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nalee Newitz
来源：编译自 Ars Technica
导读：最早的人格测试用作何处？你可曾想到身边的人许就有法西斯倾向？家庭暴力和体罚究竟对孩子有多大影响？73年前的一群大学教授为此揭开谜底，多年后他们有人投身教育事业、有人对课题陷入失望、有人无奈自杀……本文讨论独裁主义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
杂志、社交媒体中无不充斥着花样百出的 “人格测试”，诸如 “测测你是哪种动物？” 这种问题大家都不陌生。但人格测试最早出现时不仅一点都不鸡汤，甚至有段黑暗的历史，还有指导战争的作用——二战时的科学家以此手段判定人是否有独裁主义倾向、是否会加入纳粹组织。
194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希望搞清楚欧洲种族大屠杀事件的内因。而随着战争漂洋过海扩散到全球， Daniel Levinson、Nevitt Sanford 和 Else Frenkel-Brunswik 希望用他们的理性科研成果来反法西斯。他们发明了一套名为 “F-scale” 的人格测试，以此来判断人民是否有独裁主义倾向。
这项研究试图搞清人为什么会被希特勒洗脑，从而制定一个更理想化的计划改善教育，使年轻人质疑希特勒 “有我没他” 的极端策略。
人格测试的兴起
当时伯克利团队的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可以被细分成离散的特征。十九世纪之后，以普及优生优育理念而闻名的伪科学家 Francis Galton 等人，推崇 “人类性格可以像狗一样被测量” 理论。由这个主意产生的历史第一个人格测试是美国军方发出的，在一战期间测试士兵是否有患 “shell shock（注：炮弹休克症或弹震症，一种由战争冲击造成的心理疾病）” 的弱点。
那假如我们能测出士兵的 shell shock，为何不能测试城市人的反犹太主义和独裁倾向呢？伯克利的教授们就想这么做，这个点子为他们带来了心理学系发放的 500 美金立项费。次年，那三位教授创造了多个心理测试，并对伯克利分校的数百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书面交流。他们似乎从中获得了反映民主价值观的内容，比如一个商科学生告诉他们，他想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员工团队，让来自全世界的人一同工作。有些答案就没那么受欢迎了：一个法律系学生称他一直对犹太人有深刻认识，并称犹太移民很 “危险”，因为那意味着美国需要为一群在他国格格不入的人承受负担。
最终，他们的出版物吸引了社会学家 Max Horkheimer 的眼球，后者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会员，这个公民自由组织由试图制止俄罗斯屠杀犹太人的人创建。Horkheimer 为其资助了一些资金，并引荐了反乌托邦政治哲学家 Theodor Adorno。从此，该团队从定性分析扩展到量化框架，不断完善 F-scale 试验。
F-scale试验
为了创建这个测试，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反犹太主义与专制之间有密切联系的想法。虽然大屠杀经历表明屠杀犹太人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因果关系，但个人独裁倾向被更准确地描述为种族优越感。独裁者相信自己的组织优于任何他人。Frenkel Brunswik 做了大量采访并写了《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该团队据此调整工作方向，测试人们对黑人、菲律宾人和移民的偏见。这本书指出所有权威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是厌恶与他们不同的人，并觉得对方 “不可思议”。这类人即使不反犹太人，也会反感其他种族。
另一个发现是，独裁者往往不信任科学且不喜欢用想象力来解决问题。他们宁愿固守社会组织提出的传统方法。许多人认为，武力是处理冲突的最佳途径、战争是人性的必然产物。
另一种人格特质与性有关。独裁者顽固地反对同性恋，偶尔还暗示同性恋应该被杀死或下地狱。但更普遍的是，他们对调节其他人的性生活着迷，经常猜测他们厌恶的群体有 “狂野的性生活’，不论对方是艺术家、弱的政客还是少数种族。
总体而言，伯克利小组认为独裁主义者愤世嫉俗，因为他们相信强力统治弱者是一种趋势，这也是为何独裁者喜欢制定规则、镇压异见。
由于这些调查结果，F-scale 最终用于衡量民族主义、迷信、侵略、犬儒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是否因权威主义而对他人性生活过度感兴趣。研究小组开始在更大范围收集数据，他们在俄勒冈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工会、退伍老兵、圣昆廷监狱囚犯、精神病诊所进行了大量测试。
如果你想看到最初的 F-scale 测试题，可以寻此链接前往(http://arstechnica.polldaddy.com/s/where-do-you-fall-on-f-scale)。你的分数越高就证明越接近专制主义。
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研究小组在 1950年 出版了《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书，将其研究结果公之于众，让人们更加理解法西斯独裁者和右翼权威主义的诱惑。通过案例分析、心理学研究以及复杂的社会理论，给出了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民群众如何容忍大规模灭绝本国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智力历史学家 Martin Jay 汇编了 “偏见研究五部系列”，此书是其中的第一部，该系列还有《Leo Lowenthal's Prophets of Deceit》，探讨如何宣传才能激发对特定种族的仇恨。
在 1945年，美国需要经验来避免出现类似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这本书的出版恰巧给出了些许答案。
当时正处冷战期间，伯克利的教授们被迫要求签署效忠协议，以证明其没有与俄国共产党有关。但他们后来过的都不太好， Frenkel-Brunswik 还于不久后自杀了。
在 20 世纪 50年 代后期， Frenkel-Brunswik 去世后，《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和其作者被认定为对社会心理学开垦极为重要。Sanford 被复原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但拿回欠薪便因对教育系统不满而辞职出走，随后创建了一个成功的非营利性组织。
一位如今的独裁主义研究人员 Federico 表示，《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的理论被沿用至今。他认为概述最核心的论点是：个体间存在个性差异，比如在是否更喜欢社会权威的清晰线条、严格的社会规范、社会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上。另外，独裁主义倾向严重的个体在面对和他们不同的人时是偏激的。他们更倾向于被体现出不容人、乐于攻击（被认为造成社会威胁的）少数民族的政治人物吸引（比如正参选美国总统的 Trump）……
矛盾的信念
也许取得这项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其实属于最根本的科学突破贡献。该研究首次定量的证明，人们往往有相互冲突的信仰。Jay 认为该书的基本直觉是人有表面的信仰，但如果往下深挖，会发现他们有不同的一面，且有意和无意之间的动机存在千差万别，这能解释人为什么会出卖自己的理想。
这种内部冲突在该书中经常被提及，比如当人称自己为民主价值观的冠军时，却表达出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废除选举制。另一寻常现象是测试对象称自己没有偏见，但随后便用强烈的负面刻板印象来形容犹太人、黑人、日本人和 “阻特装者”（注：zoot suiter 直译为穿灯笼裤的人，这种穿着就像 2010年 的 hip-hop 风格，用于象征自豪感和文化权力）。
很多做过 F-scale 测试的人回想起 1943年 在洛杉矶发生的阻特装暴动，一场持续一周的出于种族动机的暴乱，矛盾双方分别是白人水手和美国墨西哥人阻特装者。
阻特装者，Rudy Lopez 拍摄于 1940年 代
做伯克利小组的人格测试的独裁主义者，往往认为自己比实际更民主。这有助于解释同类型的德国人为什么会 “出卖理想” 去搞种族灭绝。其表面与本质深深矛盾，而偏见的一面往往胜出。
当研究人员看到了这一点后，开始怀疑是否表面和深层的信仰冲突可以用精神分析来解释。他们试图将研究结果套用到弗洛伊德理论中——潜意识会影响主动意识。当时弗洛伊德的理论仍被认为是严谨的真理，他认为人们很多无意识的欲望都来自童年时期的镇压暴力以及性感受。因此，《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作者们去观察专制者们的童年，发现他们往往生养在严格体罚的家庭中。
研究人员推测，被动遵守严格的规则容易引发年轻独裁政权者的愤怒，但他们往往压抑自己、使自己听话。当所有的愤怒积攒多年后，他们终于忍不住了，通过屠杀犹太人来泄愤。在不得不高度服从权威而压抑对其敌意后，人需要瞄准到其他的方向，逐渐导致人变得偏激、偏激…
如今心理学家采取更直接的方法解释，“基本上，我们是从父母处获取信仰与价值观，” Federico 说，“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有独裁倾向，他很有可能一直用专制的眼光学习和观察世界。”
独裁的父母容易养出独裁的孩子
不过，政治学者普遍否定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部分原因是因为太过专注于家庭忽视了儿童在外界受到的影响，忽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可能支持专制态度的文化，也忽略了政治精英发挥的作用。
独裁者是怎么被激活的？
21 世纪的心理学家仍在努力完善测试，以发现潜在的独裁倾向。不过大部分测试其实都沿用了 F-scale 的假设，右翼独裁者倾向于阻止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更赞成传统，相比于多样性更喜欢大一统。如今最常见的独裁倾向测试来自政治学家 Karen Stenner，这里列出四项测试中的问题：
1.哪一个是你觉得对儿童更重要的：独立还是尊重传统？
2.哪一个是你觉得对儿童更重要的：服从还是自我主导？
3.哪一个是你觉得对儿童更重要的：考虑周全还是规规矩矩？
4.哪一个是你觉得对儿童更重要的：充满好奇心还是彬彬有礼？
独裁者会回答，孩子应该尊重传统、服从、规矩乖巧、彬彬有礼。但看到这一定会有人反对，听话的孩子怎么就会参与到种族灭绝中了？Stenner 认为，这中间存在一个 “激活” 动作，简单来讲，受到威胁时会触发他们隐形的一面，比如知觉认为当前的社会规范在变，社会正在变得多样化（宗教、种族等等）。
Federico 认为 Stenner 的激活理论能解释现如今的独裁主义者如何变多，随着独裁统治者越来越多。“独裁者被一些现象激活，比如美国有了黑人总统、婚姻平等的崛起、美国人口变得不那么白等等。” Federico 说。
那么，我们能通过科学来组织法西斯主义滋生么？
那本书遗留下来的理论将继续帮助政治学家了解投票给独裁者的选民心理，而最近的研究已经阐明为何它有时在威胁社会规范。但有一点尚未找到答案：到底能否利用对独裁主义心理的理解，来反制其滋生？
问题难以回答，因为所有证据都表明人都会持有隐性偏见。当我们试图阻止法西斯主义萌生时，实际上是在对抗人的无意识动机，而它是无法去除的。不过该书认为我们应该从改善儿童教育系统做起。
假如孩子具有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他们会试着主动理解社会变革和多样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那本书的联合作者 Nevitt Sanford 将余生致力于儿童教育，Frenkel-Brunswik 则倾注余生在探索儿童偏见发展上。
Adorno 是其中最悲观的作者，他认为激进的右翼宣传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会唤醒人的无意识偏见和情感。他还联合 Max Horkheimer 写过一本名叫《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书，探讨了如何将启蒙教化工具化，比如科学时代让独裁集团有了更精明的工具——媒体、文化产业，亦或者说广播、电影等。而其在书中提到的担忧至今还在，正如今天很多政治分析家很难理解那些反科学的宣传，比如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长城。
在我们完全理解大脑中的自我欺骗机制前，很难有万无一失的办法阻止人们形成非理性偏见。但仍留有希望，指出法西斯主义是由专制家庭、专制政府强迫人们接受的，这股力量居留在人民心中，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也有一种宽容的情感或许会胜过偏见：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宽容接受能让人获得更多快乐。法西斯会为此产生潜在的罪恶感，因为他们经常要违背当时的社会标准，但宽容的我们显然比偏见更快乐。所以，当民主宣传本身就是理性和克制的，我们不必呼吁正在往法西斯方向偏的人的情感。如果恐惧和破坏性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情绪，那爱则属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