知青的唯一考虑。
然而, 知青返城起先是分批的。积聚了太久的情感成了迫不及待的渴望, 人人都想夺门, 谁知有没有以后。
某队里有二男二女知青。首日发榜, 是相恋的一对, 榜发后欣喜若狂, 当天双双到水库游玩相庆了。谁知返回的次日, 二榜换成了她相邻的女生。
她哥从城里赶来, 原本喜冲冲骤变成怒冲冲。责怪阿妹大事未定, 捷足出行。骂她“介熬不牢”便离去。她把一根绳往梁上一甩, 走了。
出大事了, 县里要调查报告。公社嘱我执笔, 我是副组长, 而且我接待过她哥。她哥来前还不知换榜的事, 带了梅干菜焐肉来贺喜小妹。结果走人时那包东西也没给妹, 放在我这也没交待就走了。
夜晚我写报告时流泪了。是什么原因导致换榜?朝夕相处的闺蜜插友, 因何滋生此事?谁是牺牲品, 该有多大的牺牲?人世呀, 你真的深不可测!
调查报告翌日上交。按惯例该有事情经过和结论两部分。我是一夜没睡多少, 纠集于结论部分的那些思考。最后上交的这份报告是我最失败的报告, 我只写经过, 不着结论。我承认, 我怯懦, 我私心。我怕我的不当, 导致影响自己的返城。我也想回家!
我不是第一批返城的。送走同伴后, 留下来的知青情绪低沉。
我这个副组长使命也快结束了, 除了安慰, 又能说什么呢?
可是, 我仍然坚持劳作。有人还夸我不受影响, 意志坚定。其实我清楚。我坚持劳作, 是因为我不想唉声叹气那些无用的东西, 忙是为了忘!我为人处世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我在等待时运。
当然, 公社有人隐约透了风, 尽管不明说, 但给的信息是“不着急, 站好最后一班岗”。
1971年12月, 我接到通知, 被招工进杭玻。我一直在等这个结果, 等来后又有了依恋不舍。那几天, 整天串门, 致谢告别。把酒壶、煤油灯等一些物件送人, 我感恩帮助过我的人。
12月29日是离开太平的日子。老东家徐大伯说一定要亲自送我回城, 我说不用了。他说有话要跟我爸说。什么重要的话?我真猜不透。大伯还说, 夜里8点走吧, 队里叫了辆小货车, 能捎上我的写字桌和小立柜 (这是用队里分配的珍贵红棑白棑木料打的新家具) 。瓶窑镇有林业检查站, 夜间走便利。
8点多, 车出发。就像我进山那回一样, 大伯和我一路上也是无言。大伯在想什么我无从知道。我呢, 回城的兴奋点己过去, 脑里尽是一个个杂乱画面。
——要是落榜的女知青不短见该多好。忍耐坚持一下, 她也该和我一起回城的。
——那个嫁二婚的女知青按政策是回不了城了。她婚后幸福吗?她以后能回杭吗?
——我见到妈妈, 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我想会问妈妈, 当初你有约定, 不许我在乡下恋爱结婚, 你是怎么料事如神的?你早知道儿子会回到你身边吗?
——我还想起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发言, 那两首诗从“扬长而去”到“广阔天地铸红心”。现在毕竟还是“扬长而去”。我言不由衷是种假唱吗?我惶恐。
……
杂乱思绪伴我一路, 到家己过10点, 搬家具吵醒了邻居, 我也不顾。我回家了!
太晚了, 大家马上洗洗睡了。翌日一早, 大伯告辞, 对我父亲说:“我把你儿子送回来了, 你儿子在我们山里表现很好!”
就这么一句话!几百里深夜送行就为这句话。我差点流泪了。他走了, 我又追上去, 送了很久很久。
改革开放后, 我几次去看大伯。当年我搭伙他家抱过的小儿子如今开起了农家乐。我搭宿时睡过的床还在。我约了几位朋友在他家打牌, 他在边上久久坐着一声不响地看着。他还是先头的那个他, 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
2012年, 他走了。他儿子忘了通知我, 我最后也没能看到他。
来源：《中国建材》2019年03/04期，作者张履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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