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中春秋事
邵永裕
120年的悠长,谁都无法一眼望穿;120个春秋的色彩,让故事填满记忆,抒写成经历,令人回味。
永泰一中走过的120年,如果分成时段去品读,我们可以清晰见得她的前世今生。
本文作者84届高中校友 邵永裕
美国传教会牧师伊芳廷摄于1912年的“樟城全景图”,仿佛让人穿越时光隧道,再现百年前的一中。照片的上半部,犹如一个硕大的圆圈,又似阿拉伯数字“6”,这是伊芳廷当年创办的格致学堂校址(永泰一中前身)。山坡上的两座建筑,就是后来让莘莘学子魂牵梦绕的八角楼。周围的一片空旷地告诉我们,1912年,这所学校才蹒跚迈步。
2010年校园迁址鲤渚,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建筑风格亦宫亦园。它披着朝霞的色彩,依偎在大樟溪畔,展现出“龙峰启步履,百年风范承”的激情与豪迈。不管是老一中,还是新一中,物象撞击心灵,只是人们对它的表象认知。然而,人物谱写的轶事,鲜活了一中一路走来的样子。
我下笔时做了点功课。通过阅档、采访、闲谈等不同方式,了解了六位与一中有过生命交集的人,他们跨越60年,经历不同的年代。回忆着曾经的过往,往事也许零碎,但把零碎的片段串掇在一起,恰似《富春山居图》,虽然断残,却依然美好。他们的回忆,也许只是管中窥豹,但掠过的景致,依然展示出长卷的精彩。
格致学堂(1912)
“大跃进”时的一中
张孙亮,1958年秋至1962年秋任永泰一中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他生前曾回忆,刚接手主抓教学第一年,学校还处于正常状态,老师肯教,学生肯学,校园学习氛围浓厚。195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三十七八个,考进大学有20个左右,录取率达50%以上。那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只有学校这最后一块净土尚未波及。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通过15年赶超英国,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并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
“大跃进”的风愈刮愈烈,从工业、农业领域波及到教育领域。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学校强调学生劳动教育,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管理制度,组织学生淘铁砂、捶矿石、挑木炭、炼钢铁等劳动锻炼。课堂教学处于半停滞状态,即使是高三毕业班学生,也要参加劳动。加上粮食短缺,师生食不果腹,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师生炼锰场景(1959年)
1960至1961年,国家陷入三年困难煎熬期,师生饿肚子情况更加普遍;加上初级师范学校并入,学校改名“永泰中学”等系列工作的展开,人心涣散无法凝聚,极大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此间,师生情绪浮躁,无心教与学情绪弥漫校园,高考成绩明显下滑。到了1961年,录取率仅为20%左右。
1962年的高考成绩跌至谷底。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环境所致:教与学都不上心,许多学生抱着熬到毕业的思想,参加了高考。其次,带队学生到闽侯三中参加高考的郑章赋老师意外身亡(因傍晚到溪里洗澡溺水),也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情绪,以致高考雪上加霜。那年,高考录取率只有8%。
经历了两年高考挫折,负责主抓学校工作的张孙亮,大胆向县委常委兼校长李常胜等领导提出了提升成绩的新举措:从高一年抓起,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狠抓课堂教学,高中学生尽量不安排劳动;抓好基础教学,扎实根基,以确保高考上台阶。这一系列建议,得到县、校上下的大力支持。当年高考成绩虽然不理想,但高一、二年级尖子生不断涌现,为随后打翻身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未曾敢想,这一让学校转回正轨的举措,正顺应了形势,符合了随后的政策走向,1963年教育秩序基本恢复,高考录取率提升到60%。他的建议和举措,反应及时,深得人心,为他当年被《福建日报》登报表扬,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永泰中学1963届高中毕业生合影
邵永祥,一中的骄傲
邵永祥,1960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他学习好,组织能力强,担任学生会干部。18岁在一中读书时,就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学生时代的锻炼,为其日后成长奠定了基础。
他是我的堂哥,村里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是村里读书孩子的偶像。他家住在我家对面的半山腰。我小时常用仰视的目光,看他的房子,其实是爱人及屋式的仰视。母亲教育我们时,常拿他做样。村里无数孩子听说他名字,都是从父母反复说教中得来的。
1979年夏季,在福州火车站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名声从村里传到村外。那年他回家探亲。那晚,我随同二哥和乡亲去火车站送行。乡亲们送的东西很多,有吃的,有用的。随行一溜人各自拿着他要带走的东西。进站检票开始,火眼金睛的民警,把目光死死盯在一个包装精美的箱子上。“这是什么?”“三用机。”“哪来的?”“姑妈送的。”“有没有证明?”“没有!”……一问一答,接二连三,民警穷追不舍,刨根问到底。情况越来越复杂,我们都在担心受怕,会不会被抓被关?同行的人担心他出事了会涉及到自己,吓得直冒冷汗。永祥和送行的主要人员被带进了值班室,做进一步审问。
当时,高档电器类产品,国内市场几乎空白。彼时,国门刚开放,走私产品源源不断从台湾涌入,长乐金峰成了购买此类产品的最大市场。购买走私电器属于违法行为,轻则没收,重则判刑。面对公安人员咄咄逼人的审问,永祥假话说不下去了,反复说着一句话:“证明没有,工作证有。”工作证黑皮烫金,里面写着单位名称和职务。公安一看证件,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立马予以放行。随行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公安一愣一愣的,刚才还凶巴巴的,怎么突然乌云突散,阳光明媚?原来他的单位隶属国防科工委绝密保护单位,位居厅级职务。如此之人,岂有走私之理。一张工作证,挽救了一场突发危机。
后来,新闻联播出现他在厦门开会的镜头,会后第三天,他出现在村里,喜欢八卦的人问这问那,他讳莫如深,一笑了之。按乡亲的评判:永祥是国家栋梁,他,非同等闲!
此后,“永祥”成了有出息的代名词。他不仅是村里读书人的榜样,也是永泰一中学子的骄傲。
秩序恢复后,一中高歌猛进
卢仲清,1962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小学高级教师,福建省劳动模范。他回忆一中生活,劳动画面占据了他大部分记忆。
高中三年,有两年时间基本上以劳动为主,不是挑炭,就是淘铁砂,教学活动是劳动之余的调剂。挑炭劳动安排在梧桐,每天都有船只从上游运来大量木炭,卸在大樟溪边,学生们负责不断地把炭挑到梧桐车站,然后用车拉走。
永泰中学62届高中毕业照
劳动课还有淘洗铁砂、捶打铁矿石。学生常在大樟溪埔埕段淘洗,洗尽的铁砂石送到县城北门炼铁厂;有时,捶打铁矿石。这些都是“浮夸风”的产物,为了实现那“钢铁产量翻一番”目标和口号。那时,学生记挂的都是劳动任务,无心学习,亦无时间学习。1960年至1962年,学校高考成绩每况愈下。
回忆这段历史,他最痛心于当时人性的扭曲。1958年暑假,他的表哥卢子云在一中读初三,住在4号楼(图书馆)楼梯间。暑假放假时,发现房间多了一条“反动标语”。结果,他被认定是写标语人,因此被判有期徒刑6年,送往了尤溪劳动教养,结果被折磨死于狱中。一个农民孩子,未经世面,哪来的反动思想?何以证明是他所写?
邵永基,1964年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设计师。回忆一中往事,仿佛昨天的故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永泰中学64届高中毕业照
1958年秋季,他从同安小学毕业后,就来到永泰一中读初一年。不知是龙峰园校区的校舍紧张,还是当时的办学需要,入学后,被分期分批分流到马洋分校上学。他说,60多年过去了,那所学校的样子有点模糊,只记得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北江滨水文站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外滩1号楼盘位置,要渡船过去。学校不是现在那种建构,像个祠堂,又像是一座很大的民房。同期去的有4个教学班,食堂、宿舍都在里头,班主任张陈坦。
在马洋分校学习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课、农技课多,经常在马洋附近参加种田、栽番薯劳动。上农技课时,学习嫁接水果作物等,农技课的生物老师刘岐人,名叫陈可大,政治老师是张孙亮副校长。那时,大家政治觉悟特别高,不管安排什么课程,都无怨言,认认真真上课,任劳任怨劳动。
第二年秋天,他回到了龙峰园校区。学校注重教学与劳动并重。那时,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学生安排繁重的劳动,就是为了完成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至于“浮夸风”学生感受深切。那年秋天,同学们被安排到马洋附近的溪边,参加淘洗铁矿砂劳动。砂的含铁量,学生一无所知,但要洗出大量的铁砂,交给学校送去炼铁,成为同学们责无旁贷的硬任务。
除了淘洗铁砂石,还去敲打铁矿石。矿山就在现在党校附近,炼铁厂设在对面(原酱崎厂)。挖了铁矿石,立马送去炼铁,确有“大干快上,一飞冲天”的浓厚政治氛围。
劳动课印象深刻的三件事:一是挑柴片。要为学校食堂到赤锡荷溪或城峰湖台附近挑柴片。由于当时缺乏运输工具,就派学生前往挑回。来回徒步,加上重担走上几十里路,同学们累的汗流浃背,甚至脚底起泡。默默地承受,这就是当时学生的品格。
其它的劳动课五花八门。参加过刘岐村支农割稻子,也参加过葛岭赤壁万宝山挖地瓜,还去过清凉极乐寺支农劳动等。所有的这些劳动地点,都是挺折磨人的,来回都要走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换成现在的孩子,不要说完成劳动任务,能走完路程的估计也是极少数。
初中三年(1958-1961),刚好遇上“大跃进”时期。同学们生活都很困难,除了确保不饿肚子,没有任何食物解馋。主食是稻米和番薯米。刚入学头一两年,主粮(米、番薯米)由学校提供,后期政府改变供粮政策,学校分给的粮食减少,要回家拿粮食来补充。
家校道路漫长,回一次家,至少一天。家在同安丹洋,单程一趟约有80里路。那时没有公路,全靠徒步前行,每一次家里早上出发,都要走到傍晚才会到校。半路上,午餐都是吃母亲捏的饭团。回校常常肩挑背扛,未到学校全身已湿透。要么换洗衣服,躲在被窝等着晒干,要么用体温烘干——这就看大家有无换洗衣服所决定。
高中的时候,劳动课大大减少,几乎没有安排,全身心投入学习,学校对高中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尽管如此,上高中的比例还是不高:初一年级时,一个年段6个班;上了高一年,一个年段只剩下两个班,102人。当时同安镇的读书人较多,同班的同学有10多个,记得他们名字的有檀万勤、连惠中、张守进、鲍道纯、檀承银、鲍华元、张守宜、余尔株、余尔银等。
1963年起,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校重视教学质量,狠抓“双基”,鼓励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毕业班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高考录取率直线上升,达到60%以上。1964年,全校各年段巩固教学质量成果;高考成绩稳步提升,参加高考被录取的40多人,福建省教育厅长(叶飞夫人),对我县高考成绩极为赞赏,拨款修建图书馆、修造校园道路,以示奖励。
我与何校长师生情
1983年秋季,我高考落选,总希望换个学校,换个校长来改变命运。于是,怀着寻找拯救者的心理,来到永泰一中“回炉”(补习)。
那时,何鑑唐校长名气很大。他在同安中学、大洋中学当过校长,并教过我政治课,我对他很熟悉。后来这种熟悉,变成了一种信仰。这须从他校长经历谈起。
他从一般校调到地区重点校,再到全省重点校,一次次的华丽转身,让他的声名鹊起。他在大洋中学当校长时,学校被列为全县唯一地区(莆田)重点校,高中学生参加福建省、莆田地区数、理、化竞赛屡获佳绩,县内其它中学却没有。这些荣誉,像个无形的广告,广泛而长久地植入学生及家长脑子里。于是,家长信仰他,学生崇拜他,总觉得进他的学校,考试必能金榜题。因此,辖区外的生源不断涌入大洋中学。
1981年秋,何鑑唐调任永泰一中校长,走后没多久,大洋中学取消了地区重点中学资格,一中升级为省级重点校。尽管三中还是“三足鼎立”(一、二、三中)中极具分量的一足,但光环逐渐向一中偏斜。凭借地利,全县优秀教师逐步向一中集聚,高考成绩逐年提升。于是,回炉生挤破头皮往他学校钻,便成了当时一道风景。为此,我和班上同样命运的六个同学,1983年秋季来到了一中“回炉”。
“回炉”就像炼铁差点火候,必须拼命地加温,以提升铁的韧性和纯度。那日子有点受罪,读书苦不说,精神压力大常人是无法理解的。秋季住宿学校,日子在苦读中度过。为了更好的学习条件,1984年春季,我与李钻连搬到校外亲戚家住。三餐伙食借用进修校食堂,这比学校食堂好了很多,尽管费用有点高——一中毕业班的同学,还是很多在进修校食堂用餐。那时不时兴父母陪读,也没条件陪读,吃好吃坏条件都差不多。若说差别,学校食堂伙食与进修校伙食就算差别了。晚上读书,学生几乎没有点心。肚子确实饿了,有钱的人就到校门口外吃一碗二毛钱的拌面或扁肉。没钱饿肚子熬到天亮是常事,这就是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时的学校硬件设施很简陋。学校没有一个像样的田径场、实验室、图书馆,更不用说有电脑室了。全校只有一台电脑,配置比286还要低。有天,晚自修前,何校长巡班路过我班级,与同学围在一起谈学校发展目标,谈到建设一间电脑室设想时,我印象深刻。“配备一台电脑需要1万元左右,电脑室必须铺上地毯、装上空调,做好防尘设施,装备一间30台的电脑室,至少需投入五十万元。”那时,老师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块,如此庞大的经费投入,何校长一直把它列为学校重大建设目标去努力,不知这目标在他任上实现否?
前排右一为何鑑唐老校长
“回炉”的生活,有如季节一般有冷有暖。我数学成绩历来优秀,以往的高考成绩,我都用数学分数来弥补英语的“缺腿”,因此,上过高考录取线,也接近高考录取线。这年秋季几轮考试下来,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到了次年春季,第一轮统考结束,成绩依然前排就坐。根据学校评定“三好生”标准,班级评了7个,我占了一席,这荣誉虽然不算什么,但在我眼里,至少算是对自己“回炉”成果的一种肯定。然而,许多愿望总是和现实对抗的,1984年,我还是受制于英语成绩,高考再次名落孙山。7名“三好生”中,我唯一爆冷出局。
然而,何校长记住了我名字,一直挂念着我、鼓励着我、温暖着我,让我走出黑暗,找回自信。走出校园后,我先去当了六年合同制教师。期间,他总是在每一年的元旦给我写信,肯定我素质,让我树立信心,不要放弃,鼓励“借青春绝地反击”。于是,我参加了自学考试,3年取得厦大法律专业本科文凭。两次(1985、1987年)参加全省招干考试,两次都上了录取线,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我把这段经历写入了拙作《梦魇如约》中。教师当到1990年,面对院校毕业生的纷纷加入,我面临被辞聘的威胁。路走到悬崖处,不转身就有掉落的危险。我又一次走进考场,1991年,终于圆了大学梦。此时,我已怀揣自学考试本科文凭。
何校长伴我这一路走来,呐喊、鼓劲,不断以我力量。他亦师亦友,推我不断前行。师范毕业后,第二次走上工作岗位,又考了另一本科文凭。我的奋斗不断践行着老校长谆谆教导: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何校长是我课堂的老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因此,我和校长多了一层亲切,他下校讲课,宁愿让我做饭给他吃,也不接受公家招待,就来自我们的彼此缘分和信任。
他把最后牵挂托付了我。我改行从政后,进过机关、下过乡镇,辗转又在教育局工作了4年,与他谈教育,就有了他许多感兴趣的话题。但2010年3月30日之谈,让我刻骨铭心: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谈!
这天早上,大约九点多,他到教育局,本想找张国安副局长,就永泰一中新校区建设问题,以及一中老校区(现为城关中学)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向他反映,张副局长开会去了,他顺便拐进我的办公室,精神矍铄地坐在我对面,就永泰教育话题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交流的话题很广泛,他回答了我许许多多道听途说,不得证实的事:比如他的家庭身世、学历文凭、职称让贤、不当校长、奖金交公、“农转非”指标转让等八卦问题。重点阐述了他对永泰一中发展目标的见解:“永泰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应在'精’字上下功夫。多培养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在学生录取名校上、录取率上求突破,让它成为全县其他完中的榜样,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然后达到'强’的目的。”
对于新老校区命名问题,他认为要传承百年文脉,保留校友归属感,应把龙峰园老校区保留“永泰一中”名称,鲤渚新校区(垱洲坂)可命名为永泰中学,并阐述了理由。
他还讲到了教育对永泰扶贫的作用,认为治穷必先治愚等思路。“如果一年考进1000个大学生,人均年收入5万,永泰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5000万元,这是政府扶贫款无法做到的。”(他自己帮助困难孩子上学,曾经拿出学生拜年的5000元,交给教育局关工委,寻找要帮助的对象。)
当时,他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新闻报道关于他写的报告篇目、报告场次、听讲学生的数量总是存在矛盾,我好奇向他求证。他说:“这些数字,我对谁都没提过,本来不想公开这组数字,但今天要说,报纸宣传的数字,好几年了还在用,大家读了,不骂我做表面文章?到今天为止,我撰写报告稿28篇,报告1077场次,听讲人数56.8万人次。”这是何鑑唐校长退而不休,几十年如一日,用心血凝成了一组沉甸甸的数字。
新生代的一中印象
邵哲君2008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国内大学就读2年后,考入英国基尔大学攻读双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现定居伦敦,就职于新东方驻英国伦敦总部。
他是新生代代表,谈起一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应试教育下的环境和氛围。他说,上了高中,学校教学抓的很紧,除了周一到周五上课,连周末也补课。为了应付各种考试取得好成绩,学校无奈、老师无权安排更多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同学们只能遨游书山,日复一日地在苦读中度过。高中三年,由于校外活动少,缺乏团队合作锻炼,同学间互动、互帮意识不强。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校外活动,是高考后几个同学结伴,游览了方广岩。这算是高中时代,最奢侈的一次时间浪费。
龙峰校区新八角楼
对于校园环境,绿化印象良好,尤其夏天,树木郁郁葱葱,晚上花草飘香。八角楼周边,被树木包围,那怡人的感觉,植入他的心底,至今还在梦中见到。
说起老师,年轻的政治老师黄晓东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他说当时黄老师刚毕业,相较于老教师,就像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黄老师对学生好,同学们很喜欢他。
邵哲君的记忆,是应试教育背景下,催生的一种产物。他的回忆,说出了许多新生代的感觉,权且当做时间跨度中,一中衍生的人和事的一个缩影。
永泰一中鲤渚校区(2017年)
永泰一中犹如一幅长卷,漫长的时光演绎着无数人生精彩。那事、那人也许都成为过往,正因为这些纷叠的人和事,串成了一曲或低沉婉约,或高亢激昂的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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