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一本书，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的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他在前几日在观察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何超越 因为中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本书在很多地方讨论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通读全书对中国崛起和工业革命本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才能够真正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
因此，尽管《国富论》出版已将近250年，尽管那么多的笔墨已经挥洒在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上，当代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黑暗中探索经济发展的秘密——那个神秘的能启动企业组织爆发式增长的“双螺旋”自我复制机制。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
在经济学的另一个极端，单纯建立在边际分析和资源分配基础上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数学优美，却仍然面临如何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出发，来推导出国家层面工业革命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艰巨挑战。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大家慢慢去品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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