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有宗亲提出创建大律刘姓祠堂，虽是好意，但宗亲们没有表现出热情。其实大律刘姓在古代是有“家庙”或祠堂的，只是已经毁弃，不复存在而已。
大律是凤凰山周围最大的村子，也是邹东著名集市。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律村分为四个自然村落：前大、中大、后大和平安，共15个生产队。每个自然村落有的还有松散的居民点和各自的名称，前大实际上是最早的“大吕”村旧址，中间曾有宋金时期“大吕院”旧址，俗称“石门”，其西南和东南松散的分布着冯姓和陈姓街区，分别叫着“冯家胡同”和“陈家胡同”；中大的东侧有“大律沟东沟”，沟侧曾住着20户，称为“东沟崖”；后大因为居于村西沟西侧的土岗上，加之多是王姓故名“王家岗子”；而平安因为高姓最早居住，而且树木较多故称“高家杭子”。那时前大、中大、后大和平安四个居民点还没有完全相连。1974年，大队党支部将中大东侧的东沟崖20户搬迁到前中大之间和中后大之间的空地，当时党支部甚至计划将村子搬往村北白沙岗子，腾出旧村肥沃地发展农业，不少婚龄青年的宅基被安排建在了白沙岗子（实际就是黄石铺西南附近），很快在村北“黄石铺西侧形成一个村落”大律新村“，地图上曾标注为“白沙岗子”。1985年，支部书记易人，鉴于当时形势变化，新支部在平安和前后大之间的河道空闲地为村民划宅基地，引发位于白沙岗子的大律新村户不断回迁，自此，前中后大及平安相互连接，大律村逐步成为今天的模样。
中大的大律东沟北段东西两崖，主要居住着大律刘姓后楼一支刘英会支脉，我家就是住在沟东崖的一户。文革前家里曾悬挂谱轴，刘英会是本支始祖，可惜谱轴不幸毁于当时文革政治动乱。我大伯住在沟东崖的最北边，他的家后是一片庄稼地，每次耕翻地中间一片总是出现不少灰陶碎瓦片，我将这事告诉了奶奶，她老人家想了想说：“每早（过去）那里有个家庙，咱老辈的”，至于什么年代的，她也说不清楚，因为她记事时就已经毁弃了，仅有些地基残留，推测起来可能毁于白莲教乱时期，至于初建年代更是无据可靠，比较可能的时间应该是大律刘姓最辉煌的前后楼时期的明代。
奶奶活了80岁，1976年病故，大约生于1897年，她记事时当在1905年前后，属于清末。此庙最晚建于清中期，其位置居于村子东北侧，是村子上首，极有可能是后楼或全村刘姓人的“家庙（祠堂）”。
建于1956年的岚济路庙头桥板是用古碑铺盖的，里面曾有一面古碑，上面刻有不少“英”字辈前后的人名，其中就有本支始祖“刘英会”，可惜此碑现已不知去向。根据早年族人讲述，此碑或与建家庙有关。
根据相关资料，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本族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祠堂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
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家族观念相当深重，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的一个家族或者不同姓氏的几个家族，多有家庙用于祭祀祖先。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有钱之族“祠堂之制为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
到明代嘉靖“时允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只有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中国最大的家庙当属皇帝家的太庙，其次是各诸侯，王公的宗庙，这是按照《周礼》的规定，一级一级下来，到了士大夫，还有资格建家庙，普通庶民就没资格建家庙，只能路祭。民间的祠堂是从西汉开始出现并逐渐兴起的，汉代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祠堂多为石质，又称石室。我们刘姓是做过帝王最多的姓氏，大律刘姓古祠称家庙合情合理，这也佐证大律刘姓家庙曾存在，是可信的。
规模上，家庙应比祠堂大。明《鲁班经》卷一记载：“凡造祠宇为之家庙，前三门(山门)，次东西走马廊，又次之大所，此之后明楼，茶亭，亭之后即寝堂，为三进或四进建筑构成，即大门、仪门、享堂、寝堂。实际孔孟之乡基本坚持宋代朱熹的标准，基本都是一到三间旧式瓦房，规模和投资并不太大。
从邹城现存部分祠堂如驳家庙旧祠、灰埠“刘氏宗祠、及峄山镇某村祠堂看，大多三间房屋，符合宋代朱熹的规制，规模较大的唐村镇刘庙等祠堂（家庙）基本都是近年的肆意发挥。
2015年我参加一个山东大学国学教授在邹城的讲座，他说山东已经没有一处旧祠堂，不知他的依据从何而来，实际上在2013年前后仅邹城就还有数处各姓的旧祠堂，只是他们大多简陋，比如灰埠刘姓祠堂仅仅是三间民房而已。它们与南方及近年各地所建的富丽堂皇的祠堂相比，或许不被某些人视为“祠堂”，但它或许正反映了孔孟之乡远离“僭越”和对礼制的坚持。孔子有“过犹不及”之说，做事过头也是越规失礼。
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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