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村子在旧街乡枣园村,从我家朝西看,连绵不断的山包环接处有两棵迎客松,一座高高的庙宇,学校在山那边。
学校是村庄的一个庙宇改修的,木质戏台的左面为小学部,右面为初中部。山路单程五华里,我们一天一个来回,路经一条村河,一条山水河,一道叫做“狗儿脑”的悬崖陡坡,一弯子梯田玉米地,一块麦田,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红沙坡,赤色的沙子沙块像一个区域内生活久了的人,从这个坡攥一把撒到另一坡上,刚辨时识得清,再看便找不出区别。
我们是联校调整后到该校的第一批“跑学生”,中午带饭,我们把学校称作“校房”,学校称我们为“带饭生”。
我在清晨六点钟起床,吃饭、洗漱,背一个用帆布手套改制的大书包,包带上挂上饭盒。我们先在迎客松下聚齐,七点整,二十人的“大部队”向西开拔,到校后不进教室,抢着去厨房里“占火”。学校在戏台上专门给住宿老师搭了个大厨房,盘着两盘炭火,有一口盛水的大缸。用饭盒占住火圈边第一轮、二轮位置,中午便会有一顿热腾腾的饭食,那样即使饭后只能用盒盖舀些大缸里的凉水喝,却也不至于太难熬。
“占火”在半个月后结束,我们发现语文老师会在我们或上课或聊天或发呆的上午的时间里,去调整饭盒“站队”的顺序。老师姓赵,名玲,是我们班主任,丈夫也在本校任教,他们在校园里有一个临时小家,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一个两三岁的女儿。老师说:“太阳伟大,因为它普照大地,火苗应该向太阳学习。”她说,“我们应该向火苗学习。”
在老师“火苗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带饭生”主动分组为大厨房的大水缸抬水,为老师小厨房的小缸里送水,也在中午时轮流去老师家里拎开水。有了热水热饭,熟悉了学校环境,跑学的日子便在周一至周末、期中至期末间快速起来,身体与思维在家与学校间旋转,在山的这边惦念山的那边,在山的那边惦念山的这边。
上午的课间,也会微微走神想一想“火苗普照”的饭食,热度会不会刚刚好?味道会不会很可口?夏炎冬寒,风里雨里的跑路人,总会把有温度的饭菜当作是家的寄托。
满满的渴望下,会产生深深的失望。一天中午,我在火台上找到自己的饭盒,盖子好好盖着,饭菜没有了。早饭吃得早,午饭丢失了,强烈的饥饿与委屈如山风般侵袭全身,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我却不敢把事情说出来,太丢人。
那一天除了我,似乎一切都好,都是原本的样子。我若无其事地把饭盒洗干净,若无其事地和同学说笑,挺直了腰杆上课。我对自己说:“过去今天就好了。”
但从那一天开始,我饭盒里的饭菜再没有完整过,有时被挖去一半,有时米还有,菜没了。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滴进我吞咽着的剩饭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再把饭盒“排”进厨房,我宁愿冷着吃,几天后终于被老师发现了。她在我们吃饭时间走进教室,特意去摸了摸我的饭盒,问道:“为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那个中午,我在老师家里吃到了一碗淋了辣椒油的热腾腾的面条。那天下午,“饭贼”找到了,是比我低一届的一个男生,还在小学部上课。他好奇“带饭生”都带些什么饭,揭开后忍不住尝一口,挑其中感觉好的一份吃掉,从此吃成了习惯。他说他只是在第一次没忍住,其余都留了我的份,我尴尬不已,其他知情人大笑。
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赵老师说窃饭不算偷。
那天之后,朝迎旭日来,暮踏夕阳归,热饭热水,一切如常。
可冬天来了。
那时候没有棉校服,也没有羽绒服,天越寒,身上加的衣服就越多,衬袄、夹袄、厚袄、帽子、围脖、手套。身上的衣服太厚,致使书包从肩上不断下滑,只能用手拎着。钢笔皮管里吸进去的墨水,到学校就会冻成墨冰。
老师把教室的座位进行了调整,跑学的学生都安排在离火炉近一些的位置,我尤其是。我的手已经冻伤,手背上布满红点,手掌肿得像馒头。老师特意准备了感冒药和冻疮膏,她的家成了我们惯常的聚集地,在那里取暖、喝水、借书、借衣服与鞋子,甚至有同学课间病了去借床休息。其间我的海蓝色铅笔盒冻裂了,去和她借过一次针线包,结果我手肿拿不了缝衣针,还是她一针一线替我缝好了。
山水河结了厚厚的冰,狗儿脑坡的“狗鼻梁”处也被山泉冻住。老师看过后,教我们在那处地方蹲着走,她说这样即使是滑倒了,也不会摔伤。
开水的用量也日益加大,从每天的一壶变成两壶,记忆中,三年里那两壶开水从没断过。
“有困难找老赵”,成了当时同学们的口头禅。
后来才知道,那天天拎来拎去的暖壶,是老师自掏腰包为我们买的。也是在后来才懂得,教学任务重并带着两个孩子的老师,坚持每天中午饭点用炭火烧开两壶水,时间上有多紧张。
多年后“带饭生”聚会,谈得最多的就是当时还不老的老赵,每个人都能同我一样,列举几件事里她给予的贴心温暖。
“火苗精神”,成为日后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的座右铭,大家或从医从教,或从商从农,虽只是沧海间平凡“一粟”,却都以“火苗”能量,尽力温暖他人。
我们常常在山的这边仰望山的那边,那里,刻着浓浓的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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