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村子在旧街乡枣园村，从我家朝西看，连绵不断的山包环接处有两棵迎客松，一座高高的庙宇，学校在山那边。
学校是村庄的一个庙宇改修的，木质戏台的左面为小学部，右面为初中部。山路单程五华里，我们一天一个来回，路经一条村河，一条山水河，一道叫做“狗儿脑”的悬崖陡坡，一弯子梯田玉米地，一块麦田，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红沙坡，赤色的沙子沙块像一个区域内生活久了的人，从这个坡攥一把撒到另一坡上，刚辨时识得清，再看便找不出区别。
我们是联校调整后到该校的第一批“跑学生”，中午带饭，我们把学校称作“校房”，学校称我们为“带饭生”。
我在清晨六点钟起床，吃饭、洗漱，背一个用帆布手套改制的大书包，包带上挂上饭盒。我们先在迎客松下聚齐，七点整，二十人的“大部队”向西开拔，到校后不进教室，抢着去厨房里“占火”。学校在戏台上专门给住宿老师搭了个大厨房，盘着两盘炭火，有一口盛水的大缸。用饭盒占住火圈边第一轮、二轮位置，中午便会有一顿热腾腾的饭食，那样即使饭后只能用盒盖舀些大缸里的凉水喝，却也不至于太难熬。
“占火”在半个月后结束，我们发现语文老师会在我们或上课或聊天或发呆的上午的时间里，去调整饭盒“站队”的顺序。老师姓赵，名玲，是我们班主任，丈夫也在本校任教，他们在校园里有一个临时小家，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一个两三岁的女儿。老师说：“太阳伟大，因为它普照大地，火苗应该向太阳学习。”她说，“我们应该向火苗学习。”
在老师“火苗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带饭生”主动分组为大厨房的大水缸抬水，为老师小厨房的小缸里送水，也在中午时轮流去老师家里拎开水。有了热水热饭，熟悉了学校环境，跑学的日子便在周一至周末、期中至期末间快速起来，身体与思维在家与学校间旋转，在山的这边惦念山的那边，在山的那边惦念山的这边。
上午的课间，也会微微走神想一想“火苗普照”的饭食，热度会不会刚刚好？味道会不会很可口？夏炎冬寒，风里雨里的跑路人，总会把有温度的饭菜当作是家的寄托。
满满的渴望下，会产生深深的失望。一天中午，我在火台上找到自己的饭盒，盖子好好盖着，饭菜没有了。早饭吃得早，午饭丢失了，强烈的饥饿与委屈如山风般侵袭全身，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我却不敢把事情说出来，太丢人。
那一天除了我，似乎一切都好，都是原本的样子。我若无其事地把饭盒洗干净，若无其事地和同学说笑，挺直了腰杆上课。我对自己说：“过去今天就好了。”
但从那一天开始，我饭盒里的饭菜再没有完整过，有时被挖去一半，有时米还有，菜没了。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滴进我吞咽着的剩饭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再把饭盒“排”进厨房，我宁愿冷着吃，几天后终于被老师发现了。她在我们吃饭时间走进教室，特意去摸了摸我的饭盒，问道：“为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那个中午，我在老师家里吃到了一碗淋了辣椒油的热腾腾的面条。那天下午，“饭贼”找到了，是比我低一届的一个男生，还在小学部上课。他好奇“带饭生”都带些什么饭，揭开后忍不住尝一口，挑其中感觉好的一份吃掉，从此吃成了习惯。他说他只是在第一次没忍住，其余都留了我的份，我尴尬不已，其他知情人大笑。
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赵老师说窃饭不算偷。
那天之后，朝迎旭日来，暮踏夕阳归，热饭热水，一切如常。
可冬天来了。
那时候没有棉校服，也没有羽绒服，天越寒，身上加的衣服就越多，衬袄、夹袄、厚袄、帽子、围脖、手套。身上的衣服太厚，致使书包从肩上不断下滑，只能用手拎着。钢笔皮管里吸进去的墨水，到学校就会冻成墨冰。
老师把教室的座位进行了调整，跑学的学生都安排在离火炉近一些的位置，我尤其是。我的手已经冻伤，手背上布满红点，手掌肿得像馒头。老师特意准备了感冒药和冻疮膏，她的家成了我们惯常的聚集地，在那里取暖、喝水、借书、借衣服与鞋子，甚至有同学课间病了去借床休息。其间我的海蓝色铅笔盒冻裂了，去和她借过一次针线包，结果我手肿拿不了缝衣针，还是她一针一线替我缝好了。
山水河结了厚厚的冰，狗儿脑坡的“狗鼻梁”处也被山泉冻住。老师看过后，教我们在那处地方蹲着走，她说这样即使是滑倒了，也不会摔伤。
开水的用量也日益加大，从每天的一壶变成两壶，记忆中，三年里那两壶开水从没断过。
“有困难找老赵”，成了当时同学们的口头禅。
后来才知道，那天天拎来拎去的暖壶，是老师自掏腰包为我们买的。也是在后来才懂得，教学任务重并带着两个孩子的老师，坚持每天中午饭点用炭火烧开两壶水，时间上有多紧张。
多年后“带饭生”聚会，谈得最多的就是当时还不老的老赵，每个人都能同我一样，列举几件事里她给予的贴心温暖。
“火苗精神”，成为日后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的座右铭，大家或从医从教，或从商从农，虽只是沧海间平凡“一粟”，却都以“火苗”能量，尽力温暖他人。
我们常常在山的这边仰望山的那边，那里，刻着浓浓的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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