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从汉末发端，到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逐渐成熟，在唐代形成高峰。隋代科举取士，书法（主要是楷书）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政者所崇，世必趋之。楷书，在书体演变进程中是最后出现的。楷书通行一千多年后没有再产生新的字体，证明了楷书已经相当成熟、完备。楷书发展到唐代已至巅峰，唐楷由于法度森严和兼具正大气象，适合庙堂巨制的表现形式。唐代以后，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逐渐以书斋文化为主流，书法的审美也变成了崇尚雅趣的形态，导致了唐楷的渐趋式微。
学书须从“临摹”开始，临摹是对书法经典进行叠加、融会的过程。书法存在的传统语境是临习者能否把书法经典所承载的深刻内涵发掘得更深入一些，而不是披着时尚外衣的假古董。书法史揭示，书法经典的共性是技道并进，深具自然美感的。其内涵会毫不掩饰地展示在观者面前，并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于书法作品的评价。经典书法作品中的文化精神是后人解读、品味出来的，书法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不断被赋予、解释的过程中发展的。形式、技巧是书法艺术的审美要求之一，但如果为了这些而失去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底蕴、美学追求，那作品就没有灵魂。一件好的书法作品，除却对笔墨线条有美感外，还要让观者领略到线条之外的“墨外之境”，体现一定的文化价值。书法是通过笔墨表达书家内心世界、笔墨情趣、品格意境的。不同的书法风格和品位，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和满足人们的审美口味。书法通过笔画、线条的长短、厚薄、曲直、缓急、枯湿、方圆、疾涩、粗细来表现笔墨的律动与境界。临摹，不是简单地将经典碑帖的形态和笔意作摹仿。技法都是前人创造出来的，学书者要努力寻找所习碑帖的源头，领悟、消化、吸收，或取其形、或取其神、或得其韵。书法临习，入与出是一条重要原则。要求习书者既能走进经典，又能走出经典。徐浩《论书》云：“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说明通过苦学，获得纯熟的书法技巧是成就书法大家的必备条件。
如果选择运笔运作复杂、法度森严的唐楷为范本，是为了更严格、更艰苦地全面训练自己的观察、判断、用笔等方面的能力，其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唐楷技法难度高、笔法结构复杂，作为初学的范本，会对初学者制造很多的障碍。个人认为，初学者应该避难就易，初学者的心理状况没有准确的把握，从唐楷入手的训练方法，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如若在刚起步阶段，就令他们陷入高山障目、长河断路的境地，那么他们的兴趣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面对露锋、藏锋、裹锋、回锋、逆锋和提按顿挫等复杂动作要领的严格要求下，假使没有老师的指点、没有足够的毅力，成年人都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更何况孩童？
当今书坛，消解书法经典渐成风尚，边缘的民间书法、残纸写经已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二王的魏晋风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当代，展厅成为书法主要的表现方式，唐楷在高大的展厅中似乎也未能找到生存的土壤。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时代的变迁引发书风的变迁，是历史和人文环境改变的结果。唐楷是盛唐社会文化积淀的结果，而唐楷的衰微亦是盛极而衰的结果。唐代之后，未必就无人去繁荣振兴唐楷，然唐楷所铸就的高峰，后人终究无法逾越。唐宋以降，直到明清，由唐楷演变成的“馆阁”书风愈刮愈烈，人们对“馆阁体”的逆反心理逐渐加强，遂有清代中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尊魏卑唐”的诞生。魏碑古拙简朴的逸趣的确是法度谨严的唐楷所缺乏的。所以，当今书法界似乎已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写唐楷如若不汲取魏碑的营养，便不能脱俗、上不了层次。唐楷，历代习者甚多，已没有新鲜感，想在唐楷上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恐怕是痴人说梦了。所以，选择拙朴一路的魏碑作为初临的范本，则不失为一个好的途径。
魏碑传世者多为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以石刻居多。比如魏碑中的《郑文公碑》，结体平正、宽博，用笔放旷、俊逸，初学书者可以借鉴。临习《郑文公碑》，不仅可以受到严格正规的训练，而且可以帮助临习者训练篆、隶、草等书体的笔法、笔势，为将来进一步探索书法艺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初学者而言，要想攀登书法艺术的高峰，特别是对楷书情有独钟者，不一定要首先问津法度森严、技法复杂的唐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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