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汽－大众成立25周年，借此，这家位于长春的合资车企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对历任领导人的回忆。然而，关于其第二任总经理陆林奎的内容却并不算多。
事实上，在一汽，甚至中国汽车行业，陆林奎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陆林奎，1945年出生在上海，1970年4月到一汽工作，在铸造厂做落砂工。此后，他历任一汽质量处技术科科长、质量处处长。1985年7月起，陆林奎担任一汽副厂长，1990年升任常务副厂长（后为一汽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先后分管过人事劳资、教育、质量改进、协作配套、制造技术、工厂发展规划和卡车出口等多项业务工作。
1996年，陆林奎临危受命，出任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第二任总经理。
此时的一汽-大众工厂建设进度缓慢，捷达汽车遭遇市场困境，甚至已经出现了德方内部讨论是否要退资的传闻。陆林奎上任后通过种种措施，扭转了合资公司的亏损局面，到2001年，奥迪A6已顺利上市，宝来提前两个月投产，仅捷达单一车型的营业额就是他上任时的4倍。
正当外界及董事会给予一汽-大众及陆林奎好评之时，突然传出了换帅的消息。此前，国内另外两大汽车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已经分别发生了自杀和突然失踪的事端，陆林奎的离职无疑令人疑窦丛生。对此，外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2年6月，传来陆林奎受聘于德国大众公司的消息，任大众汽车变速器（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该公司获得“大众质量管理卓越奖”——大众汽车集团每年度对其所属企业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最高嘉奖，这是第一家获奖的大众汽车中国合资企业。2006年开始，中国制造的变速器出口到德国。
2011年11月15日，《汽车商业评论》曾赴陆林奎上海家中进行8小时的口述历史采访，期间他谈及了CA141质量攻关的核心问题，以及15年前突然离开一汽的谜团。今年，我们发起旨在促进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健康发展的重量级奖项——铃轩奖，陆林奎是评委会成员之一。
当时铁路由日本人管理，我父亲才不到20岁，又读过几年书，学东西相对比较快，掌握了一些技能，比如测量铁轨的高低尺寸，计算转弯时的曲率半径等。这样，他很快就开始做现场的技术指导工作。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了上海铁路工务部门负责培训铁路工人的大队长，后来升任为上海工务段的副段长。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工资就达到130多元了。
1951年初我被送到邻村的一所小学读书，因为年龄小，先读了半年幼稚班。我记得最初是在一个庙宇里上课，要自己拿小板凳。几年后，小孩子越来越多，就修建了正规的校舍。我的家庭很重视对男孩的培养，曾经在日本人开的纺纱厂做过工的母亲经常跟我讲，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有好的前途。
初中我是在南翔初级中学上的，这个学校很有历史，在公私合营之前是私立的，有很好的校舍（包括教舍及学生、教职工宿舍），取名苏民中学，是为纪念南翔著名的教育家许苏民，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因躲避清政府迫害，一度东渡日本。这所学校前身叫私立苏民职业学校，原来在上海，1948年迁回千年古镇一南翔镇。我清楚记得，1957年9月开学时，我母亲用扁担一头挑着被子和凉席，一头用网兜装着脸盆、牙具这类日用品把我送到了学校。
总的来讲，我初中三年受的教育非常好，除了读书，我还参加了无线电小组、动物小组和气象小组。物理老师装矿石收音机，我觉得很神奇；长毛兔子的毛那一么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此外，我还参加过上海市数学竞赛，获得了优胜奖。
初中的很多老师曾经是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很有文化。有一位教音乐的男老师每晚晚自习结束后常常在宿舍门口弹古筝，很好听。还有一个美术老师，是位书画家，学校礼堂里挂的马、恩、列、斯、毛的肖像油画都是他画的。1957年“反右”期间，校长和一些老师都被抓走了，说有“政治历史问题”。我那时还小，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历史问题。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嘉定第二中学。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是当时上海市划定的十所两年制实验高中之一。我那一级共四个班，我是在其中分数最高的理工班。一年后，学校说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又改回了三年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要向上，老百姓要向上，社会风气也向上。我们这代人都很希望好好读书，将来能孝敬长辈、报效祖国。但就在高中，我要求申请加入共青团，却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打击。我的入团申请在团支部获得了通过，谁知过了一、两个月后，学校团委告诉我不能被批准，因为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个信息时如当头一棒，困为我深知这会影响考大学，从此我的大学梦蒙上了阴影。
后来我问父亲，什么是政治历史问题，他告诉我，上海解放前夕曾经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不是自己申请的，是他的头头瞒着他往上报的。知道了实情，我对父亲没有责备之感，却多了些同情。父亲也因其政治历史问题影响前程，一辈子不能申请加入共产党，职业上一辈子只能任副职，直至任南翔铁路编组站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志愿的第一个学校是南京航空学院，这两个学校当然都没有录取我，第二志愿的第二个学校北京机械学院录取了我，还是一般都不喜欢读的、机械行业里最苦最脏的一个专业——铸造！这个学校文革后期迁到了西安，跟其它学校合并，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
1963年9月我到了北京，虽然我对所学专业并不喜欢，但也没有气馁，心态上还是努力地读书。我在学校广播站做机务员，有时还负责在学校礼堂放电影，负责管理设备，也算是对中学时期无线电兴趣的延续。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上课曾一度停止。因为有政治上的教训，所以我父亲提醒我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这样，我就在广播站听听英语，读些英文报纸，还有看了一些书，其中一本书可以说影响了我后来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美国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组织者莱斯利·格罗夫斯在六十年代写的《现在可以说了》一书。
这本书的很多情节，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比如如何说服罗斯福搞原子弹工程。做这件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前有两个小人物给罗斯福写信，但忙于指挥二战的罗斯福根本不会理会。两个小人物继续给罗斯福写信，由于此信还有爱因斯坦的签名，所以罗斯福百忙中召见了这两个小人物。他们见了总统当然不会讲如何造原子弹（讲了，罗斯福也听不懂），便讲了一个故事：英国最先发明出了蒸汽机，但英法战争是法国最先把蒸汽机用在船上，结果打败了英国。现在德国已经在研制原子弹，美国有很多资源和人才，完全可以后来者居上。英明的罗斯福很快就同意研制原子弹。
这个工程聚集了很多科学家、工程师，但他们的太太们时常感到生活枯燥无味。格罗夫斯担心太太们的情绪会影响到先生们的工作，常常开Party。有一次Party的主题是让先生们和夫人们进行讨论，有两杯水一个温度高，一个温度低，放到冰箱里，哪一个更快结冰？太太们对冰箱熟悉，先生们对物理熟悉，讨论得非常的热烈，气氛非常融洽，双方都很高兴。
类似的情景还有很多，为我日后工作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理念产生了不少启发。
那时的大学都是五年制，我们实际上课是四年，中间停课等于浪费了一年，但对我来讲是蛮幸运的，因为我自学了不少知识。
学校批准了我去哈尔滨的志愿，但在正式公布方案的当天有了变化。我们班的指导员，也就是从空军政治部派出的军代表跟我说：谈谈你家里的情况吧。我一听就知道又是父亲的问题。随后，她就让我回到班级里等公布最终分配结果。看到贴在黑板上的红纸，哈尔滨锅炉厂旁原先是我的名字贴上了小红纸条，写上了另一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写在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旁，但先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当时我们同学里面也就15%要先到农场劳动，其余的都直接去单位报到。当年12月份，部队来人把我们接到了旅顺，北京有八所高校的两百多名毕业生，分成两个学生连。我们住的是原来沙俄的兵营，几十个人一间长通房，上下铺，有火墙取暖。那里的条件很艰苦，但也要慢慢适应。到的时候是冬天，没有农活可做，就由部队指导员领着我们学毛泽东习著作。
那时还有一个“笑话”可以讲。我们居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到自己分配的单位去。我们问部队指导员，对方回答：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男同学无所谓，可有些女同学急了，那时很多人都已经25、26岁了，如果过几年还不能离开部队，谈婚论嫁也受到影响。
而且部队还为我们规定了“三个不准”：不准回家探亲、不准亲属来探亲、不准谈恋爱（因为另一个学生连有一个女生排）。我听说有的女同学都偷偷掉眼泪了，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很担心。
到1969年3月份，我们坐闷罐火车，到了丹东的部队农场。农场所在地没有宿舍，我们要住在老乡家里，几个人睡一张炕。那时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没有地方洗澡，身上都长了虱子。现在回想起来，苦难是最好的老师。有了苦难的磨炼，人生的各种道路都能越过！
不过命运也有好的时候。有一次部队组织我们同战士一起看露天电影，天早已黑了，因设备出现了故障，迟迟不能放映。偶然的机会，我露了一手。从此，部队首长不让我下地了，让我专门管理无线电扩音设备、放映机和一些农机具。
1969年12月，收割完之后，我们又回到旅顺，学毛泽东习著作。一天，部队首长从我的登记表上看到我还不是共青团员，就说：陆林奎表现这么好、会这么多技能，怎么不是团员呢？他就让团支部，赶紧发展我入团。这样，我连申请都没写过，但在1969年12月9日通过支部讨论，正式入团，这时我都24岁，快要到退团的年龄了。
1970年4月份，突然从中央来了“一号文件”，准备打仗，要求在部队农场的学生赶紧分走，这样我就到了一汽。同我一批去的还有我们学校机械制造设备及工艺专业的石如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张锑，以及北师大的两个女同学等十几人。
发动机缸体是卡车最大的铸件，毛坯有将近200斤重，铸造成型后要让它冷却，把砂子震掉，这就叫落砂。这个工种是一汽里最苦、最脏、最累的，被工人们叫做“老虎口”，还有得职业病的风险。几百斤重带有缸体毛坯、砂子的砂箱，在震动栅边震边落砂，产生的噪音让人难以忍受，散发出的煤粉尘及多种黏结剂、化工原料高温后产生的气味，还有700多度热辐射，其恶劣环境可以想象。
那时的防护措施也很简单，员工一般只戴一个口罩和一副防护镜，有的什么却不戴。我和他们不一样，先戴一个口罩，把另一个口罩用开水弄湿戴上，再将防护眼镜压住口罩，防止进灰，口罩干了以后再打湿，戴上去。下班后人是脏得一塌糊涂，不洗澡根本回不去。长春的冬天零下20多度，我们班组劳动的时候就穿一件工作服，下班后赶紧披一件棉袄，钻到地下室的洗澡间。
这个工种根本没人愿意去，我们班组当时共五个人，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走资派，一个劳改释放犯、还有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当时有两个信念：第一，我肯定不会在这里干一辈子的。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知识，如果一个国家如此不重视有知识的人，这个社会早晚要完结。第二，他们虽然是劳改释放犯，但我和他们都是人，他们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呢？
一汽当时生产四吨的老解放卡车，部分民用，部分军用。那时铸造生产特别紧张，一周六天，一天两个大班，12小时一轮班。之所以任务这么紧跟废品太多有直接关系，废品率达到过三分之一。当时一汽是部队干部在管理，军人不懂生产，只知道要攻下山头，完成任务，技术不受重视，很多工程师都下放劳动了。
礼拜天没事时，我经常到厂图书馆翻翻英文铸造杂志，有一次我看到一篇专门介绍工频炉的耐火炉衬修筑的文章。当时铸造厂的一个难题就炉衬寿命短，经常因此停工，重新砌炉，非常贻误生产。我把这篇翻译出来，并到车间给修炉员工讲课。另外，我还给沈阳的《国外铸造》杂志投过一些翻译稿件。这样一来，大家都对我形成了不错的印象。
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看到一份铸造分厂在总厂学毛著思想经验交流会上发言稿，讲铸造落砂生产班组有个去年来的大学生，开始不安心劳动，觉得大材小用，经过在毛泽东思想小课堂学习后，改造了思想，就安心工作了。发言稿里没有提到名字，但说的就是我。一个所谓学毛著小课堂能改造得了吗？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1971年9月13日，正好是林彪出事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总厂的调令，让我到生产部报到，在技术科做技术员。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零点，重新开始，但我真的很高兴，我终于能从事技术业务工作了。我是学铸造的，不懂汽车，所以我就到图书馆，把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的书全部自学了一遍，汽车构造、汽车力学、汽车理论等等我都学了。
当时技术科有十来个人，不少是五十年代早期大学毕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处理全厂范围内比较重大的质量问题，比如铸件送到发动机分厂加工，如发生质量问题，我们接分厂投诉，就要到现场处理。在我看来，那时一汽的质量部门更多的是做质量投诉的仲裁。
就这样边干边学习，1975年我被提拔为质量处技术科的副科长，科长是韩玉麟，后来成为我们一汽的总工程师。除此之外，那一年对我来说还有两件大事：入党和拿到驾驶执照。
1974年春节，我结了婚，爱人在大连机床厂工作，两地分居很不方便，就向质量处的侯树金处长提出想调过去。
侯处长是北京人，解放前在天津一个工厂工作，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去了北汽，后来又调到一汽。侯处长没跟我讲大道理，只是说：“小陆啊，现在如果你能调回上海去，我不留你。我是北京人，但一辈子为汽车事业留在长春了。把你爱人调来，一辈子为汽车吧！”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如当时跟我讲服从革命工作需要之类政治言语，我恐怕根本不会接受，但他的话非常理性感人，对我也还有期待，我就留了下来。在我汽车职业生涯中，我始终把韩玉麟科长和候树金处当作恩师！
那时把我爱人徐润芳调来一汽也不那么容易。因为她是技术员，算作干部，不能单调，只能对调。侯处长当即报告时任主管生产、质量的沈正华副厂长，请求帮助。沈厂长找到市里的领导特批，把我爱人调到了长春。当时总厂干部处没有给质量处分配人员调入指标，她就先去了市交通局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后来，一汽设计处试制车间需要试制零件的工程师，她原来在大连机床厂是搞工装卡具的，正合适，就调入了一汽。
改革开放后，1978年，机械部牵头，我们厂派了十几个人到丰田学习。回来后，厂里为推广丰田的质量管理方法，专门成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简称质量办，为各个分厂的处长、科长和车间主任讲课。当时质量处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各个分厂培训，推广新的质量方法和技术，我委任质量办主任，同时我也充当教员，亲自讲课并在一些分厂生产线做试点。
我们质量处那次是派了一位科长到日本学习，带回来一些日文资料，好在我在一汽夜大业余学习过一年的日语，能看懂个大概，为学习推广丰田质量管理方法起到了有力帮助。
当时我们的理念还是原来从苏联学过来的，很落后，质量管理实际就算是事后检查工作。虽然我那时还没去过日本，看到他们带回来的资料真是很激动，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新理念，对我后来升任做一汽质量处处长工作受益匪浅。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和美国的交往渐渐多起来。美国质量协会每年都有一次质量年会，世界各地质量协会都会派员参加。八十年代初，机械工业部质量管理部门有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拿回来一些培训教材，还有录像带，交给一汽来翻译。当时我已经是质量处的处长了，这件事落到了我的头上。我领着几个科员用业余时间把它翻译了出来，然后交给中汽公司印刷出来，在行业里推广。为此我有机会接受邀请，在1985年10月带队，有一汽副总师李松龄及机械部、中汽公司各一位质量处长参加的小组，赴美国芝加哥出席质量年会。
这套资料现在看都不过时，通过它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质量的真正含义，质量和人的关系、和技术的关系、和生产的关系、和相关部门的关系、和配套厂商的关系。我认为，国内的质量管理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解决，这是我们工业化程度不高的体现。
这段时间，对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接受了“初始的MBA培训”。邓小平首次访美，签署了一份中美科技文化合作协定，其中一个项目是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培训中心，为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领导进行管理培训。这个地点后来定在了我爱人的母校大连工学院，现在的大连理工，名称就叫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该中心由当时中国国家经委、高教委与美国商务部合办。
1984年，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第四期的培训，是培训班的副班长。当时我们还不知道MBA，但回想起来当时讲的就是MBA的课程，有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还有讲企业的战略、政策等。授课老师来自美国一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由美国商务部召集，也有一些大公司的CEO来讲他们的企业管理案例。这样，我算是学到了一些西方工业文明最新的管理知识。
1985年7月，我被提为一汽的副厂长，没想到让我负责人事劳资，包括教育。这样我又要重新学起，但有很多事情只要钻进去了，可以说是一通百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很多棘手的问题和矛盾我都处理得挺好的，有两件事我尤其印象深刻。
一汽是大而全的企业，当时有11所小学、6所中学，1所技工学校和1所高专。我刚上任不久，劳资处的韩铭伦副处长就找到我，问应届技工学校毕业生分配该怎么分。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劳资处和技工学校都想争分配权，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人情。因为这个问题，每年都搞得乌烟瘴气，学生们都不认真学习，都是一汽子弟，谁家没有些关系？
我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就把劳资处长、学校校长叫到一起，宣讲了我的新思路：劳资处负责把当年各分厂每个工种需要多少人统计出来，学校把各专业的学生按学习成绩及在校表现排名。然后让学生自己报志愿，劳资处择优录取，就像高考录取一样。但是一位“特殊”的毕业生不按新规定办，对此我深感无奈、无言。
另外一件事也是跟教育相关的。当时一汽下面有一所市属重点高中，两所普通高中，原先厂里的政策规定，如果一汽的子弟报考了外面的重点高中，没考上，也不能再回到一汽的普通高中。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优秀的学生留下来。但事实上，一汽这所重点高中的水平并不怎么样，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数很有限，能考入重点大学的更是少数。一汽职工为此深感不满，每开职工代表会，此意见必提。
我认为，不能保护落后，必须改变，很快就宣布取消了这项政策，同时想办法从其它地方招聘了很多优秀的教师到一汽各个学校。这样，很多孩子考到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1987年初，一汽解放卡车换型产品CA141投放市场，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我是质量处长出身的，时任厂长耿昭杰又让我去抓CA141的质量改进工作。当时用户反映的质量问题很多，比较突出的是有电器、刹车，以及发动机早期磨损三个，其中前两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这一次我是以副厂长身份受权抓质量改进工作，因而可以按现代质量管理理念能把手延伸到产品开发部门。一汽是几十年产品一贯制，好不容易有换型了，一些设计师拼命想把自己的本事拿出来，但又没有足够的试验来证明质量的可靠性。比如电器的故障，其中一些问题是老解放都没有发生过的，那为什么要改成这样？我当时果断决定，如果新的不过关，那就改回去。
负责换型的总指挥是李治国副厂长，他规定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把试验的汽车在质量处的车库里做展示，让质量处和各个生产厂、配套厂的人去看。我原来在质量处，所以试车司机跟我关系很好，有一次一位姓于的试车司机把我叫到一边说，处长，这个车不能出厂呀！我问为啥？他说我们到桦甸山区里，没多久刹车就刹不住了！我一听，这个问题可大了。
第二天我赶紧把质量处技术科科长和摩擦片的设计师叫来一起开会，让他们马上再做试验。但试验做下来，说是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奇怪了，就问他们新的摩擦片跟老解放的有什么不同？一位女设计师回答我说，材料配方不一样。旧的摩擦片刹车到一定程度磨擦片会膨胀，新配方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之后我们反复研究，发现了一个在试验中被忽略掉的问题：当温度达到400度时，磨损曲线上升得非常快。这个问题在山区行驶很容易被发生，在平原一般发现不了，因为平原刹车少，但山区下坡的时候总要刹车，温度上升快，常超过400度，所以磨损非常快，导致刹不住车。据此，我决定恢复了老解放的配方，生产新车的磨擦片。同时，我暗自质疑当年新产品是怎样试验鉴定的？！
质量攻关的最后一个硬骨头就是发动机早期磨损，当时一汽对外解释的原因是CA141的发动机是按80号汽油设计的，但投产后国内80号汽油根本供不上，都还是用70号的，所以是汽油燃料的问题造成发动机早期磨损。这个并不是真相，现在我可以负责地公开讲，事实是空气滤清器系统设计不当造成的发动机严重质量问题。
最初，我们想了很多措施，但都没有成功。一次，我到重庆运输公司访问客户，一个女经理接待了我们。她知道一汽来了副厂长，就讲了很多客气话，像“感谢一汽领导来访问，一汽是国家的汽车摇篮”等等。其中，有一句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原来装康明斯发动机的红岩车也曾经有过早期磨损的问题，后来他们解决了，她相信一汽肯定也能解决。
第二天，我就到了重庆发动机厂，找到他们的总工程师，这个总工姓赵，原来是从长春汽车研究所调来的。我见了他，就开门见山地问他：听说你们的发动机原来有早期磨损的问题？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昨天在运输公司时访问时听他们说的。他听我这么一说，就跟我讲了实情。
赵总工告诉我，他们的发动机供给三类用户：红岩汽车厂的卡车、船用，还有发电机组使用，后两类使用中都没有早期磨损，只有红岩卡车发生了。后来他们发现是发动机的空气滤清器的问题。空气滤清器装在前车轮的前面，轮子一转把灰尘打上来，它简直成了一个吸尘器。再好的空清器吸了这么多灰尘也够呛了，所以灰尘太多，发动机很容易磨损。
我听他这么一讲，第二天马上坐飞机从重庆赶回长春。一汽汽研所多次讲，做过多次一千小时的台架试验都没有发现早期磨损问题，他们一致推断是制造的问题，你想，实验室里多干净啊？不装空滤器也没有关系，所以不可能有磨损。但到马路上一跑，就不一样了。我又要说了，当时产品开发水平就是这样落后。出于我对一汽的热爱，对主要领导的威信的维护，除了少数人当时知道这个严重的质量问题秘密外，时止今日，仍鲜为人知。
原来老解放是二级过滤，新解放改为一级过滤，而且空滤器是纸做的，灰尘一大，都快被打透了，根本起不了过滤的作用。之后，我们弄些灰尘做模拟实验，与用户反映一模一样，磨损，导致拉缸，跟实际使用情况一模一样。
这样我们就赶紧改，但新的设计一下子出不来。正好辽宁朝阳柴油机厂在为二汽提供柴油发动机，而且也是干式的空滤器，我让产品部门拿来跟新解放匹配。后来很长时间我们直接采购朝柴厂使用的空滤器，直到我们自己设计制造新的空滤器出来。
一汽对外讲是汽油的问题也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讲是产品设计的问题，用户马上就会对我们失去信心，不买我们的卡车，那么CA141，甚至一汽都会死掉了。也许在试验阶段有些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只是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说出了。
质量问题解决之后，我负责的重点又转到了发展上，比如轻型车的生产准备，但最主要是二厂区的建设，包括模具中心、第二铸造厂、第二发动机厂，以及奥迪C级第三代生产线的建设。通过这段经历，我熟悉了新项目的大致流程，从新厂房建设到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到投产，学到了项目管理的一些新知识，也翻译了一些外文资料，比如“同步工程”，等等。
1990年，一汽的总经济师吕福源调到中汽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负责的外经处就交由我负责。我接手后，首先就跟外经处的领导讲：进口业务由你们管，我负责出口业务。我深知汽车出口很难，很想拼搏一下，也能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同时，我还继续负责人事等工作，并担任了一汽的常务副总经理。
负责出口的这几年，我到过东南亚、非洲、南美洲20多个国家，跟当地的商人谈判，过程非常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比如在菲律宾首都出境，你在护照里夹上十美元，就能顺利离境，否则可能找你麻烦。在印尼海关，他们的工作人员就直接就跟我们索要所带的礼品，我一开始还不理解，这是腐败啊，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两年后，一汽的出口有了很大的起色，尤其在坦桑尼亚首都建立了中国汽车在国外的第一个合资装配厂。在这期间，我还积极地把外国零部件厂商引入了一汽周边，建立了六家合资公司，为捷达车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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