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要解决国家层面的“人才增量”问题,重中之重就是立足本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尤其是创造条件扶持年轻教师的成长。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启动中国大学“两个一流”建设方案。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的竞争力,大多数高校将目光转向了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校之间新一轮“人才竞备”再次袭来。
在各种评估体系中,大学不得不经常“盘点”自己的“家底”,其中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往往携带着大量的荣誉,这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权力,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稀缺资源,因此也迅速成为各大高校的“猎取对象”。
一手抓培养,一手抓引进,这是各个大学恪守的通行做法。虽然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两只手既要讲平衡,也要讲协调。但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负责人才工作的两只手逐渐失衡了,大学更倾向于在引进人才上花大力气。再看看每个大学预留的住房、办公场所和行政岗位,也多是为引进人才而备。一个大学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一大部分资源向引进人才倾斜时,原有的人才开始不平静了,甚至也开始躁动了,纷纷萌生了“跳槽”的念头。于是,大学之间“相互挖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用“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形容今天的人才争夺局面,再逼真不过了。
相信大学校长都明白,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工程。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了大学校长的“科学规划”。在各种“看不见的手”的隐性指挥下,负责人才工作的两只手逐渐凌乱了,没有了章法。当我们批评大学的急功近利时,更不能忽视运行于这个社会深层的一种行政性、官僚性、结构性的急功近利。
这些“看不见的手”就是强加在大学之上的各种评价体系,尤其是各种违背学术生产规律的行政指挥,以经费当诱饵涂抹着大学的发展蓝图。要知道,这些经费往往携带着明确的考核指标,比如学科排名指标和高层次人才数量。然而,在考核问题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耐心,通常都设定了三年考核周期,完成指标方可获得后续滚动资助。要在三年内培养出高层次人才,谈何容易?重压之下,唯一“切实可行”的发展“捷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人才,其结果就是带来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甚至浪费。
在地方思维和行政思维暗中干预下,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被部分地架空了。地方政府需要知名大学提升本地形象,而提高大学知名度的最快方式就是引进人才。地方政府深谙此道,在经费预算上往往会划拨一大部分指定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大学如何在短时间内“突击花钱”,又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声誉,其共同的答案是卷入全国性的“挖人大战”。结果是,高层次人才被明码标价,水涨船高,人才引进已经不是自由流动那么简单了。
人才流动的恶性竞争,同样离不开高校本身的政绩思维。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行政权力开始主导“大学之道”,人才引进已经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了一起。培养或引进多少高层次人才,是组织部部长压在人事处处长和学院院长那里的“硬性指标”。在政绩工程面前,为官一任,谁来为大学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两个一流”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并非意味着某个学校或个别学校的强大,而是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强大,是教育事业对国家“两个一百年”计划的根本性承诺和使命。因此,如何解决“人才存量”和“人才增量”的关系问题,是每个大学都必须反复思考的“两个一流”建设命题。不得不说,如今的“挖人大战”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存量思维”层面,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内部的、局部的、工具性的人才流动和资源调整。
在资源配置效果上,如果说“人才存量”是物理反应,那“人才增量”则是在寻求一场普遍的、深刻的化学反应,而“增量思维”无疑是“两个一流”建设的主导思想。如果不能站在国家立场上正视总体性的“人才增量”问题,那这场人才争夺战势必陷入无序、混乱、没有格局的恶性竞争。
显然,要解决国家层面的“人才增量”问题,重中之重就是立足本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尤其是创造条件扶持年轻教师的成长,这是解决人才增量的主体路径。在引进人才思路上,也要高端定位,长远谋划,最大限度地考虑引进人才对现有团队和青年教师的带动效应,而不是将其作为“装饰门面”的外在符号。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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