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王土”的格局啥时结束的？

孟子有个理想：让普天下百姓家家分得五亩宅基地，房子周围种上桑树，有了桑叶便好养蚕，五十往上的老人就能穿上丝绵了。再养上一群鸡猪家畜，七十往上的老人就能吃上肉了。《礼记》不是说吗：“（人）五十始衰，六十无肉不饱，七十无绵不暖……”

当然，更重要的是每家授给良田百亩，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孩子们吃饱饭，再去书塾学习孝悌之道；往后家里的重活累活，年轻人抢着干，老辈儿只管享清福——王道乐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孟子这张蓝图，是按井田制的理想绘制的。井田制相传兴于商代，盛于周朝。就是把九百亩一块方方正正的农田，按“井”字划为九格，每格一百亩；周围八格分给八户人家，中间一格是公田，由八家共同耕作。田是国君分给贵族的，不能买卖；不过田主除了享有公田收益，八家还要向他纳贡。这就是《诗经·北山》所说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孟子是个宣传家，只管绘蓝图，不论可行性，自然也没有实践的机会。倒是西汉末年有个外戚王莽，不但全盘接受了这套理论，还试图付之实施。于是关起门来设计了一套“新政”，包括将天下农田统统收归国有，改称“王田”，庶民不得私下买卖。并按井田古制，规定一家八口只能占地九百亩，多余的要分给别家——本意是实践“耕者有其田”的儒家理想，结果适得其反，如同给已经点燃的社会矛盾泼了一瓢热油，最终王莽连同他的井田新政一同在这场大火中化 为灰烬。

后世学者马端临在所著《文献通考》中写了一篇按语，专门分析王莽的失败原因。他说，要实施井田制，先要给农田分出等级：年年能种的上等好田，每家授一百亩也就够了。若是隔年轮种的中等田地，一家应授二百亩才行。而三年轮耕的，一家则要授三百亩。这就需要官府对土地的肥瘠做全面翔实的调查。
其次，好田分给七口之家，中田、次田分给六口、五口之家，这又要对百姓的户口有准确把握。而“上农”（勤劳能干者）可以养活九口人，次一等的养活八口，再次的养活六口；因而对农民的勤惰素质，也要有所考察。此外，授田制度还涉及年龄的长幼、职业的区分，这都需要当权者全面把握，他们做得到吗？
文章接着说：周代实行“封建”制，土地分封给公侯伯子男，大者百里，小者五七十里。小国寡民，立法容易。那些国君领主，不过就是大地主，对辖下的农户了如指掌，实行井田制相对容易。
可是经过春秋兼并，至战国七雄，国家强盛，地广人稠。各国君主野心勃勃，对百姓漠不关心，井田法的弊病已经凸显出来。再到汉代，官员调动频繁，哪有时间了解地况民情？百姓打个田土官司，还有拖上几十年的呢，何况分田这样的大事，能做到公平合理，当场拍板吗？再加上胥吏从中捣乱，要想全面推行井田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端临最后说，三代而上，田产不是庶人所能拥有的，一切还好办。秦废“封建”，庶民可以拥有土地，井田制的条件已完全丧失。后人要想恢复井田法，就要强夺庶民的田产，引来广泛的怨怼，因而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必然的。
马端临（1254-1323）是宋末元初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政治经济有深入研究。所著《文献通考》集古代典章制度之大成，备受学者推重。只看这篇按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单独摘出来，便是一篇见地不凡的经济学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所称的“封建”，与今天我们常说的“封建”不同，系专指商周分封制。而自秦代始，改“封建”为“郡县”，土地不再是王者及贵族所专有，庶民也可拥有并买卖。这本来是一大进步，却又导致另一弊端，即田土兼并迅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当此之时，孟子的“农家乐”图画，就显得格外诱人。因而呼吁恢复井田制的，代不乏人。——他们呼吁的是一种公平精神，却往往忽视了井田制“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背景，耕种者被束缚于“王土”之上，其“王臣”的身份略等于奴隶。

也有人认为，马端临虽然明察秋毫，但仍不免为古书所误。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以“井”字规划农田的做法，即便在平原地区，也是不易做到的。孟子所鼓吹的井田制，大概始终是纸上谈兵，除了王莽的失败试验，应该从未大规模实行过。——即便如此，马氏的分析仍可视为对这种构想的全面质疑；至于轻信古书的错误，可以忽略不计。
(本博客文章均为自创，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