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乔家大院名扬天下，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不少近现代地主财主的“大院”纷纷亮相，给人们了解近现代财主大户们的庄园文化提供了鲜活的实物教材。
在我们邹鲁大地也曾有过不少豪门大户，其宅院建筑各具特色，很值得我们欣赏。可惜它们大多都因种种原因被毁，只能通过古稀老人的回忆和介绍去揣摩它们渐已远去的模糊的风采。一次回家，与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聊天，让我通过老人了解了我们邻村的王家大院的依稀风采。
邹东山区某村的王家大院，是该村地主王文征的宅院，大约建于1940年，正房为二层起脊古楼建筑。楼东头与三层垛口建筑相连便于瞭望与防守。大院正中间建有垛口式平房，将整个院子南北平分为东西两院，平房北有东西夹道、南有便门皆可东西相通，平时管家住宿平房，匪患危难时可登上平房防守。西院正房为客厅，南屋设有磨坊和私学，院子里有大粮囤数座。其东院由东厢房做厨房及家丁住宿，东屋北头有角门与邻居相通。院落东南为二门，为抬高多级台阶过道古式门楼，门楼右一侧专有角门通耳屋可进东厢房。出二门尚有一段过道方可抵达大门。大门亦为多级台阶式二层垛口建筑，庄重威严，有利于防守。大门二门皆悬金边蓝色横匾，倍感大气高雅。由于我不是画家，不善表现古典瓦当建筑式样，只能将其大致框架草图如下：
王家大院草图（局部）
王家大院大约毁于建成3年后的1943年。当时，巨越山（今凤凰山）前属游击区，抗日武装和日伪你来我往，竞相在大律周围一带活动，施加影响，征收税款。有一天，某抗日武装约二十人与正在此村征粮的城后日伪军五六人相遇，日伪军情急之下急忙逃进王家大院，将大门顶死，爬上垛口与抗日武装顽抗。由于日伪居于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抗日武装虽人多势众，但围困该院多时不能取得胜利，反被日伪毙伤三人，无奈之下只得摘下农户的门板，抬了伤亡人员撤出战斗，日伪军乘机逃走。待抗日武装调来人马准备攻打时，发现日伪已逃走，为王家看家的家丁也早已不知所踪，而王家人则于该院建成后就一直在滕县逃避战乱，极少在家。
抗日武装无法对日伪实施报复，负责人一怒之下，命令将该院及其他两家大户的楼房付之一炬。这位老兄不怪自己指挥无方，反将火发在没有生命的建筑物上。明明知道日伪居高临下，还硬着头皮叫战士拼命，试想如果别硬拼，将部队撤到周围日伪射程之外，派人送信，围敌待援，等着日伪下来再打，以众敌寡，以逸待劳，能让日伪沾到便宜吗？
当时王家儿子新婚不久媳妇娘家是曲阜大户人家，光木制嫁妆就三十二件，连同家中财物，全部化为灰烬。大火着了三天三夜，火蛇从楼窗里窜出，频频舔舐邻家草房，人家吓得将所有棉被泡湿摊在房顶上，几天不得安寝。
胜王败寇，自古如此。胜利者总是将自己打扮成秋毫无犯、不拿一针一线的仁义之师，其实战乱时期，谁也难免做一些野蛮事。无论我们如何贬低过去的富人，无论他们的财富是怎样来的，但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还是要靠他们雇佣来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技艺得以表现和传承，寻常百姓食不果腹，雇不起能工巧匠，搞不了精雕细刻，传承不了华夏文化。帝王将相财主大户的院落园林建设说到底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有的“革命者”热衷于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建筑和文化，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烧掉的是财主地主的庄园，磨灭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其心胸难免有些狭隘和愚蠢。王家人及其大院的遭遇实在有些冤枉，也不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大院以这样的方式被烧被毁，王家大院也许并无多大文化价值，但它的命运却代表着许多文化遗存的不幸命运。代表着几千年华夏文明周期性建设和毁灭的命运。
老人们说，这些房子留着干么不好，喂牛也比烧了强，当年仿着王家大院建成的大律刘昭庆的楼院，就曾当过中共邹县五区的机关，王启龙柴建标等老革命都在里面操劳抗日，房子不反动。
据老人们说，王家过到这么大家业实在来之不易，发家之前，王家人丁不旺，曾经只剩下一个寡妇守着个儿子过日子，没有成年劳力，只得靠雇工种地，连雇工吃剩下的菜，还要将肉或粉皮挑出来舍不得自己吃，晾干再熬给干活的吃。一个农家妇女，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有此志气，如此勤俭持家，实属难能可贵。由于她勤俭持家，家业越过越大，为王家成大户贡献不小，死后其后人为她立了功德碑，并受到官方表彰。此楼建起，王家地约千亩，正遇兵荒马乱，马子经常找富人绑票，家人极少敢出门，很快外出到滕县城置房避难。
建国后，王家人有个别在家作为地主受管制，没人愿意跳火坑嫁给他们，人烟渐稀自生自灭，其余音信全无。上世纪90年代突然有人从台湾回来，其家园早已面目全非，当即离去再也未归。据说曲阜也有其后人，也曾前来与邻居叙旧，皆已古稀，人生沧桑实在令人感叹。仅以此文表达对王家大院被毁的惋惜。201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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