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府学

清代云南科举有特例，为他省驿站所无，凡中举人者，按例须到京城再试（会试），又叫礼部试，因在春天举行又叫春官试（即春闱）。上京的人，不只本届中式的举人，还有往庙春闱落第的举人，云南离京城远，朝廷给予照顾，特准使用驿站马匹，由学台将名额报给云贵总督，颁发一凭证，称为“火牌”，中了举人为“大新爷”，多爱坐轿，有亲友送的程仪，招摇过市。
红河县的迤萨原为元江县，到光绪末年，前后四十余年间，出文举人一名，贡生三人，武举人三人。民国元年（1912）开办新学，到1918年学生由7、80人升到150人，1919年后又开办高级小学二班，1924年开办了安邦、莲花塘、坝罕、安庆四个小学。原来居民为沙人，后为卜族；明末汉人才由石屏建水迁来，初时反有瞿、张、马、赵、段、高、李、徐八家的始祖与卜族杂居。附近的小村“安邦”住户为卜族，安邦原称“阿把”后演变成了“迤萨坝（巴）”。
建水文庙为地方优秀人才的储才养望之所，官府发挥庙学的优势，设学正1人，训导2人，专门管理、购置学田进行招租，放债生息，能保证庙学长年运转，进入临安府学的学生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员三类；其中廪膳生定额40名，为成绩最优者，有廪米等补助。为满足滇南学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建水知州赵士龙申请增设州学，次年在文庙东明伦堂设立州学，州学学宫有廪膳生30名，增广生和附学生员无定额。学科内容与府学相同，即“一庙两学”也。明洪武年间（1368～1398）建水还设立过元江府学，因元江府学人员太少，只好招收临安学子，教官寓居临安，天启二年（1623）正式把元江府学迁到临安，设于建水州学左边，遂有“一庙三学”了。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学生增多，元江府学才迁往元江。
道光十七年（1837）临安知府郑绍谦在城内建书院，光绪时知州章于锦又在北部建了曲江书院。在城西有临安、元江、普洱、开化四府生员举行科考的提督学政考棚。在曲江、普雄、乍甸、西庄、南屯、攀枝花开办点六所义学。建水文庙的“庙学府”共培养了110名文武进士，1273名文举人。
临安府明清时为云南一个大府，滇南重镇。当时临安、普洱、元江、开化（文山）四府以及广西直隶州（今泸西）的生员都要到建水学政考棚参加考试，合格者才能到省城参加乡试，三年两次考试，每次考五场，每天一场共五天。应试者听到考官唱名，便鱼贯而入号舍，鸣炮封龙门及号栅，交卷时才开门，四府人多采用逐场淘汰的方式，每场出一次榜，悬于大门照壁之上，为防错乱，考选的优才分到各县列榜。
建水在明朝正统七年（1442）刘缙第一个考中进士。
明清时只有通过小试，即俗称的童子试，成为秀才才能参加乡试的。秀才要通过岁试、科试，才能有资格参加，科试在乡试之前举行，可以认为是乡试的预考，通过科试的秀才才被允许参加“省考（乡试）”，即淘汰赛。如果没有通过科试，则叫“落海”，落海者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称为“考遭才”。乡试（即秋闱）中式即为举人，可参加礼部的会试，考点则设在京城。
会试又称“礼试”，因在春节举行又叫“春闱”。会试考三场，每场三昼夜，由于中间要依次换场，实际为九天七夜。第一场八股文，从四书五经里择材料出的题；第二场考官场应用文，分上下往来的公文和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两种；第三场考策问，涉及的是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方法。科考在当时是朝廷的一件大事，为确保考生顺利进行，开考后号舍就会上锁，其间发生什么事也不能开锁（火除外）。号舍一律南向成排，长的有过百间，短的也有5.60间，巷口门头大书某字号，如同昆明螺丝湾的某栋某区几楼几街几号一样，备有考灯和水缸，可供考生夜间行走，白天饮水之用。考间伙食由考生自备，时间长、天气闷有的饭菜发霉变质，所以考生一般多以干粮充饥，可谓辛苦极了，不象如今至少有方便食品。
号舍左右两壁为砖砌，离地一二尺之间，砌出上下两道砖托，以便在上面放置上下层才板。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书案（桌），下层木板为考凳，夜晚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用来睡觉。因号舍长度只有四尺（1.33米），人睡无法伸直，而且号舍没有门，考生自备油布作门帘以防风雨，九天七夜里，考生答题和食宿全在号舍里。在每排号舍的尽头有一间粪号，谁去上厕所不能说话，只能用牌子来表示，牌子正反两面都有字，正面写“入静”、背面写“出恭”（出恭来原于此）。
秋闱时吃住在狭小的“太空间”里易中暑生病，食物中毒有意外死亡的，有被虫蛇咬死的，打扫卫生很重要。为防考生在饭菜里夹带作弊答案，进场时，卫兵会用刀叉将食物翻挑检查。最后一道是进龙门，如果查出违禁品，则前面两道门的兵勇都要治罪，违禁考生将革除一生的功名，还要捆绑在贡院门前的木柱上示众两三个月。科举事关士子们的终身大事，作弊就成了非常慎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