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中国大儒沈曾植被称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时不时念叨他以外，沈曾植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沈曾植是“帖学”的殿军人物，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说，沈曾植是三百年来第一人，就晚清三十年来看，说他为学问场中第一人却无过誉之嫌。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一生浸淫官场，是地道的达官贵人。初任刑部，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54岁时外放为知府，而道台，而提学，终于安徽布政使。如此的仕途履历，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同时还有相当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沈曾植既然这样去劝康有为，想必也是这样自视，于是另一个也许根据不足的判断则是:即使沈曾植晚年走投无路，甘心以书法终老，但他的目的也还是“借”书法以完整人格，书法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这使他作为一个书坛宗师带有极浓郁的传奇色彩:他是在一个无目的的历史条件下无目的地登上了领袖的宝座。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沈曾植，对民国前后的书家，又是在清朝的官场与学问中浸淫了许多年，能有如此书法观也属正常，，他身上已经有了新时代的曙光，但更多的则是旧时代习以为常的那一套。沈曾植之无意为书家而终至成为书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