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中春秋事
邵永裕
120年的悠长，谁都无法一眼望穿；120个春秋的色彩，让故事填满记忆，抒写成经历，令人回味。
永泰一中走过的120年，如果分成时段去品读，我们可以清晰见得她的前世今生。
本文作者84届高中校友 邵永裕
美国传教会牧师伊芳廷摄于1912年的“樟城全景图”，仿佛让人穿越时光隧道，再现百年前的一中。照片的上半部，犹如一个硕大的圆圈，又似阿拉伯数字“6”，这是伊芳廷当年创办的格致学堂校址（永泰一中前身）。山坡上的两座建筑，就是后来让莘莘学子魂牵梦绕的八角楼。周围的一片空旷地告诉我们，1912年，这所学校才蹒跚迈步。
2010年校园迁址鲤渚，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建筑风格亦宫亦园。它披着朝霞的色彩，依偎在大樟溪畔，展现出“龙峰启步履，百年风范承”的激情与豪迈。不管是老一中，还是新一中，物象撞击心灵，只是人们对它的表象认知。然而，人物谱写的轶事，鲜活了一中一路走来的样子。
我下笔时做了点功课。通过阅档、采访、闲谈等不同方式，了解了六位与一中有过生命交集的人，他们跨越60年，经历不同的年代。回忆着曾经的过往，往事也许零碎，但把零碎的片段串掇在一起，恰似《富春山居图》，虽然断残，却依然美好。他们的回忆，也许只是管中窥豹，但掠过的景致，依然展示出长卷的精彩。
格致学堂（1912）
“大跃进”时的一中
张孙亮，1958年秋至1962年秋任永泰一中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他生前曾回忆，刚接手主抓教学第一年，学校还处于正常状态，老师肯教，学生肯学，校园学习氛围浓厚。195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三十七八个，考进大学有20个左右，录取率达50%以上。那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只有学校这最后一块净土尚未波及。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通过15年赶超英国，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并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
“大跃进”的风愈刮愈烈，从工业、农业领域波及到教育领域。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学校强调学生劳动教育，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管理制度，组织学生淘铁砂、捶矿石、挑木炭、炼钢铁等劳动锻炼。课堂教学处于半停滞状态，即使是高三毕业班学生，也要参加劳动。加上粮食短缺，师生食不果腹，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师生炼锰场景（1959年）
1960至1961年，国家陷入三年困难煎熬期，师生饿肚子情况更加普遍；加上初级师范学校并入，学校改名“永泰中学”等系列工作的展开，人心涣散无法凝聚，极大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此间，师生情绪浮躁，无心教与学情绪弥漫校园，高考成绩明显下滑。到了1961年，录取率仅为20%左右。
1962年的高考成绩跌至谷底。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大环境所致：教与学都不上心，许多学生抱着熬到毕业的思想，参加了高考。其次，带队学生到闽侯三中参加高考的郑章赋老师意外身亡（因傍晚到溪里洗澡溺水），也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情绪，以致高考雪上加霜。那年，高考录取率只有8%。
经历了两年高考挫折，负责主抓学校工作的张孙亮，大胆向县委常委兼校长李常胜等领导提出了提升成绩的新举措：从高一年抓起，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狠抓课堂教学，高中学生尽量不安排劳动；抓好基础教学，扎实根基，以确保高考上台阶。这一系列建议，得到县、校上下的大力支持。当年高考成绩虽然不理想，但高一、二年级尖子生不断涌现，为随后打翻身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未曾敢想，这一让学校转回正轨的举措，正顺应了形势，符合了随后的政策走向，1963年教育秩序基本恢复，高考录取率提升到60%。他的建议和举措，反应及时，深得人心，为他当年被《福建日报》登报表扬，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永泰中学1963届高中毕业生合影
邵永祥，一中的骄傲
邵永祥，1960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他学习好，组织能力强，担任学生会干部。18岁在一中读书时，就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学生时代的锻炼，为其日后成长奠定了基础。
他是我的堂哥，村里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是村里读书孩子的偶像。他家住在我家对面的半山腰。我小时常用仰视的目光，看他的房子，其实是爱人及屋式的仰视。母亲教育我们时，常拿他做样。村里无数孩子听说他名字，都是从父母反复说教中得来的。
1979年夏季，在福州火车站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名声从村里传到村外。那年他回家探亲。那晚，我随同二哥和乡亲去火车站送行。乡亲们送的东西很多，有吃的，有用的。随行一溜人各自拿着他要带走的东西。进站检票开始，火眼金睛的民警，把目光死死盯在一个包装精美的箱子上。“这是什么？”“三用机。”“哪来的？”“姑妈送的。”“有没有证明？”“没有！”……一问一答，接二连三，民警穷追不舍，刨根问到底。情况越来越复杂，我们都在担心受怕，会不会被抓被关？同行的人担心他出事了会涉及到自己，吓得直冒冷汗。永祥和送行的主要人员被带进了值班室，做进一步审问。
当时，高档电器类产品，国内市场几乎空白。彼时，国门刚开放，走私产品源源不断从台湾涌入，长乐金峰成了购买此类产品的最大市场。购买走私电器属于违法行为，轻则没收，重则判刑。面对公安人员咄咄逼人的审问，永祥假话说不下去了，反复说着一句话：“证明没有，工作证有。”工作证黑皮烫金，里面写着单位名称和职务。公安一看证件，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立马予以放行。随行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公安一愣一愣的，刚才还凶巴巴的，怎么突然乌云突散，阳光明媚？原来他的单位隶属国防科工委绝密保护单位，位居厅级职务。如此之人，岂有走私之理。一张工作证，挽救了一场突发危机。
后来，新闻联播出现他在厦门开会的镜头，会后第三天，他出现在村里，喜欢八卦的人问这问那，他讳莫如深，一笑了之。按乡亲的评判：永祥是国家栋梁，他，非同等闲！
此后，“永祥”成了有出息的代名词。他不仅是村里读书人的榜样，也是永泰一中学子的骄傲。
秩序恢复后，一中高歌猛进
卢仲清，1962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小学高级教师，福建省劳动模范。他回忆一中生活，劳动画面占据了他大部分记忆。
高中三年，有两年时间基本上以劳动为主，不是挑炭，就是淘铁砂，教学活动是劳动之余的调剂。挑炭劳动安排在梧桐，每天都有船只从上游运来大量木炭，卸在大樟溪边，学生们负责不断地把炭挑到梧桐车站，然后用车拉走。
永泰中学62届高中毕业照
劳动课还有淘洗铁砂、捶打铁矿石。学生常在大樟溪埔埕段淘洗，洗尽的铁砂石送到县城北门炼铁厂；有时，捶打铁矿石。这些都是“浮夸风”的产物，为了实现那“钢铁产量翻一番”目标和口号。那时，学生记挂的都是劳动任务，无心学习，亦无时间学习。1960年至1962年，学校高考成绩每况愈下。
回忆这段历史，他最痛心于当时人性的扭曲。1958年暑假，他的表哥卢子云在一中读初三，住在4号楼（图书馆）楼梯间。暑假放假时，发现房间多了一条“反动标语”。结果，他被认定是写标语人，因此被判有期徒刑6年，送往了尤溪劳动教养，结果被折磨死于狱中。一个农民孩子，未经世面，哪来的反动思想？何以证明是他所写？
邵永基，1964年高中毕业，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设计师。回忆一中往事，仿佛昨天的故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永泰中学64届高中毕业照
1958年秋季，他从同安小学毕业后，就来到永泰一中读初一年。不知是龙峰园校区的校舍紧张，还是当时的办学需要，入学后，被分期分批分流到马洋分校上学。他说，60多年过去了，那所学校的样子有点模糊，只记得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北江滨水文站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外滩1号楼盘位置，要渡船过去。学校不是现在那种建构，像个祠堂，又像是一座很大的民房。同期去的有4个教学班，食堂、宿舍都在里头，班主任张陈坦。
在马洋分校学习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课、农技课多，经常在马洋附近参加种田、栽番薯劳动。上农技课时，学习嫁接水果作物等，农技课的生物老师刘岐人，名叫陈可大，政治老师是张孙亮副校长。那时，大家政治觉悟特别高，不管安排什么课程，都无怨言，认认真真上课，任劳任怨劳动。
第二年秋天，他回到了龙峰园校区。学校注重教学与劳动并重。那时，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学生安排繁重的劳动，就是为了完成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至于“浮夸风”学生感受深切。那年秋天，同学们被安排到马洋附近的溪边，参加淘洗铁矿砂劳动。砂的含铁量，学生一无所知，但要洗出大量的铁砂，交给学校送去炼铁，成为同学们责无旁贷的硬任务。
除了淘洗铁砂石，还去敲打铁矿石。矿山就在现在党校附近，炼铁厂设在对面（原酱崎厂）。挖了铁矿石，立马送去炼铁，确有“大干快上，一飞冲天”的浓厚政治氛围。
劳动课印象深刻的三件事：一是挑柴片。要为学校食堂到赤锡荷溪或城峰湖台附近挑柴片。由于当时缺乏运输工具，就派学生前往挑回。来回徒步，加上重担走上几十里路，同学们累的汗流浃背，甚至脚底起泡。默默地承受，这就是当时学生的品格。
其它的劳动课五花八门。参加过刘岐村支农割稻子，也参加过葛岭赤壁万宝山挖地瓜，还去过清凉极乐寺支农劳动等。所有的这些劳动地点，都是挺折磨人的，来回都要走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换成现在的孩子，不要说完成劳动任务，能走完路程的估计也是极少数。
初中三年（1958-1961），刚好遇上“大跃进”时期。同学们生活都很困难，除了确保不饿肚子，没有任何食物解馋。主食是稻米和番薯米。刚入学头一两年，主粮（米、番薯米）由学校提供，后期政府改变供粮政策，学校分给的粮食减少，要回家拿粮食来补充。
家校道路漫长，回一次家，至少一天。家在同安丹洋，单程一趟约有80里路。那时没有公路，全靠徒步前行，每一次家里早上出发，都要走到傍晚才会到校。半路上，午餐都是吃母亲捏的饭团。回校常常肩挑背扛，未到学校全身已湿透。要么换洗衣服，躲在被窝等着晒干，要么用体温烘干——这就看大家有无换洗衣服所决定。
高中的时候，劳动课大大减少，几乎没有安排，全身心投入学习，学校对高中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尽管如此，上高中的比例还是不高：初一年级时，一个年段6个班；上了高一年，一个年段只剩下两个班，102人。当时同安镇的读书人较多，同班的同学有10多个，记得他们名字的有檀万勤、连惠中、张守进、鲍道纯、檀承银、鲍华元、张守宜、余尔株、余尔银等。
1963年起，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校重视教学质量，狠抓“双基”，鼓励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毕业班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高考录取率直线上升，达到60%以上。1964年，全校各年段巩固教学质量成果；高考成绩稳步提升，参加高考被录取的40多人，福建省教育厅长（叶飞夫人），对我县高考成绩极为赞赏，拨款修建图书馆、修造校园道路，以示奖励。
我与何校长师生情
1983年秋季，我高考落选，总希望换个学校，换个校长来改变命运。于是，怀着寻找拯救者的心理，来到永泰一中“回炉”（补习）。
那时，何鑑唐校长名气很大。他在同安中学、大洋中学当过校长，并教过我政治课，我对他很熟悉。后来这种熟悉，变成了一种信仰。这须从他校长经历谈起。
他从一般校调到地区重点校，再到全省重点校，一次次的华丽转身，让他的声名鹊起。他在大洋中学当校长时，学校被列为全县唯一地区（莆田）重点校，高中学生参加福建省、莆田地区数、理、化竞赛屡获佳绩，县内其它中学却没有。这些荣誉，像个无形的广告，广泛而长久地植入学生及家长脑子里。于是，家长信仰他，学生崇拜他，总觉得进他的学校，考试必能金榜题。因此，辖区外的生源不断涌入大洋中学。
1981年秋，何鑑唐调任永泰一中校长，走后没多久，大洋中学取消了地区重点中学资格，一中升级为省级重点校。尽管三中还是“三足鼎立”（一、二、三中）中极具分量的一足，但光环逐渐向一中偏斜。凭借地利，全县优秀教师逐步向一中集聚，高考成绩逐年提升。于是，回炉生挤破头皮往他学校钻，便成了当时一道风景。为此，我和班上同样命运的六个同学，1983年秋季来到了一中“回炉”。
“回炉”就像炼铁差点火候，必须拼命地加温，以提升铁的韧性和纯度。那日子有点受罪，读书苦不说，精神压力大常人是无法理解的。秋季住宿学校，日子在苦读中度过。为了更好的学习条件，1984年春季，我与李钻连搬到校外亲戚家住。三餐伙食借用进修校食堂，这比学校食堂好了很多，尽管费用有点高——一中毕业班的同学，还是很多在进修校食堂用餐。那时不时兴父母陪读，也没条件陪读，吃好吃坏条件都差不多。若说差别，学校食堂伙食与进修校伙食就算差别了。晚上读书，学生几乎没有点心。肚子确实饿了，有钱的人就到校门口外吃一碗二毛钱的拌面或扁肉。没钱饿肚子熬到天亮是常事，这就是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时的学校硬件设施很简陋。学校没有一个像样的田径场、实验室、图书馆，更不用说有电脑室了。全校只有一台电脑，配置比286还要低。有天，晚自修前，何校长巡班路过我班级，与同学围在一起谈学校发展目标，谈到建设一间电脑室设想时，我印象深刻。“配备一台电脑需要1万元左右，电脑室必须铺上地毯、装上空调，做好防尘设施，装备一间30台的电脑室，至少需投入五十万元。”那时，老师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块，如此庞大的经费投入，何校长一直把它列为学校重大建设目标去努力，不知这目标在他任上实现否？
前排右一为何鑑唐老校长
“回炉”的生活，有如季节一般有冷有暖。我数学成绩历来优秀，以往的高考成绩，我都用数学分数来弥补英语的“缺腿”，因此，上过高考录取线，也接近高考录取线。这年秋季几轮考试下来，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到了次年春季，第一轮统考结束，成绩依然前排就坐。根据学校评定“三好生”标准，班级评了7个，我占了一席，这荣誉虽然不算什么，但在我眼里，至少算是对自己“回炉”成果的一种肯定。然而，许多愿望总是和现实对抗的，1984年，我还是受制于英语成绩，高考再次名落孙山。7名“三好生”中，我唯一爆冷出局。
然而，何校长记住了我名字，一直挂念着我、鼓励着我、温暖着我，让我走出黑暗，找回自信。走出校园后，我先去当了六年合同制教师。期间，他总是在每一年的元旦给我写信，肯定我素质，让我树立信心，不要放弃，鼓励“借青春绝地反击”。于是，我参加了自学考试，3年取得厦大法律专业本科文凭。两次（1985、1987年）参加全省招干考试，两次都上了录取线，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我把这段经历写入了拙作《梦魇如约》中。教师当到1990年，面对院校毕业生的纷纷加入，我面临被辞聘的威胁。路走到悬崖处，不转身就有掉落的危险。我又一次走进考场，1991年，终于圆了大学梦。此时，我已怀揣自学考试本科文凭。
何校长伴我这一路走来，呐喊、鼓劲，不断以我力量。他亦师亦友，推我不断前行。师范毕业后，第二次走上工作岗位，又考了另一本科文凭。我的奋斗不断践行着老校长谆谆教导：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何校长是我课堂的老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因此，我和校长多了一层亲切，他下校讲课，宁愿让我做饭给他吃，也不接受公家招待，就来自我们的彼此缘分和信任。
他把最后牵挂托付了我。我改行从政后，进过机关、下过乡镇，辗转又在教育局工作了4年，与他谈教育，就有了他许多感兴趣的话题。但2010年3月30日之谈，让我刻骨铭心：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谈！
这天早上，大约九点多，他到教育局，本想找张国安副局长，就永泰一中新校区建设问题，以及一中老校区（现为城关中学）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向他反映，张副局长开会去了，他顺便拐进我的办公室，精神矍铄地坐在我对面，就永泰教育话题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交流的话题很广泛，他回答了我许许多多道听途说，不得证实的事：比如他的家庭身世、学历文凭、职称让贤、不当校长、奖金交公、“农转非”指标转让等八卦问题。重点阐述了他对永泰一中发展目标的见解：“永泰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应在'精’字上下功夫。多培养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在学生录取名校上、录取率上求突破，让它成为全县其他完中的榜样，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然后达到'强’的目的。”
对于新老校区命名问题，他认为要传承百年文脉，保留校友归属感，应把龙峰园老校区保留“永泰一中”名称，鲤渚新校区（垱洲坂）可命名为永泰中学，并阐述了理由。
他还讲到了教育对永泰扶贫的作用，认为治穷必先治愚等思路。“如果一年考进1000个大学生，人均年收入5万，永泰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5000万元，这是政府扶贫款无法做到的。”（他自己帮助困难孩子上学，曾经拿出学生拜年的5000元，交给教育局关工委，寻找要帮助的对象。）
当时，他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新闻报道关于他写的报告篇目、报告场次、听讲学生的数量总是存在矛盾，我好奇向他求证。他说：“这些数字，我对谁都没提过，本来不想公开这组数字，但今天要说，报纸宣传的数字，好几年了还在用，大家读了，不骂我做表面文章？到今天为止，我撰写报告稿28篇，报告1077场次，听讲人数56.8万人次。”这是何鑑唐校长退而不休，几十年如一日，用心血凝成了一组沉甸甸的数字。
新生代的一中印象
邵哲君2008年永泰一中高中毕业，国内大学就读2年后，考入英国基尔大学攻读双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现定居伦敦，就职于新东方驻英国伦敦总部。
他是新生代代表，谈起一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应试教育下的环境和氛围。他说，上了高中，学校教学抓的很紧，除了周一到周五上课，连周末也补课。为了应付各种考试取得好成绩，学校无奈、老师无权安排更多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同学们只能遨游书山，日复一日地在苦读中度过。高中三年，由于校外活动少，缺乏团队合作锻炼，同学间互动、互帮意识不强。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校外活动，是高考后几个同学结伴，游览了方广岩。这算是高中时代，最奢侈的一次时间浪费。
龙峰校区新八角楼
对于校园环境，绿化印象良好，尤其夏天，树木郁郁葱葱，晚上花草飘香。八角楼周边，被树木包围，那怡人的感觉，植入他的心底，至今还在梦中见到。
说起老师，年轻的政治老师黄晓东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他说当时黄老师刚毕业，相较于老教师，就像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黄老师对学生好，同学们很喜欢他。
邵哲君的记忆，是应试教育背景下，催生的一种产物。他的回忆，说出了许多新生代的感觉，权且当做时间跨度中，一中衍生的人和事的一个缩影。
永泰一中鲤渚校区（2017年）
永泰一中犹如一幅长卷，漫长的时光演绎着无数人生精彩。那事、那人也许都成为过往，正因为这些纷叠的人和事，串成了一曲或低沉婉约，或高亢激昂的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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