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5日，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正在举行招生考试，而试卷上的第二题--对出“孙行者”的下联却让考生十分头疼。考试结束后出题人陈寅恪开始阅卷，结果发现这道题考生答得是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多数人直接选择了弃答。
直到陈寅恪看见了一张卷子上的答案写着“胡适之”，这才喜笑颜开，并连连惊叹。为什么“孙行者--胡适之”会被称为千古妙对呢?而作出这个答案的人到底是谁呢?
千古妙对
“孙行者--胡适之”是一个无情对，它后来被许多研究无情对的人称为千古妙对。
“无情对”起源于清朝，讲究词与词之间的严对，但却不需要照顾上下联的意思。即是说，只要对联可以做到字词严对，哪怕内容毫不相关，都算是好对子。
也是因为无情对的两联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故此无情对一出必定是会逗得在场人哄然大笑并且拍手叫绝。而这种看似无厘头的对法，其实也能考验作答之人在文学和语言之上的造诣。
至于这“孙行者--胡适之”会得到千古妙对之称，一是因为它的字词做到了“严对”:
“孙”对上“胡”，两者都是姓氏。“行”和“适”也是对仗工整，“适”有前往的意思，可以作为一个动词，“行”亦能够做出类似的解释。而“之”和“者”则是两个虚词相对。
其次，“孙行者--胡适之”还可以解答出其他有意思的含义:
两个姓氏“胡”和“孙”一组合，就变成了“胡孙”，是“猢狲”的谐音，也正是孙猴子的另一种叫法。
且孙行者是虚构中的人物，在百姓的心中是个神仙。胡适之则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大活人，两者相对又产生了一丝趣味。
再者，“适”和“行”除了在词义上的相对，还可以把他们当成对两人一生的诠释，孙行者一生行遍天下，跟随着师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到西经。
胡适之虽然是中国新时代文学家的代表人，经常宣传一些新思想。但他又不会过分激进，待人处事更像是在“适应时代”，随波逐流。
非要说“孙行者--胡适之”有什么缺点，大概就是此对联中的上下联均为人名，没有达到无情对那种“内容前后不搭”，却意外和谐的效果。但是因为此后都没有人能对出三个字不是人名的词语，所以它才被列为了“千古妙对”。
如此绝妙的答案，来自于一个18岁的少年，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周祖谟。
周祖谟参加考试
周祖谟是1914年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他，从小就徜徉在书海之中，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周祖谟本人十分聪慧，曾跳级完成学业。
18岁的他决定继续深造，于是参加了国立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当时在考场上，周祖谟看到以“孙行者”为上联，要求对出下联的题目时，也是沉思了片刻，才工工整整地将“胡适之”三个字写在试卷上。
所谓“尽人事”，周祖谟已经尽自己所能，将考卷上的题目都答了出来，剩下的就是等待成绩发下了。而此时的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关于无情对的那道题，答案之妙让判卷的老师都赞不绝口。
能想到以无情对为题目，这位出题的老师也必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没有他别出心裁，哪里有周祖谟这精妙回答?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出了“孙行者”这样一个题目呢?
陈寅恪代替朱自清出题
事实上，当年这份试卷的编纂过程，也很有意思。当时为清华大学出考题的本应该是朱自清，但朱自清此时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而考试临近朱自清却并没有回来，时任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的刘文典急得焦头烂额。
他不仅要教清华大学的学生，还要去北大教学。自然没有时间思考关于考题的问题，于是刘文典便找到陈寅恪，求他帮忙想一下这次的考题。
陈寅恪犹豫再三后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他本就在文学方面造诣极深，为清华大学的考生出一道像样的考题是没问题的，于是这第一题就被他定为了《梦游清华园记》，既能考察学生对清华大学的印象和了解，又能挖掘出他们来清华大学求学的目的。
而这第二题陈寅恪是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出好，直到看见了自己家摆着的“孙大圣”他才来了灵感。于是第二天陈寅恪便带着两道出好了的考题找到刘文典。
刘文典看到第一题后思索了一番，两人也交流了一下。刘文典觉得这第一题十分不错，可以让学生充分的认识自身和展望未来。可这第二题着实把这位文学系的教授也给搞愣住了，第二题赫然只有三个大字--“孙行者。”
刘文典疑惑的问道陈寅恪:“真的要考学生这仅仅有三个字的对子么?”
陈寅恪答道:
“这无情对能考验学生们的变通能力和文学底蕴，属于一道附加题，我们不在这上面设置门槛，主要还是看学生们第一题答得怎么样。”
于是刘文典也同意将这两道题定为最终考题，很快便到了考试的日子，各路学子都来到清华大学应试。能来清华大学应试的学子自然都是人中龙凤，在答第一道题的时候都是奋笔疾书，恨不得将自己满腔的志向和热血都挤在这篇纸上。
但看到第二道题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傻了，为什么会有对联这种考题?还是只有三个字的无情对?
这就导致许多学生在第二题上甚至交了白卷，答了题的学生大多也都答的千奇百怪。甚至连“西游记”“猪八戒”“李闯王”等都跳了出来。
不过刘文典和陈寅恪还是找到了几个可以的答案，比如“韩退之”“秦会之”等，少数几个学子甚至将陈寅恪心中的标准答案--“祖冲之”也写了出来。
当陈寅恪看到“胡适之”这一答案后，更是瞬间兴奋得不行，他赶忙对刘文典说道:
“此生绝对是有大才学的，他的才能足够考任何一所大学，他对这个上联的理解比我这个出题人还要精妙。”
陈寅恪马上翻看了卷子上的名字，将“周祖谟”三个字记在心里，准备以后有机会见见这个学子。
陈寅恪后来也确实见到了周祖谟，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将来可以经常一起讨论国学。
周祖谟以“胡适之”这一答案，惊艳了判卷的陈寅恪，同时也体现出了他那优秀的文学运用功底。
新中国成立后，周祖谟成为《中国语文》《语言研究》等书籍的编委会成员，还担任着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副会长，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国学和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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